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个体文化不断产生筛选，不断被扬弃的社会动态选择过程。
○编辑风格属于一种高层次、高品位的较稳定的特殊精神倾向，它是编辑人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选择而逐步形成的。
○社会选择编辑，而编辑对改造社会精神文明环境，促进优秀文化的积淀和构建民族的精神宝库，有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永不停息地探索真理、寻求信仰的哲学精神可提升编辑的精神境界。
一、选择：编辑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职责
1．1 编辑选择的意义
人类文化的进步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社会各成员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参与文化选择，唯有编辑选择与众不同，它不是代表任何个体，而是以社会文化代表者的资格进行文化选择，而且它也区别于作者的文化选择，处于各种选择的最后、文化传播之前的把关选择位置上。编辑选择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1）优化文化增殖环境
编辑选择是人类文化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最早的编辑活动，只是搜集材料、编纂成书。孔子编修《六经》是选择的结果，他用一万多字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文字甚简，足见其编辑选择的功夫。随着科学文化发展，文化信息的增长，人们已经认识到编辑选择对于文化增殖的重要性。任何生命和社会都有一种自我调节的组织系统，对外界信息有感知和选择的能力，只有当文化价值信息符合人的心理机制及整个社会机制需要时，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系统才处于开放、运动的状态，文化信息也才能处于增量状态，人和社会才能利用文化信息，并在社会互动和群体参与中增殖和衍生各种价值观念。
（2）为受众高效优质地提供信息
人总有时间、精力等的限制，总处在一定的社会分工之中，不可能也不需要以各种方式接受世界上每天都潮涌般出现的所有信息。受众都希望能在单位时间、面积里获得最丰富、最优质、最令其感兴趣的信息。受众本人也在不断地选择，但必须有人先给他们作出选择。有许多人、许多职业都在担负着选择信息的工作，但编辑活动无疑是最古老、最有效的以选择和传播信息为己任的一种职业。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编纂意图向皇帝的一段表白，值得玩味。“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使先后有论，精粗不杂。”（《进书表》）司马光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上现存信息量与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遍读、周览的矛盾，从而说明了删冗取精的选择的重要性——选择出效率。
（3）控制文化信息质量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个体文化不断产生、筛选，不断被扬弃的社会动态选择过程。文化信息受作者、译者的阶级立场、知识水平、信仰等因素制约，鱼龙混杂，编辑对它们择优汰劣以控制进入文化传播网络的信息质量，在文化活动中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是去伪存真。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将我国古籍中大量作伪情况归纳为十个类型。英国人马丁·加德纳写的《西方伪科学种种》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伪书的大量事实。其次是去粗取精。英国乔治·艾伦及安文出版公司自发来稿中，“一无长处的平庸作品占了很大比例。略有几分可取的自来稿便有如鹤立鸡群”，“能出版的仅占全部自来稿的百分之一以下”。
（4）创构未来文化
编辑选择不只是对已有文化（作者创作、历史文化）的择优汰劣，还要选择未来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选题组稿为特征的对未来新文化的编辑选择，愈来愈显示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编辑选择对未来文化的开创体现在，它总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上，为建构社会文化大厦，选择新的“构件”，补充着新的材料，以此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编辑对未来文化的开创，不仅指由编辑选题，经作译者创造成的文化新成果，也包括对已有文化的重新选择、编排、组构，诞生出具有不同于或大于原来价值和功能的新文化工程。诚如赵家璧回忆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时所说：“编辑《大系》的最初阶段，似乎有这样一种设想：编辑是否可以自己先有一个设想，要编成怎样一套书，然后主动组织许多作家来为这套书编选或写作；整套书完成后，不但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而且是，如果不是为了适应编辑的这个特殊要求，作家本人不会想到要自己去化时间编写。”
（5）影响社会舆论
西方新闻学中的议题的设置，就是编辑通过大众传媒只对一些问题注意，对其他问题忽视——重要的社会选择，就可以影响舆论。当然，西方过分强调了编辑个人的作用，而忽视了群众的力量与社会实践检验的决定性前提。但由于编辑的选择而影响社会舆论，加之以其他辅助手段和必要的条件，进而形成舆论导向，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选择产生导向。编辑选择一定的文稿或书稿，通过生产、销售发行，从而影响了受众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风尚习惯，引导了他们的精神追求。
