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
徐杰舜
徐：这次在花莲东华大学开会，了解了您作为一位女士，玩泥巴玩得很有水平，从小到大，即从玩景德镇瓷器到玩陕北的窑洞，很不简单。又听说您过去是学画画的，不知道您是怎么对人类学感兴趣的？
方：对人类学的兴趣是基于我对文化和艺术之间关系研究的兴趣。我最早是学画画的，也做过陶艺。后来转入了美术理论的研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觉得当时的美术学研究尤其是工艺美术学的研究，有许多的空白地带，要走入这些空白地带就应该为工艺美术学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通道，这条新通道就是工艺美术学与文化学的关系，也就是美术与人类文化活动的关系。
以往艺术学的研究对作品本身的表现形式和意义关注较多，而对作品与人的关系以及艺术活动在人类的生活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追问得较少。另外，对于创作这些作品的人以及这些人的人文世界也关注较少。尤其是对一些下层手艺人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尤其是缺少这一方面第一手田野考察资料，由于这些方面的欠缺，对艺术的本质的认识也就自然难以全面，对艺术在未来社会中发展的意义与所存在的价值，也会缺乏较深入的探讨。
当然，艺术学界还是一直非常重视民间艺术方面的研究的，注重对民间艺术的采风工作，产生过不少优秀的成果。但从人类学的视野去理解其艺术后面的文化意义，去理解民间艺术与其创造者--民间艺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我对这项工作感兴趣，愿意做这方面的探讨。所以后来由工艺美术学的理论研究转入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其实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还是一样，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横跨了两个不同的领域，由以前单一学科的研究变成了交叉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对人类学感兴趣的根源，不知我的回答您是否满意。
徐：我拜读过您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请您谈谈您在景德镇的田野工作及研究成果。
方：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瓷都，也是我的家乡。以家乡作为田野考察的对象，从费孝通开始，几乎成为中国人类学家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这似乎有点违背西方人类学的惯例，因为按照西方人类学的惯例，人类学的研究应该是远离自己本土的“异文化”。对家乡研究的好处是你熟悉那里的环境、那里的语言、那里的历史和那里许许多多流传在民间的掌故。当然，研究自己的家乡往往是在自己离开了家乡以后，当远远地回想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时，才会发现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之所以研究我的家乡景德镇，一方面因为那是一个我所熟悉的地方和环境，另一方面还因为那里的陶瓷艺术闻名世界。我曾经学过陶瓷美术，搞过陶艺创作，而且嫁了一个做陶艺的丈夫，那是一个我非常熟悉和非常喜爱的专业。我希望通过对当地陶瓷艺术尤其是对当地民间陶瓷艺术的考察，来切入我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
当然，最初的研究动机，还是来自我每次从北京回到家乡都看到家乡的民间文化传统正在一点点地消失，许多年老的民间艺人带着他们祖传的技艺、带着他们对旧时代的理解和记忆在逐步地退出他们的人生舞台。我感到了一个旧时代的文化正在终结，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逐步地突现出来，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亲眼目睹这一变迁的记录人和研究者。当时我正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和导师商量以后，便将景德镇民窑陶瓷艺术的研究列入了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内容之一。这是在1993年。
通过三年断断续续的时间，我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考察报告。1996年我带着这份考察报告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当时我希望将景德镇民窑业的考察和研究作为我博士后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所里的领导和合作老师周星教授的支持和鼓励。在北大又花了两年时间边查资料边再次到景德镇考察，最后完成了《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这份博士后出站报告。
用人类学的方式考察一个正在发生着急剧社会变迁的传统手工艺行业和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城市，实际上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因为人类学的传统大多是考察一些落后的土着民族，而且那些土着民族的文化大多缺少文献的记载，也大多生活在一个较封闭的地理空间。
但景德镇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建镇历史的城市，同时也是为皇家制瓷的官窑所在地。不仅记载其历史的文献资料较多，而且早在元代，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历史就和世界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元代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就主要是为了出口到当时的伊斯兰国家。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带了许多景德镇瓷器到沿途各国互赠交流，明中期以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率先通过台湾当跳板，到景德镇大量购买瓷器贩运到欧洲市场，赢取利润。后来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都纷纷派商队到景德镇购买瓷器。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朝鲜、越南、日本等，都仿造过中国的瓷器。尤其是日本最初到景德镇购买瓷器，后来不仅学习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还仿造景德镇的瓷器，打上景德镇制造的底款出售到欧洲市场。虽然景德镇只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其很早就成为了一个文化艺术较开放的空间。当它把自己生产的瓷器艺术输出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时，也从其他国家引进了许多新文化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因为作为商品的瓷器艺术，必须要符合购买者的审美要求和使用要求，这就迫使景德镇的艺人们要按照使用者们的要求来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要不断地揣摩对方的文化和艺术审美心理，而这一揣摩的过程却成了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正因为景德镇不是属于一个缺少历史发展记载的简单社区，所以对它的考察仅仅限于观察生活和做访谈所得来的一手资料是不够的，必须翻阅大量古代的中国文献材料以及国外的有关历史材料。对于景德镇这样一个古老的城镇，不了解它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说得清楚它的现状的，因此，我对它的考察是从梳理它的历史开始的。也可以说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同时进行的。景德镇的制瓷历史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官窑是专门为宫廷制作陶瓷的窑业组织，而民窑则是为国内外市场需要而制作瓷器的窑业组织。民窑是官窑发展的基础，也是更为庞大、波及面更加广泛的民间陶瓷生产机构，但历史上重官轻民的思想使民窑的研究向来为文人们所不齿。作为人类学者来说，更关注的是下层平民的文化和生活，因此，我选择了景德镇的民窑来作为我的研究对象。
