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一路行去 风景逶迤：我的人类学之路(3)

另外，资源问题是维汉民族关系中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口方面，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导致区域内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也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基本上是在15、16世纪形成的，是新疆的主体民族。2000年，维吾尔族人口居新疆首位，占总人口的46．00％。汉族很早即定居新疆，1949年占新疆总人口的6．72％；建国后大批汉族迁入新疆工作，至2000年增加24．14倍，占全疆总人口的39．21％。移民的大量迁入导致人均占有的资源量下降，对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一定心理压力；同时，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维吾尔族聚居南疆，汉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北疆，超过1／3的汉族生活在相对隔离的兵团--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融合的进程。

经济、政治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方面出现矛盾。经济资源方面，乡村中，不同民族间的收入差距日愈突出，城市不同民族居民由于孩子数目多寡、生活方式不同等因素生活水平也有差距，一些维吾尔族居民将收入差距与汉族居民的迁入相联系。另外，石油开采中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分成问题、石油开发对当地经济的带动问题也是当地少数民族最关注的重点，资源问题几乎是每次暴动的煽动口号。政治资源方面，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低于人口比例，少数民族干部多担任副职并多任职于民族、宗教、统战部门等问题，引起较多的议论和意见。

在旗帜鲜明地反分裂、反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怖破坏活动的同时，值得中央及新疆地方的决策者注意的是，当前的政策应当是化解矛盾、促进各民族整合。一方面要进行政策调适，使包括文化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具有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减少因循的、过于刚性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政策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经济，提高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合作，促进文化整合和国家民族认同。

调查研究表明，中央政府的政策对西藏、新疆这两大民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社会运行影响至深，而且其特殊性是中国的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为国家计、民族计，决策者对民族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应当慎之又慎。

徐：你的研究花了不少功夫，得出的结论也很有现实意义。希望能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适。

听说你前年考了北大的博士，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在已评了教授、正是出成果的时候又跑去读书？

靳：这是近年常被关心我的朋友们问及的一件事。我研究生毕业后，逢年过节都去看杨堃先生。每次去，问过我的近况后他必要叨叨两件事：要入党，一定要入，中国共产党是现在惟一能领导中国的党，且在中央党校工作，哪有不入的道理；另一件事，要读博士，上硕士时学得很好，应该再进一步，不读可惜了。说了不知多少次，真真是耳熟能详。但不肖弟子，因种种因素，有愧导师期望。2000年投考北大，动因主要是在工作中觉得民族学的学术工具稍嫌感性，期望能熟练掌握社会学的量化方法，弥补自己研究手段的欠缺。另外也由于职称已定，心无羁绊，正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

徐：作为关心你的老朋友，我发现你又介入了艾滋病问题的研究。

靳：是的，谢谢徐老师的关心。目前我只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在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研究还待进一步深入。

介入艾滋病防治的缘起，是2001年初由中英性病艾滋病项目办程峰博士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等筹办的《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会议。“艾滋病”这个词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是1993年夏天。当时我先生患肺炎人住北京医院，我去探病时两人散步至东单公园，一些学生模样的人派发宣传单给我们，一看，是预防艾滋病的。粗粗浏览，只觉得艾滋病与同性恋、多性伴、吸毒联在一起。什么乱七八糟，与自己毫不相干，当坐垫吧。后来看到王小波写的东西，恍然大悟：东单公园是一个“同志”聚会场所，此种宣传品的散发是有针对性的，是和我无关。

徐：你不是搞医学人类学的，为什么对艾滋病问题产生兴趣？

靳：这还要说到2001年春天景军教授筹办的那个会议，会议对参会的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同仁有启蒙作用。会议上诸多专家的发言让大家了解到，艾滋病不仅是一种传染病，也不仅是“堕落”、越轨的边缘人群的专利，艾滋病已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时，中国政府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60余万，专家估计实际数量大于此数，若得不到有力控制，2010年艾滋病感染者将达1000万。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艾滋病，医疗负担的增加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将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并给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艾滋病在中国的急剧蔓延已经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安全和民族发展。

防治艾滋病要靠多学科的合力，对艾滋病的“治”主要依靠医学科学，包括疾病的治疗、疫苗的研制、药物的开发；但艾滋病的“防”则要靠社会科学，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预防知识普及、观念转变、其传播的经济、文化途径的阻断。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我们，有责任义务从不同的角度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减少其社会危害。

徐：听说你作的项目是在中央党校开展的，为什么？中央党校的学员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与一般认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目标人群完全不同。

靳：我通过调查和思考发现，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级（地厅级）和次中级（县处级）领导干部是中国目前防治艾滋病工作最重要的目标人群。

