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不再……还不能……一个世界正在死去，另一个还没出生。
在这夹缝中，必然性与可能性不再相遇。这就是革命的悲剧命运。
在1848年的一系列运动中，马克思已经有了这样的预感：“革命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没有比革命者要为面包操心更糟糕的了。”（1852年8月19日的通信）而对于20世纪的革命而言，面包恰恰是头一个要操心的。
不合时宜的历史
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得更为明确：
“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
“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作历史的辩护。”
事实上，在时局的压力下实行了那些他们既没有预料到也并不希望的事，的确使很多人在字面意义上“丢掉了脑袋”；还有许多人同时也在更深层的含义上丢掉了脑袋。不过恩格斯的期盼则似乎并非全是一场徒劳：他期盼着能够通过共产主义的批判文献使我们理清这场悲剧的纷乱线条，并在历史的迷宫里引导自我。
时间属性各不相同的诸因素混杂起来，便构成了现实的全部：“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革命把一系列不相干的决定捆成一束，把不协调的时间拼在一起，把昨天和明天的任务放在一处。这就是为什么革命总是不稳定，容易扭曲变形，难以被纳入一个简单的定义——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的还是民族的。
“革命开端时所借用的名字，从来不会在革命胜利之日被写在革命的旗帜上。在现代社会里，革命运动为了获得某些成功的机会，开始时就必须借用那些虽然有反对现行政府的情绪，但是对现行社会制度却全部接受下来的人们的旗帜。总之，革命应当正是从执政阶级的手里获得进到官方舞台的入场券。”
所以，革命来得总不是时候。它如同受五马分尸，被架在“已不再”和“还不能”之间；在来得太早的和来得太晚的之间，永远无法准时。
“如果说公社（指1793年的公社）和它对博爱的憧憬来得太早了的话，巴贝夫来得却又太晚了”；“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紧随这种在必要与可能间的裂痕而来的，就是悲剧：1848年6月和1917年7月那些天的悲剧，还有1919年1月在德国上演的悲剧——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新生的德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人物，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这门媒介的艺术也就成了关于良辰吉日与不合时宜的艺术。”
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二重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他们紧接着写道，哲学家们根本没有能力提及“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的干预”。于是，他们所提出的历史叙述“不是以研究为根据，而是以任意的虚构和文学胡诌为根据”。
同样地，在蒲鲁东那里，根本就没有历史，有的“顶多是意念中的历史”，“历史的虚名”。而马克思站在所有这些宗教的或唯心的历史观对立面上提出的，则是一种唯物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不追求某个预设的结局，它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观，法国阶级斗争三部曲就成了一位新型讲述者的作品，而这位讲述者的叙事制造或生产着政治。这部占据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斗争大叙事使历史情节复杂化，并打破了时间的线性进程。马克思的历史并非是笔直的，而是经常“沿着糟糕的一边”前进。
人们曾经谴责马克思以进步的名义为殖民辩护，称其为一种强制性的现代化形态。实际上这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对他而言，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系列的路口和岔道，或诸如此类……如果大不列颠在印度的殖民行为使印度斯坦激起一场社会革命（尽管受“极卑鄙的利益”的驱使），英国将不情愿地允许它省去资本积累的痛苦，并贡献力量，使印度从保守主义中摆脱出来；但如果这场革命本身不发生，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如此说来，与说教式的寓言和教化式的传说完全不同，历史将又一次从糟糕的一边经过。
瓦尔特·本雅明写道：“没有一种文明的文献不同时带有野蛮的记录。”同样地，对马克思来说，一个剥削与压迫的体制统治多久，进步与灾难的交织盘绕就有多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政治地看待历史，并且历史地看待政治的原因。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作为这样一个叙述者，鼓励人们政治地看待历史，而不是忍受宗教般地忍受历史。
马克思的法国阶级斗争三部曲践行了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写作手法，在其中，事件、人物与特性都有其各自的位置；可能性与现实同样重要。这样，他就实现了在其《神圣家族》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声明过的与历史思辨哲学的决裂。