1．2 编辑选择的特点
编辑选择是由具体的编辑人员行使这种职能的，也就不可避免主观因素和个性色彩，但又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而编辑选择自然不能超越每一历史阶段的现实，因此，文化活动中编辑选择具有众多特点。
（1）编辑选择的主体性
其一，相对参与文化活动中的读者、作者个体而言，编辑代表的是社会、是读者大众，而不是他个人，他以社会文化代表者的资格来审读、选择、决定著作稿，享有社会文化选择的裁决权。人类杰出的思想成果，不及时地经由编辑选择而纳入社会文化的传播体系，转化为人类共有的文化成果，就将极大地延缓人类文明的进程。其二，编辑选择依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来决定对文化信息的取舍，不毫无原则地迎合迁就读者的欣赏兴趣和心理。其三，编辑选择具有超前导向的能动作用。对现有文化的编辑选择，其选择原则、标准很大程度左右着作者创作活动的方向、兴趣、成果，也影响读者的求知取向。编辑选择的这种超前导向能动作用，支配着每一时期的文化潮流，使支流文化受到平抑，主流文化得到扶植和发展，并使之最终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在社会文化冲突时期，编辑选择决定着文化变迁的方向，决定着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2）编辑选择的从属性
从属性是相对主体性而言的。编辑选择首先从属于社会集团利益，这个集团泛指政党、阶级、民族、国家。在阶级社会里，编辑选择的阶级性尤为突出，它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次，它也从属于广大的社会受众。它体现在为读者服务是编辑选择的宗旨和目的上。“读者是编辑的衣食父母”，“读者是编辑的上帝”，这种比喻未必准确，但的确反映了编辑选择有从属读者的一面。此外，读者不是出版物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实际上是最主动的。编辑选择的优劣成败，从根本上说是由读者来检验和评定的。巴金曾说：“编辑不可能跟读者对着干，硬要编一本没有人看的刊物。”读者用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对种类繁多的大量出版物进行表决。这种表决是对编辑选择过程的不断纠正和检查。
（3）编辑选择的唯我性
人们对于一种文化信息的认识，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好恶、理解界定这种文化信息的价值和意义。而且科学理论也有一种和“心理定向”相类似的效应，这就影响科学家从科学文献中的有关材料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进行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中间，范式（可认为是对许多研究领域所有的一种看法和说明事件的方式）产生强烈的心理定向。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也因个体的体验不同而有变化。鲁迅说过，同是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谎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作为读者的这种“心理定向”和“范式”，编辑概莫能外。编辑作为社会文化代表者，在对待文化的选择工作上不应受这种“定向”的影响，但编辑同时有作为普通人、普通读者、受众的一面，又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不到那种影子。当编辑选择某一条文化信息时，他们总是不同程度挤进自己的是非、好恶等价值观念，这些观念评价就是他自己对该条文化信息价值的理解和认识，不管这条信息原来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毫无疑问，编辑选择的这种唯我性是要加以避免或限制到最低程度的。
（4）编辑选择的相对性
其一，是由文化信息本身价值的相对性决定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从它被创造出来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不合理性，存在着自我相关的矛盾性，存在着价值和功能上的矛盾和冲突。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光辉的一面和陈腐的一面，否则就失去了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种相对性是辩证逻辑上的，它要求编辑选择应从特定的时空条件出发，比较积极与消极作用，权衡利弊得失。此外，文化信息价值还有形式逻辑上的相对性，文化产品价值虽说是精神产品的客观属性，但它往往和精神产品创造者的主观因素有关，创造者的条件及局限都会在产品中反映出来。因此某种精神产品虽说从总体上讲对人的精神发展起积极作用，但也不会是完全的、绝对的，没有一丝一毫消极因素，往往是瑕瑜互见。这要求编辑在选择时正确对待每一份书稿、文稿中的有价值有意义和无价值无意义的部分和成分，不能简单否定一切，肯定一切。其二，选择标准的多义性。文化信息的多姿多彩及其价值功能的多值性决定了编辑选择标准的多样性。文化信息的“新”与“旧”、价值大小、质量高低无绝对标准，它受时空、文化信息性质、内容等影响，不同文化信息都有各自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彼此不能相互替代。因此，编辑选择的标准也只能是相对的。对学术文化信息的编辑选择，学术价值高于一切；而对科普性文化信息的选择，并不要求有学术上的创新，更强调科学性前提下的思想性、趣味性。