参加了景军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与党校的学员讨论、交谈，会有意无意地提及艾滋病问题，我发现这些党委政府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对艾滋病的知晓率很高，但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水平较低，有明显的道德化、意识形态化趋向。一种较普遍的看法是：只有性乱、吸毒的堕落人群才会得艾滋病，这些人死了活该，与我们无关。有的干部提出疑问：英国人为什么要出钱帮中国防治艾滋病，肯定有政治企图！有的干部说：卫生部支持在娱乐场所发放避孕套，对吸毒者实施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疗治，是纵容犯罪！

在中央党校的问卷调查表明，国务院1998年以来下发的防治艾滋病法规性文件，我们的领导干部基本上一无所知；40．9％的领导干部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与自己的工作没有关系，36．8％的人否定“艾滋病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威胁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在《中国预防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中，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预防和控制体系，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就我们中高级领导干部目前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观念和态度，实现这一目标基本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各级领导是艾滋病防治工作最重要的目标人群，他们是中央政府防治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防治政策的制定者，是全社会艾滋病防治的领导者，他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关系到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效和未来。同时，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在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为，这既危害他们自身的安全，还因为他们的示范作用，对社会也有较大影响。因此，防治艾滋病，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和动员各级领导干部。

徐：中央党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你如何开展活动？

靳：请教了一些老师，结合党校的特点，我决定在中央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培训研讨活动。活动有几个内容：（1）报告会，请专家讲授艾滋病的基本知识、艾滋病的社会危害、中国政府的防治政策、国外的成功防治经验；（2）研讨会，请专家引导学员讨论防治艾滋病的政策问题；（3）问卷调查，分为活动前的基线调查、活动后的效果检测调查。得到中英项目办、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得到相关专家和一些老师的支持鼓励，2001、2002年在中央党校搞了三次项目活动，效果很好。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显示，参与政策培训研讨活动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清除了在防艾政策上的盲点，提高了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对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对政策措施的看法亦有较大改变。参与活动的学员认为，这种研讨活动很好，非常必要，能提高参与者的责任意识、改变态度和观念，有利于将来在工作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学员正面积极的反馈给我很大鼓励。

我做艾滋病的项目受到很多人质疑。同事说：好好地做民族研究，搞什么艾滋病，一听这名就硌硬。有的还说：中央党校搞这个，丢人。南方的学界同仁说：你们北京人怎么尽搞艾滋病？北大的老师说：艾滋病不能作博士论文（题目）。我这样想，艾滋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平时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有大难，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不能漠不关心。另外，重大社会危机出现时，对社会是大不幸但对研究社会的人是一种幸运，对研究社会的学科是一种发展的契机。对艾滋病、SARS之类的重大社会危机问题，各学科都要有所回应，各尽其力。

徐：有社会责任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为人类的知识库增加财富是我们研究的重要目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对现实有所贡献。

人类学比较特殊的一点是需要做大量的田野，作为一个女性。你有什么体会？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困难？

靳：徐老师这个栏目已访谈了二十多位民族学人类学家，但我印象中女性不多。这也很正常。因为在我们这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进入学者领域的女性数量很有限。一些女性朋友常抱怨做女人太累，我自己倒觉得做女人比男人更自由，没有必须成就事业的社会压力，可进可退。坏处是压力小有可能成绩也少，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也。做田野调查，女性和男性的辛苦是一样的。最特殊的一点，可能是女性由于生理和文化的因素面临着性侵犯的危险和困扰。业内传说在泸沽湖边有若干个小××（某知名人类学家），当然可能是无稽笑话，但女人类学家就不可能如此“潇洒走一回”，反而在田野作业中要尽力避免受伤害。另外女性要牵挂的东西会多一些，比如我假期去作调查时，首先要把女儿安顿好。女儿常受小朋友们羡慕的是已坐过近20次飞机，因为她从四五岁就开始在假期独自坐飞机回云南姥姥家。我在短期外出开会前要买各种速冻食品、水果、蔬菜将冰箱塞满，有时真的想做一个大饼套在他们脖子上，省得我挂心。

回望人人类学之门后20余年的历程，心中很多感激。感谢给我启蒙、引路的杨堃先生，感谢给我又一次学习机会和诸多指点的费孝通先生、马戎先生，感谢一直帮助、鼓励我的朋友们，也感谢理解支持我的家人。还要感谢人类学，它让我看到许许多多旖旎奇异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古人说：人生如逆旅。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理解，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风景，读书、行路都是为了看景，搞人类学这一行尤其能更多地看景、更好地看景。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看风景。我喜欢人类学，一路行去，风景逶迤。

徐：谢谢你接受访谈。

靳：谢谢徐老师。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