当时祖逖请准北伐，朝廷只给1000人之粮，布3000匹，并且不供应铠仗与人力，得自行招募。祖逖遂“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并佃于安徽亳县之北，一面军屯，一面应战，卒使“黄河以南，尽为晋土”②。同时在荆州（鄂、湘、蜀、黔）方面亦有散兵佃作，足见于此时期军屯有卓著成绩。
晋明帝时，温峤建议在长江沿岸垦荒，“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由两军轮流更休耕耘，政府多有采纳③。又陶侃为荆州刺史时，亦“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④。楚“百姓勤于农殖”，说明荆州军民并耕，成绩可观。
晋成帝时有北伐意，荆州刺史庾翼率四万军自武昌至襄阳，并命其子庾方在襄阳“缮修军器，大佃积谷”，凭屯田以解决军粮。
迨后晋穆帝北伐，命殷浩“开长江以西疁田⑤千余顷，以为军储”⑥。殷浩“沐雨栉风，广开屯田”，一面又命部将荀羡率军“北镇淮阴，屯田于东阳之石鳖”⑦，成绩斐然。
至晋孝武帝时，由于苻坚统一北方，荆州刺史桓冲虑其南下，便移镇上明①，命士卒在长江北岸屯田②。
东晋末年，刘裕掌政，下令“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质，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③。可见当时荆州以外地区，屯田数不为少。
3.南朝屯田政策
东晋末年，北方之后秦高祖姚兴死。刘裕派毛修之修复芍陂④，在此屯田数千顷，以积蓄军粮⑤。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派刘义欣守寿阳，“芍陂良田万顷，堤堰久坏，秋夏常苦旱”，乃修理以利灌溉。宋文帝并在盱眙⑥一带设淮南都督，开创屯田，以供军粮⑦。
南齐高帝萧道成亦极重视屯田，命垣崇祖在寿春修浚芍陂屯田，努力垦殖，以平残丑⑧。
南齐至明帝时，淮南部分地区为北魏所占。尚书令徐孝嗣以淮南诸镇，皆取给京师，但漕运艰涩。建议州郡戍主帅以下，均须农垦，务使足食，则江南自丰⑨。惜南齐因内争而未能实行。
南朝宋孝武帝刘裕时，以北魏常来侵边，尚书右丞徐爰亦提议屯田，主张军队“且田且守，若使坚壁而春垦辍耕，清野而秋登莫拟，私无生业，公成虚罄。救之之术，唯在尽力防卫，来必拒战，去则邀蹑，据险保隘，易为首尾。胡马既退，则民丰廪实……臣以为威虏之方，在于积粟塞下。若使边民失业，列镇寡储，非唯无以远图，亦不能制其侵抄”⑩。惜此议未能切实执行。
南朝后梁国力颇盛，曾越国境至淮北，修整芍陂，增产粮食以供前线①。夏侯亶以豫州刺史守寿阳，轻刑薄赋，务农省役，民始安定。
后其弟夔继任，率万余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②。夏侯兄弟极受人民拥戴。
南朝中版图最小的陈朝，提出“莱荒垦辟，亦停租税”、“有能垦起荒田，不问顷亩少多，依旧蠲税”等奖励③。因此，造成当时的岭南地区“火耕水耨，弥亘原野”，而江南则“烧田云色暗，古树雪花明”④，南方的垦殖开荒遂发展迅速。
4.北魏屯田成效卓著
北魏近200年间（公元338—534年），对于屯田，无论军屯或民屯，均极为重视，成绩亦较南朝为佳。拓跋氏定都平城（山西大同）不久，即派“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阳塞外⑤”⑥。史籍记载这次屯田是荒地的垦辟。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后燕慕容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掠去谷物有100余万斛，足见该地区屯田成效不俗。
北魏当时在内蒙古一带屯田，主要为防御盘踞于蒙古新疆地区的柔然族。北魏太武帝拓焘时期的宁夏镇将刁雍说：“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诸屯，以为储积。”因此开掘新渠，使水充足，可溉官、私田四万余顷。致使“官课常充，民亦丰赡”⑦。
