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转而认同共产主义。但这种共产主义在当时还只是一种哲学观念，一个没有血肉的幽灵。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也是这样，它最初出现在《德法年鉴》中论述法哲学这一社会解放的“积极的可能性”的文章中。
事实上，这一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然而，即使这个无产阶级的形成与“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即使它在震天的喧嚣声中登场，它依然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否定，以及一个哲学动因。哲学在无产阶级身上寻找自己的“物质武器”，而无产阶级则在哲学身上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
总之，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是大脑与四肢的关系。
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
在巴黎圣安东郊区的那些受着烟熏火燎的工人中间，在众多德国移民中间，马克思发现了这场“实践运动”和它新的社会交流形式。
马克思说：“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等视为目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
“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与恩格斯的相遇为马克思带来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和宪章运动的详尽消息，十分及时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发现。
在现代无产阶级突然出现之前，主编《莱茵报》的马克思正有些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探讨。1859年，当马克思回到他自己的“经济研究工作”上来的时候，他回想起了1842和1843年的时局。那时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也就是要借“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这一机会发表观点。
在1820年至1840年这段时间，不只在德国，还包括在复辟时期的法国，以及在1834年著名的《济贫法》之下的英国，一系列新的立法措施的出台推翻了穷人在这之前借助公共财产赖以生存所需要的习惯权利（如拾柴权、拾穗权和自由放牧权）。
这样一来，乡村或教区利益一致的基本形式就被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财产（如林中的干柴等）被商品化，农民们被赶到了城市，并不得不为那些新兴的产业舍身卖命，正如今日的自由主义反改革运动那样，有系统地摧毁工作权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迫使劳动者们接受那些越来越苛刻的薪酬条件和雇佣条件。
事实上，这些措施有重新定义公共领域与私有财产之间界限的趋势。通过规定公共财产的使用权，它们冲击了上古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即当时马克思所称的“财产的混杂的不确定的形式”。从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年轻时的马克思研究现代阶级斗争是从财产问题着手的。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的一篇再版序言中，恩格斯给“资产者和无产者”这一章开篇的这句话加上了一行注：“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因为“在1847年的时候，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实际上，那时的人类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即便我们强调了有文字可考这一因素，这句箴言还是不能让人彻底满意，除非我们给这句话中的“阶级”一词赋予一个更广泛的含义，使其包含各种社会组织形式（如种姓、氏族、宗派、等级、地位等），而不仅仅是以“自由劳动者”和“资本生产”关系为前提的“现代阶级”。“以前社会”倾向于“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使它固定为种姓”甚至“使它硬化为行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并不是生来就被固定在某个社会地位或是世袭群体上，在理论上他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希望，一种个人成功的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梦想成为亨利·福特，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就能从工人的社会地位中摆脱出来。
在广义上，社会的阶级分层比社会分工来得要早。一旦生产力得益于工具的使用而到达了可以提取和积累剩余财产的水平，社会阶层就产生了。首先就是负责记录和经营这一社会剩余的教士阶层。而在奴隶或农奴阶层中，剥削关系就表现得很清楚了：暴力垄断通过强制劳动或是苦役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在现代劳动合同中，这种暴力和强制被隐藏了起来，但实际上丝毫没有消失。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无法找到对阶级的简单定义，也没有什么社会职业阶层统计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这里，阶级只有在相互对抗的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阶级要在它们的斗争中，通过斗争定义自身。换言之，阶级斗争这个社会学概念同时至少也是一个战略上的概念，甚至更偏向于后者。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
《资本论》的第一卷论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在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揭示了剥削关系（在市场的地下室里进行的榨取剩余价值的活动，在那里，比圣母的无玷始胎更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即钱生钱，资本自行膨胀的奇迹——不言自明）。这种关系产生的原因是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工人被剥夺了机器和工具，因为那些都变成了资本家的私人财产。
然而，在生产领域中，剥削关系仅仅是阶级关系的骨架和轮廓，是它最基本的形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中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从而“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
