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象，丰富多彩。
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宏伟事业，到平头百姓的起居饮食，都包含着人世间的烟火和趣味。
在清朝，高官是否有高薪？演员出场到底要多少钱？机关是如何做保密工作的？民间有什么奇特的美食？
阅读这一辑的文字，或许可以知道一些答案。
“六部”之中谁最热
提起这个话题，是联想到了眼下的公务员招考之热。每到报考公务员之时，便会有关于冷门岗位和热门岗位的报道。说到热门岗位，媒体常会用极其煽情的语言，比如“三千人争夺一小职员岗位”，“四千比一，今年竞争胜去年”。
而说到冷门岗位，常一言带过，如“某岗位因报考人数不足被取消”。冷热不均，叫人感叹人心不古，功利性太强。
其实，“古”时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
任何时代，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聚焦的人群。岗位职责不一，肥瘦收支不同，冷热必然会不均。
清代覆亡之后，晚清名臣陈虁龙回忆起自己初当京官时的经历，仍然感慨唏嘘。他考上进士后，没有被分配到名位尊崇的翰林院，而是以主事的身份“签分兵部”。
对于这个安排，他十分沮丧。因为国防事业虽然位高权重，但与其他部门比起来，个人的升迁之路似乎要曲折一点。陈夔龙自己作了一个分析，“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惟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年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
一个即将踏进新部门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前途进行一番考量，然后掂量掂量以后的人生走向，态度必然是认真的，分析的可信度应该比较高。根据这个分析，从热到冷对当时的六部作一个排行，那依次是吏部、户部、刑部、工部、礼部、兵部。陈夔龙强调这是“京师习惯”，可见这是那时的普遍看法，在官场上混，大家心里都有个类似的“排行榜”。
当然，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凡事都有个“相对论”。有些部门，虽然看似冷门，但也一样可以打开局面、成就辉煌。有的部门，固然是热门，却也不一定威权在握、呼风唤雨。
就拿陈夔龙自己的经历来说，本来预想到要二十年之后才能补缺，哪知道机缘巧合，刚刚十年，就已经补到实职，再过五年，居然当了顺天府尹（北京市长），接着当了漕运总督，此后更是当了湖广总督、北洋大臣。从他个人的成长路径来看，兵部不见得像他开始预料的那么差。
反过来，像吏部这样的“热门”，也并不像外人所料想的那样炙手可热。
据《中国吏部研究》一书记载，清朝军机处成立后，京内外中上级文武官员，包括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九卿、各省总督、巡抚，以至道、府、学政、关差、盐政，以及驻防将军、都统等官员补放，都由军机大臣负责开列应补人员名单呈皇帝择取任用。在这种情况下，吏部就被撂在一边了。
那吏部干什么呢？主要负责中级以下官的考察，提出任用意见。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得明白，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手里。在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就是说，吏部自主权并不大，表面“热”，里面却是“冷”的。
由此可见，热与冷，还是具体分析才行，最好能真正地钻进去看。表面上看到的，可能是当不得真的。
清代的低薪与陋规
时下，电视荧屏上常常是充盈着以清代皇帝、官员之轶事为题材的“辫子戏”，剧中官员所住的府邸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生活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更有民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似乎都在说明，清朝的官员享受高薪，手头积聚有大量的财富，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很长一段时间来，笔者确实也是持这种观点。及至近日读了点史料，才发现并非那么回事。
嘉庆十九年（1814），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朋友，说自己“就一教书馆地”。一个京官还要去当家庭教师，自然是因为经济拮据难以自给，不得已而为之。
刚作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则更惨。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自己经济窘迫，今年还可以勉强支持，但明年可能更加艰难，京城借钱，也和湖南老家一样，十分困难。到了十二月，他又写信给父亲，信中说，今年过年，除了用去房租六十千钱以外，还借了五十两银子。
那时林则徐与曾国藩官职尚不显赫，身陷贫困似乎可以理解。但就是嘉庆年朝做到尚书、大学士的朱珪，也常为生计发愁。有个朋友有一年除夕到他家里过访，问他过年的事准备得怎么样，朱珪举着胸前的荷包说：“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如果说这还有点玩笑意味的话，那他身死之日的情况则更加凄凉。他的“卧处仅一布被布褥”，房间里只有数箱残书，“见者莫不悲感”。（有关史料转引自杨国强《百年嬗蜕》）
这种“高官贫困”现象折射了一个人的清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俸禄的低廉。一个人不图法外之财，即使位极人臣，也走不出穷困之境。
相对于朱珪这样的京官而言，地方官的日子是要好过些。
因为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直接掌管着地方财权税权。他们在开支上出现窘境的情况下，可以私设一些眉目，额外向老百姓征收。私征浮财的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巧取豪夺。但细观历史，因此致富的地方官却并不多。
龚自珍的《明良论》里说得明白：“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说地方官富裕吗？负债的人十有八九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官场体制问题。因为终清一代，只有“官”才有俸禄，其他的吏（如师爷、秘书、账房等）都要“官”自己雇佣，朝廷是不发工资的。这就意味着地方官除了公务开支外，还得养活一大帮人，这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得向上级“进贡”。按照当时的陋规，过年过节、升迁调任等都得向上级交纳“规费”。比如，冬夏两季要给京官各送一次礼，叫做“炭敬”和“冰敬”，也就是取暖费和降温费。到“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和“两寿”（上级和上级的夫人过生日），照例也要送。至于到上面办事，则更加要送。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史。上任前，去向各个部门的官员告别送礼。出京留别，这个礼就叫做“别敬”。这次别敬所花，数目非常巨大，达到一万五千两银子。具体如下：军机大臣，每处四百两；军机处的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则要更多，大约八十到一百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两；侍郎、大九卿，五十两；同乡、同年等，都要送礼，一个都不能少。为此，张集馨在年谱中不无牢骚地写道：“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