北魏孝文帝初年，为防北寇，每岁秋冬得派兵戍边，至春班师，人民劳累，决非久计。遂募健卒三万人，长驻边塞，“冬则讲武，春则种殖，并戍并耕”⑧。可谓正式的军屯。至宣武帝，“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与当地戌兵共五万余人，去沿淮一带，广开屯田”①。由于范绍为宁远将军，身兼营田大使，勤于劝督，因此连年丰收。
宣武帝时屯田淮南北的士卒，秋播麦而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已较曹魏屯田时为进步。
照《刁雍传》的记载，当时北魏的军屯，除了供应军粮外，还得交纳田租给政府，有剩余的才分配给田兵的家眷。有时不够交租，兵眷还得挨饿。开渠灌田后才使产量增加，改善了生活。
北魏亦重视军屯。照杜佑《通典》所载，北魏明帝正光年间（公元520年）以前，户口已比西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年）时倍增，意即已由245万户增至500余万户。当时既然“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即每户四口计，50余万户即为200万。
余人参加民屯，并设“农官”治理。屯田用耕牛由政府供给，规定一夫之田，每年收租60斛。《魏书·食货志》还说：“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可见北魏屯田相当成功。
5.北朝屯田更胜南朝
北朝的东魏孝静帝历时18年便禅位北齐。由于西魏在河南一带屯田的成功，大臣崔昂向孝静帝建议在幽州、安州、徐州、兖州、扬州及豫州等地②派遣农官广设屯田，以解决转运粮食的困难，使能“仓廪充实，供军济国”③。
后来普遍设置屯田，使东魏南、西、北三方面的边防都有了就地供粮的方便。
到北齐执政，虽为时不足30年，但极重屯田，中央规定“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并设置农正的官员，强制河北冀州、定州及瀛州之无业者迁徙到北京、范阳去垦荒地。
政府并以各地屯田收入多寡作为考绩以褒贬之①。如嵇晔建议修整在幽州涿县附近的旧陂，在长城附近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至孝昭帝皇建年间（公元535—561年），又在河南沁阳一带屯田，以供应对抗北周的军队所需粮食。
北齐设有“屯田客郎中”、“尚书屯田郎”及“屯田曹”等官，处理诸州屯田等事②。又如直属王室的司农寺，也设置典农署以管屯田，可见对屯田之重视。
同时，西魏（公元535—556年）与北周（公元556—581年）亦广泛设置屯田。如北周文帝宇文泰重用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作《六条诏书》，力主“尽地利”，“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苏绰协助文帝使北周迈向富强之途，“并置屯田，以资军国”，苏绰并命司农少卿薛善监领陕西韩城地区的屯田，一面在当地派8000工役冶铁铸造兵器，贡献甚大。
北周之能灭北齐，除借助江南陈国的兵力牵制北齐外，屯田的成功亦为主因之一。
综上言之，北朝的魏、齐、周诸国，均积极推行屯田，除粟、麦外，更种植稻，成绩较诸南朝尤胜一筹。
四、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
1.东晋赋役繁苛税种多
曹操击败黄巾得降卒30万，继而挟献帝迁都许昌。遂募民大规模屯田于许昌一带，得谷100万斛。其屯田收租之法是，将官田③出租给佃户，如佃户用官牛耕田，则政府分六成，佃户分四成；如自持私牛，则政府与佃户各分五成。佃户亦可免除徭役④。
曹魏并在每一州郡设置田官，如严匡为颍川郡典农中郎将；陈登为徐州典农校尉。《三国志·晋书·食货志》说：“魏武之初，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
屯田不但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亦可协补地方日常开支，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要在邺城（今河南）建造宫室，命并州刺史梁习从上党供应木材。梁习便请求“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以耕种菽粟，将所得作为准备供应木材的费用。可见屯田亦有助于地方财政。