《资本论》第二卷论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从货币形式的初始投资，经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最终实现利润），通过工资关系以及劳动力的买卖引入了新的规定概念。最重要的是他引入了“（直接或间接）生产劳动”以及“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就如同他在第一卷中提出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一组概念一样）。一些学者认为，在生产劳动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中，我们可以为那些关于无产阶级的一种约束性的、颇具工人自豪感的概念找到依据。
然而，与此相反，这一层面上的概念并没有带来阶级的定义标准。实际上，这些人的观点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随着去工业化和工业分散化的进程，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成了疑问。
尽管如此，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从劳动力占有者与作为他人私人财产的生产资料间对立的产生那一刻起，“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了。”
《资本论》第三卷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再生产）的总过程。在这里我们不再追寻一个抽象的、唯一的资本的转化轨迹，而是要抓住在市场上竞争着的众多资本的集合运动。只有在这个更为具体的层次上，阶级关系才体现为“全体劳动者”与“全体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合乎逻辑地认为，在被打断的第三卷结尾，那未完成的关于阶级的一章所论述的正在于此。
在实践中，对阶级的划分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因为“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在这未完成的一章中，“乍一看来”，三大阶级是由收入来源定义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分别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但这也仅仅是“乍一看来”罢了。因为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这几个大的区分会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被过分复杂化。
对于“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简单的问题，马克思回答道，如果通过收入来定义，将会把我们引向“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所有者，耕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者”，等等。随后便是恩格斯这条简短的注：“手稿到此中断”，没有做任何评论。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手稿停在了一个难以为继的理论悬念上，停在了一个尚没有答案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猜测，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写作计划中未能实现的关于国家和世界市场那几卷中可能会进一步展开。
事实上，那几卷本来应该引入一些限定性概念，使得我们可以认识到官僚主义的特殊角色（马克思在这之前不久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提到这一点）以及无产阶级在国际尺度上的内部矛盾。
“一些大的集团”
所以，我们无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甚至包括《资本论》中，找到关于阶级的刻板定义。马克思所采用的实际上是一种透过历史与斗争的动态观点。当他论及无产者的时候，他所说的并非那种标志性的产业工人形象——比如《天色破晓》里的让·迦本或者《洛克兄弟》中菲亚特工厂里的工人们，也不是左拉笔下家喻户晓的铁路工人和矿工，而是纺织工人、工匠、裁缝、鞋匠、珠宝工人和装订工人。
伴随着技术和劳动组织方式的进步，无产者们也从来没有停止改变自己的面貌。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这里找不到关于他们的明确定义，却经常有大致的描写。
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他们是一个阶级”。又比如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的那条非常鲜活的定义：“无产阶级是指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雇佣工人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
在关于阶级的问题上，后来列宁又为定义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并不是最简单的答案。他说道：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这个教学式的定义将社会地位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结合起来（包括财产的法律地位）；将分工中的地位与等级关系结合起来；将收入的性质和数量结合起来。与那些分类性的社会学不同，这个定义并不寻求罗列个案，或者把一些个案来个“一刀切”，而是立足于那些“大的集团”。
今天，我们常常会问，既然现在有各种各样按照婚姻关系、社会地位和群体从属身份划分的“苦难者群体”，每个群体都汇聚起遭受着相似的屈辱和痛苦的个体，那么，“无产阶级是不是在消失呢”？
但反过来我们却从来不问资产阶级是不是消失了，因为他们有难以置信的收入，有各种（无法接近的）俱乐部，还有非常显眼的各种作战机构（比如法国企业运动联盟和法国冶金行业工业联盟）。帕黎索女士、高迪耶·索瓦纳科先生或者博洛雷先生就是资产阶级存在的证据。这个阶级甚至想要世袭，变成一个种姓，并且拙劣地模仿古代的贵族，其庸俗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娱乐杂志上炫耀着自己的财富，与资本主义诞生时应有的朴实无华的新教徒式的精神大相径庭。
既然有压迫者，那么也一定有被压迫者；既然有统治者，那么也一定有被统治者；既然有资产阶级式的资产者，那么也一定有无产者。事实上，他们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使得人们忽略了他们的存在的原因，则是他们的分化以及个人化。
这种个人化不是对自由和个人独立的进一步憧憬，而是一种被强加的政策的个人化（工作时长、时间、休闲娱乐和保险）。伴随着这种分化的，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竞争、对抗精神和胜者为王：人人为自己，倒霉是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