因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那种护教论观点，即那种认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理应出现的，这样世界才能如我们所见，我们才能如我们所是”的观点——“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面对这种由古代的“宿命”、“天意”世俗化而成的对大写的“历史”的拜物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一种破除一切幻想的概念，即“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一个“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的简明定律，很好地总结了这一重大的观念转变。它并不是一位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去演出木偶戏的新神，而是“人类创造了历史，但是在制约他们的一定环境中”。这一在斗争中顺势而生的历史观，正印证了米歇尔·瓦岱的一本书的题目——《马克思：研究可能性的思想者》。
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到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中去，这也是一部有着独创史学文风的作品。他没有将他的半点普遍哲学思考显露在他的意图中，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批注，包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一起出版的笔记，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nota bene，“注意”。然而就是纸页上的这八条备忘性质的电报体简短小注，很值得我们格外地留意。
在第一条注中，马克思并未提及经济对政治的机械性决定，而是强调了战争作为新生社会关系的实验室与大熔炉的重要性；
在第二条注中，马克思提议将“人们一直写到今日的理想历史”放到“真实历史”中去经受考验，以破除“宗教与国家的旧历史”的神秘感；
在第三条注中，为了把握历史变化的复杂性，马克思强调“第二级与第三级”以及“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第六条注中，马克思建议道：“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考虑到生产关系间、法律关系间和艺术生产间的“不均衡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考虑到各种变故和非同时性所造成的结果；
在第七条注中，马克思强调历史“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他也及时避免了机械论式的解读：“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这些注释提供了种种宝贵的迹象，指出了这种“历史的新写法”，以及它和那些神学与目的论大叙事的决裂，而这正是马克思的愿望。
1877年的一封著名的信有助于阐明这一切：在回应那些认为在《资本论》中找到了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理论的俄国读者时，马克思回信拒绝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这把万能钥匙悬于利益与斗争的千变万化的历史之外，它是唯一意义上的历史的万能钥匙，是教化式大叙事的万能钥匙；这些都是各种有关普遍历史的思辨哲学的延续，而马克思早已与那些哲学决裂。
在开放性的历史中，政治在诸多可能性中间做出决断。不再有所谓“正常的”发展可以与不正常的发展或是与异常、畸形的历史相对应。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为俄国展望的多种可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苦难之路的发展模式即是证据。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种历史观通过葛兰西和本雅明各自的思考而得到了独创性的发展。它认为过去会影响现在，但并非机械性的决定。
葛兰西写道：“事实上，我们所能科学地预测的只是斗争，而非其具体时刻。”“仅仅是斗争，甚至不是它的直接结果，而是由它的持久的胜利所表露出的信息，即这场斗争的理性与非理性。”
也就是说，斗争的意义不是由它的直接结果赋予的，而是在一场“持久的胜利”的光芒中回顾性地出现。但如果这样，那么在一场既没有“终局”，也没有“最终审判”的斗争中，“持久的胜利”指的又是什么呢？
为了给历史的审判和它不详的判决画上句号，为了终结它的机械装置和装配着“进步”的齿轮（有这些，好像只要等待，一切都会准时到来），瓦尔特·本雅明彻底颠覆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
瓦尔特·本雅明首先涉及的是“过去”这个概念：过去“不再是‘从前’，不再是历史的，而是政治的，属于政治类别的”。同样，“现在”也不是时间的机械链条中简单的一环，而是，而且尤其是有节奏的、破碎的政治时间，是行为与决定的时间。它长久地、一次次地扮演着过去与未来的意义，而政治正是这门关于现实与意外的艺术，关于时机与良辰吉日的艺术。
不同于那种无中生有的或是属于神的纯粹意志的宗教奇迹，革命有它们的理由，但它们会在我们预料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突然发生。革命不可避免地不合时宜，永远不会准时赴约，它们在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使它们的实践者冒着措手不及的危险去演出一个本不合适的角色。所以，马克思，这位思想者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更是一位政治行为战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