曹操对非屯田的农民，另订立一套租调制度。规定每亩收田租四升，每户缴纳绢二匹、绵二斤。但不得再摊派其他实物，并令郡国守相监察，勿使豪强逃租而造成弱民的负担加重①。以当时亩收三斛计，每亩纳田租四升并加绢绵，田租并不算重。
此后两晋的户调制，大体上沿袭自曹魏制度，不过所纳田租与绢、绵有所增减而已。西晋户调制，前节已述及。兹再略述东晋之田租及户调。
西晋亡，东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即位，仍沿用西晋旧制，但疆土只有半壁南方，而移居南方的北方世家豪族又有免赋役的优待，因此国家税收日少。遂于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实行“度田收租制”。规定亩收十分之一，每亩税米三升。但此法为豪强所反对，弄致田赋积欠达50余万斛。至晋哀帝，田租减为亩收二升。但此处显然“升”字为“斗”字之误。因既然说明“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即每亩“三升”为每亩收入的十分之一的话，则每亩共收30升（三斗）而已，实不合逻辑。故以“亩收三斗”较为合理。
至孝武帝司马曜废“度田收租”而改为“按丁税米”，由初期的每丁三斛增至五石。而《隋书·食货志》比《晋书》所记还要多加“禄米”二石，共计每丁七石。所谓“禄米”是为供给郡、县官的秩禄所需，所以东晋之田租比前朝更重。此中原因由于王公豪族的荫户可以免除课役，以及豪强大户的逃匿田租所致有关。
至于土著或蛮夷所居之山地或荒僻之处，因无有蓄积粮米，政府便准以马、牛、羊、翡翠、明珠、犀角、象牙等牲口产物纳贡，以裨国用①。
东晋农民除田租外，尚有户调。规定“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丁女则照上述减半收取。
至于东晋的徭役，据《隋书·食货志》所记，是“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除了丁男每岁服役不超过20日外，又得为漕运而每“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可见当时需要漕运役夫亦甚为殷切。丹阳尹提及当时杂役有60项之多。
关于自中州流亡到江左的侨民，政府只宣布可任意“乐输”，并无规定数量，以示对侨民因逃亡而给予优待。至哀帝时，桓温下令“土断”，侨民居住之地便须编户以便征收租调，以免当地土人负担过重。
综上所述，东晋丁男租调共计租米七石，布二丈、绢二丈八尺、丝三两、绵十一两二分。遂促使不少人故意弄残身体或削发为僧以避徭役，鳏寡则不敢妻娶②。此外，尚有很多摊派，如“修城钱”、“送故钱”、“商税”②、“过津费”③等。清代厘金费只收百分之一而已。中国之有田宅房契税、交易税均始自东晋。
2.南朝宋武文二帝轻赋役
南朝宋武帝（高祖）刘裕是一位好皇帝。他经过两次北征，巩固了政权。他有刘穆之辅政，犹如刘邦之有萧何。
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他首先杀了虐民官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其子荆州刺史王绥，继杀“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的大族刁逵。杀一以儆百，政风大振。并将刁逵财富分给百姓，民心大快。
刘裕又宽施了一连串的利民措施。如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赦免判刑五年以下的囚犯①。义熙九年下令禁绝豪强霸占山泽，人民均可共享山泽湖水之利②。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又大赦天下，以前被流徙远地的人户可回本乡，并可免除两年租调。
刘裕又大力整饬赋役，例如义熙八年下令荆州、江州人民除履行租税调役外，地方官员不得滥征浮额杂项。以前凡郡守县令所享有的屯田养鱼收益，现一概废除。以前中央向上述两州征收的木材、皮毛一律停征。