清朝一直奉行低薪，据****的《潜规则》测算，当时一个县令的月薪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一百三十元人民币。
道光年间的重要官员张集馨担任陕西粮道时，年薪只有一百零五两银子，米一百零五斛，另有十倍于此的养廉银，一共也就约两千两银子，的确不算多。
面对庞大的支出和塞牙缝都不够的低薪，地方官只有大征火耗和浮财，满足自己的开支需要。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上的花销，一年约五万两，收入可达六万两，还有一万两银子的赚头。
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低薪制度，催生了官员的贫穷和陋规的诞生，官员们面对这一明显不科学的制度，势必作出种种调整。
总体上讲，在清代政治清明的时候，大多数官员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与电视、小说里通常描述的奢华情景相去甚远。与当时的盐商、行商比起来，官员们还显得有些窘迫猥琐。
当然，并不能因此否认许多官员在经济问题上上下其手，以及和珅这类巨贪的存在。同时，官员们也还是有优越感的，与平民百姓比起来，他们毕竟过得舒服多了。
仰望星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宇宙是苍茫的。
如同其他朝代一样，清朝时候的人们也在努力扩大自己对宇宙的认知。站在前辈科学家徐光启、方以智等人肩膀上，清初的科学家们一开始就有了较高的起点。他们在探索宇宙运行规律上，作出了一些努力和突破。但由于中国数千年重文教、轻科技的传统，相对于西方而言，在器物、发明等方面还是很不发达的。
这个时期的天文科学，主要在天文、历法上转圈圈。对于浩渺的太空，以及更遥远的世界，当时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探究的能力，或者，也没有什么兴趣。
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天文学家当然是康熙自己。但不幸的是，和众多中国当时的知识人一样，他在天文问题上，也坚守着中国本位主义立场，即把一切外来的东西看作是毒药，所有的都是天朝的最好、中国的最优。就是对于远远比中国古历准确的西历，他们也认为，那不过是源于中国的产物。
康熙在《御制三角形论》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行的公历，先是从中国传出去，西方人加以改造罢了，大抵不过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皇帝都这么说了，下面自然有一大帮人为这种理论找根据。“西学中源”说得以大行其道。像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梅文鼎，就极力吹捧这种理论，认为这是“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历学疑问补》卷一）。黄宗羲等学者虽在政治上不太买康熙的帐，但在“西学中源”的阐发上，立场却是一致的。
在对待外来天文知识上，最过分的人大概要算杨光先了，这个人固守中国传统历法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
顺治年间，朝廷任用传教士汤若望管天文历法。汤氏采用了较为科学的《时宪历》，并在封面上著名“依西洋新法”五字。杨光先心里很不乐意，对汤若望大加指摘，“攻汤若望甚力”。
康熙初年，朝廷任用新的传教士南怀仁当了钦天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天文台长。杨光先对这件事情又十分反感。他在康熙面前抡起了意识形态的大棒。他说，我们使用的历法，是尧舜传下来的历法，皇上所坐的位子，也是尧舜传下来的位子。南怀仁是天主教之人，哪有一个尧舜之君，使用天主教历法的？“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他的态度很明朗：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这当然不是理性的态度。他自己当天文台长时，错误百出。而南怀仁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等，款款皆符。科技水平的优劣一下子就比较出来了。这个清代天文学史上的小插曲，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科技发展在当时所遇到的阻力是何等之大。
到了晚清，西方的炮火打破了中国古老而宁静的生活，也为中国送来了天文方面的新知识。但由于终究没有经过正规的现代科学训练，许多人对天文学也似懂非懂，闹了不少笑话。
天津有个王某，原本一天到晚在家里钻研八股文，到英法联军入侵时，面对这个变幻的时局，突然醒悟过来，变得特别信仰新的学问，对西洋人说的任何东西尤其深信不疑。1910年，天文学家预测有哈雷彗星出现。有的天文学家说，如果彗星的尾部扫到地球，则地球立即毁灭。王某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悲戚，不忍心看到世界灭亡的惨状。于是，想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自杀，并且劝家人、朋友和自己一起死。有人劝他：“即使真的地球毁灭，等彗星将要扫到地球时，再死也不迟。”他居然说：“恐怕那时已经来不及了。”最后，竟吞鸦片烟膏自尽了。
还有一则描绘火星奇观的笔记，说天文学家用天文望远镜看到火星上也有运河，很长，非地球上各国运河所能比。还说火星上有人居住，这些人“著翅能飞”，懂得电方面的知识。（《汪穰卿笔记》）这些传闻一听就知是妄语，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天文认知水平。
“天文岂易述，徒知仰北辰”──科技现代化的历程总是充满了波折。清代这些认知天文的故事告诉我们，仰望星空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今天的每一点进步，在历史上，都可能历尽了许多磨难和曲折。
雍正是否为吕四娘所杀
凡是爱读武侠小说的人，可能都知道雍正与吕四娘（吕莹）的关系。梁习生的《江湖三女侠》以及《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等武侠名著里一再提到这位女侠。《江湖三女侠》更是将吕四娘作为主角，对其武功作了渲染式的描写。
且看其中吕四娘刺杀雍正一段：
雍正心颤身抖，只觉寒风飒然，面前银光疾闪，吕四娘一下子到了面前，雍正放开冯琳的手，尚待出招迎击，哪里还来得及？吕四娘出手如电，一下扣着他的脉门，令他动弹不得……接着一声凄笑，仰天叫道：“爷爷，爹爹，所有被这昏君残害的志士仁人，俺吕莹今日为你们报仇了！”剑光一绕，把雍正的头颅割了下来，提在手中，横剑四顾，神色凛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