（5）编辑选择的时效性
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时间中运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量会发生变化，质也会产生变异。文化信息价值及其大小都与时间密切相关。在恰当的时机选出就有价值，错过时机就没有价值；或者在恰当时机有大价值，错过时机只有部分价值。同时受众的喜好、欲望、需求、风尚、习惯等，都会随着时问的推移而发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变化。因此，编辑选择的适时、有效与否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发表时间，左右其原有价值的社会效果。编辑选择受时间因素制约的程度一般与文化信息的性质、传播媒体、政治需要等具体特点有关。有的以分秒计，如被称作“易碎品”的新闻文化的选择。有的时间可以较长，但总有一定时间范围。
（6）编辑选择的层次性
这里的层次性，指整个社会文化的编辑选择具有分层多向性。人类文化信息的内容丰富多彩，社会成员对文化信息的要求和享用标准千差万别，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需求层次。编辑选择既不能一味强调具有创造性的高层次学术文化，轻视甚或拒绝普及性的低层文化信息，也不能只顾及成年人文化需要而忽视少儿文化的选择。
（7）编辑选择的随机性
依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编辑选择应在恰当的时机选择对于社会发展最有益、最有价值的文化精品，而实际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作用，被编辑选择的对象并非是最佳的，这种选择往往带有随机性。社会文化领域无限广阔，而编辑活动的时空范围受种种局限，编辑驾驭信息的能力非常有限，因而发现、接触、选择到的某一条具体文化信息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就决定了被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新意的某一文化信息也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并不一定是“客观”意义上的，不受时空、编辑选择者及其他条件制约和影响的。
（8）编辑选择的指向性
其一，是指编辑选择的阶段性，也称编辑选择的现实性。编辑选择指向现实，为现实服务。不同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每一阶段不同时代、时期，编辑选择的标准、内容、重点等都打上时代现实的烙印。其二，指编辑选择过程的针对性。人民群众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一切个体文化创造物都应成为编辑选择的对象。但是，编辑选择不应均分力量，四面出击，而要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创作者及其创作品。这关系到编辑选择的效率和效益。
1．3 选择的对象：编辑面对的广阔领域
对编辑物整体方向及性质的选择，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选择，对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和出版社编辑书目具有生死、兴衰、得失攸关的作用。其实践后果的优劣在比较中最为鲜明。美国的著名出版公司斯克里布纳公司，原是一个保守、古怪、具有浓重维多利亚时代气氛的公司。它的图书编辑出版目录“只不过是文学趣味和文学价值的一潭死水”，它所拥有的主要作家“没有一个是比较新的”。在编辑大师马克斯·珀金斯等人的冲击、影响下，它作出了具有跨越时代意义的新方向选择：编辑书目向新进作家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作品倾斜。它先后发现或赢得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杰出作家，编辑出版了《人间天堂》、《太阳照样升起》等巨作，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不朽的划时代意义，而且当时的销售数如珀金斯所说的，也像太阳一样升起，“而且还一直在稳步地上升”。我国著名的出版家邹韬奋在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后，立即对编辑方针作出新的选择：从过去单纯谈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向讨论社会政治问题，为民主持正义，并在文字、材料、编排格式等方面都贯彻为大众的方向。《生活》周刊成为大众的舆论阵地，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威力，而它的销售数也从邹韬奋接编时的2000份递增至近16万份。
对书稿文稿内容和形式的选择，这是谈论最多的一种编辑选择。面对纷至沓来的书稿、文稿，编辑按照政治、道德、法律、创新性、科学性、形式与内容一致性、表述准确生动性、形象鲜明富有个性以及社会与受众需求程度等标准中的几项，来进行选择，力求使编辑出版物相对来说具有最高的质量。选择标准制订正确与否是个重要问题，能不能贯彻执行“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是能等闲视之的问题。当年邹韬奋在文稿选择上，坚决采取“取稿凭质不凭名”的态度，才能使刊物越办越好：“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前辈来的，或是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精彩，不知道什么叫情面，不知道什么叫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