义熙十年，减轻人民劳役，让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义熙十一年，免除荆州、雍州人民租税。
永初元年，中央政府不再向郡县征调造船木材及运船。以后由中央的“都水台”自行负责办理。中央各部门所需物资，不得向民间勒索，须自备款购买；并豁免前欠之租调及债项。
义熙十一年下令荆州、雍州、西局、蛮府等地区之吏及军人，年在12岁以下、60岁以上及孤幼、单丁与家人中需扶养者都遣散为民，穷独者且由政府长期救济。
刘裕又对以前避重役而自伤残的人士免除了冶铁的劳役。永初二年又下令限制地方政府滥征兵役，使兵户减少，人民可专心耕种。
综合宋武帝刘裕掌政十余年来，整顿赋役，减轻人民负担，以纾民困，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南朝宋刘裕卒后，由其子刘义符为少帝，但登位两年即被废。继由刘裕三子义隆继任为文帝，掌政达30年之久。
宋文帝亦能善承父志，致力农桑，奖励力田。从义熙到元嘉40多年间，是南朝史上赋役最轻的一段日子。
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文帝诏令各郡县地方长官注意劝农，要使做到地无遗利；并每年选出地方上模范农民，以示鼓励。
文帝并遵行刘裕的赋役政策，元嘉元年即下诏减荆州、湘州租调之半。
元嘉十二年诏免遭受水灾的各郡欠课。
元嘉十七年下令以前所给扬州与南徐州百姓的田地、口粮、种子；兖州、豫州、青州及徐州连年须缴的租谷，全部减免半数。该地如歉收五成的则全部免租谷，并从宽减收百姓的各种欠项；禁止人民分享山泽之利的地区要解禁；征用老弱服役的措施要废除，一切法令要从宽，并要公平。
宋文帝亦似乃父般重视救济，对百姓慷慨施赈。如元嘉十二年丹阳、淮南、吴兴及义兴等地大水，连首都建康亦全城水浸，文帝特从其他州郡拨米数百万斛以济上述灾区。二十年时有州郡水灾，文帝遣使开仓赈恤，拨发粮食和种子；二十五年因多处冰雪经旬，薪米腾贵，文帝命建康及秣陵之营署拨赐柴米。
根据《宋书·王弘传》所记，文帝并对人民服役年龄作了一次合理的调整。依照旧制，男丁13岁要服半役，16岁则全役。在元嘉初年调整为15—16岁，宜为半丁，17岁为全丁①。
文帝晚年欲继承乃父遗志，于元嘉二十七年仓卒出师北伐，因此覆师丧旅，并使广陵一万多户人家为北魏掳走。徐、豫、青、冀、兖各州之人民惨遭杀戮者无数，宋财政亦濒临破产。
皇命减百官俸禄三分之一，并向民间富有者借用资财四分之一，事息归还②，可谓中国最早出现的战时公债。但宋文帝仍坚持不向人民增加租调，可谓善政。
宋武帝刘裕、文帝义隆两朝政绩，《宋书》有两篇史评，颇多称道。一篇是《良吏传序》，其大意谓：高祖（宋武帝刘裕）平民出身，已知民事艰难。他在安帝义熙年间入朝作宰相，留心吏职。由于两次北伐，日耗千金，因此未能宽减赋役，但他仍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本人生活极为俭朴。清简寡欲，不重丝竹之音，舆马之饰，因而能连年出征。太祖宋文帝刘义隆幼年宽仁，继位后于元嘉七年，宋军攻占虎牢、洛阳等地，大军出征，军费出自国库，并不征用民众服役，亦不加重人民负担，因此国内安宁。执政30年来，每年只征收正额赋役，而无额外需索。人民安于自己的工作，守宰六年更换一次。虽然做到家给人足非易事，但亦无人死于饥寒。城乡歌谣舞蹈，到处成群，确是宋世之盛世。
另一篇史评记载在孔季恭、羊玄保及沈县庆等的传后评语，大意如下：史臣道，自从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逃后秦，刘裕平江陵并取得东晋政权后，一直至元嘉末年，共39载，不用兵车，民不外劳，役宽而政务清简，人民繁息，余粮满仓，夜不闭户，可谓南北朝之极盛之期。此时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丰收，使数郡忘饥。会稽郡带海傍湖，良田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斤黄金，即使长安一带亦不能比。荆州拥有南楚地区之富，扬州有全吴之沃及鱼盐杞梓之利，丝绵布帛足供全国衣着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