景德镇是历史悠久又复杂的手工业城市，对于它的研究我花了九年的时间，写了三本书，一本是《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一本是《飘逝的古镇--瓷城旧事》，一本是《景德镇民窑》，三本书加起来近百万字，四百余张图片（包括图表与各种白描线图）。前两本已经出版了，最后一本现在还在出版之中。为了写这三本书，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景德镇档案馆、景德镇地方志办公室、景德镇文史资料办公室；同时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找了各种不同工种的陶瓷艺人，包括解放前各种陶瓷行业的老板、商贩近百人做访谈。
九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许多老艺人都陆续地故去了。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一般只有一小部分是记载在文献中，还有一部分是洒落在人文景观的遗迹里，一部分则是在老人们的心中和记忆里。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执行者。在当今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时代，许多传统的文化随着老人们的故去，随着旧建筑的拆除、旧街道的改造，也就被悄声无迹地湮没了。在我做景德镇民窑研究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在记录一段历史，当然记录历史是为了未来，所以在《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这本书里，占分量最重的还是对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现状的考察，同时通过其和传统民窑业的对比，以及新旧两代艺人技艺的传承方式与受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对比，找出其发生文化变迁的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同时也找到其艺术风格形成的内在动力，从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这种预测是可以接受检验的，因为我可以将对景德镇民窑业的研究一种追踪下去，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几年之内可能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行业的组织结构上、生产的品种式样上、消费者的审美心理上、行业的行为规范上等，甚至在整个城市的面貌上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景德镇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在拆旧房子，每天都有地方在建新房子。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本来应该是好事，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标志，但遗憾的是，景德镇是一个有着千年制瓷历史的手工艺城市，是中国惟一的以一种制瓷手工艺支撑了其千年历史的城市。这座城市的整个布局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手工作坊，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里弄都是某一种陶瓷行业的集散地，都无声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当时许许多多的记忆和掌故。但现在的人们正在迅速地将它们抹去，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拍照片，我要用照片留下这座古城的许多旧貌。
徐：您已经是研究景德镇瓷器文化的专家了，怎么想到去研究陕北窑洞的呢？
方：人类学中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比较研究，如果我仅仅只研究景德镇、研究景德镇的陶瓷艺术，而不去关心其他民间艺术的发展状况，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就有可能是片面和狭隘的。陕北是中国民间艺术较发达的地区，那里的剪纸、刺绣、面花、民歌、腰鼓、皮影等都闻名中外。同时，陕北属于黄土峁梁状丘陵地带，其梁峁遍布，山大沟深，交通极为不便，和我以前考察的景德镇在地域环境和地形地貌上截然不同，所以很有对比性。
根据黄土高原地形地貌的特点，当地居民以窑洞为主要的居住方式。追溯窑洞的发生年代，最早发现的可能是西安半坡遗址的“窑穴”遗存，实际上远古的先民们凿穴而居是很普遍的。它应该是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之一。但最终它是如何走向完善，成为一种地方性独特的建筑群体，有学者认为是与古人凿崖而成的烧陶的窑炉有关系，故称窑洞。《诗经·大雅·绵》曰：“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汉郑玄笺：“复者，复于土上；凿地日穴，皆入陶然”。在古时陶和窑同音义通。在中国和日本都有称陶瓷业为窑业的传统。在陕西、河南、山东一带的陶瓷工场，人们很少说“陶瓷”，而总是称其为“窑活”、“窑货”，“陶瓷厂”也只说是“窑场”。也就是说，陶和窑是可以通用的，因此，“陶复陶穴”这句话就有可能是两种居室的形态，“陶复”也许是属于在平原上平地而起的明庄子式窑洞，“陶穴”则是在土崖上凿穴而成的靠山式窑洞。由此看来，有关窑洞的文字记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窑洞的确还与陶瓷有点关系。
一种建筑的构造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构造，我考察陕北人的窑洞生活，实际上也就是考察当地围绕着这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所展开的各种生存策略，而这种生存策略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人文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当然我的考察还是从当地人的民间艺术入手的，对不同行业的民间艺人进行了访谈和考察，其中有石匠、木匠、画匠等，这些人基本上是男性，他们曾是传统农村中的中坚力量。也是窑洞的建造者。但随着现代化的介入，他们已成为传统的、过时的人，正在逐步退离农村生活的舞台中心。除此之外，我还考察了许多当地着名的剪纸能手、绣花能手、做面花能手等，她们是农村中的巧手女子，她们的手艺活都是在窑洞的炕头上完成的。因此又被称为炕头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