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我们已经看到，在《学衡》杂志终刊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衡派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濒于解体。《学衡》杂志存在却起着一种维系作用，使一群怀有相同文化道德情怀有寄托和抒发他们理想的园地，《学衡》仍然在文化思想界存在并发挥着影响。《学衡》的停刊，则标志着学衡派的终结。虽然学衡派的成员依然都在各自的领域继续着自己的事业，甚至大部分人依然坚持着原先的理想、信念和主张，但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共同的维系，不再作为整体的力量出现于文化思想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随着1933年《学衡》杂志的停刊，作为文化团体的学衡派从中国思想文化界消失了。
在此，有必要对学衡派这个概念作一界定。事实上，现在被我们称为学衡派的这一些学人从来没有称他们自己是学衡派，学衡派这一名目是时人为论述之便，给他们上的“尊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略带贬义。他们的自称是“《学衡》社员”，依梅光迪的主张：“《学衡》社员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甚至社员亦不必确定；凡有文章登载于《学衡》杂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员；原是社员而久不作文者，则亦不复为社员矣。”可见，《学衡》社员这一说法也是相当宽泛和含混的，甚至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团体。就历史的实际而言，学衡派这一概念是含混的，成员也不确定。但是大凡学术研究都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清晰的界定，否则研究工作便无法进行。本文也不能例外。笔者的看法是，既然历史上学衡派的面目不是十分清晰，那么后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做出整齐划一的界定，重要的是依研究课题的不同而明晰地确定研究范围。本文是思想史的课题，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这一课题的研究范围，笔者的看法如下：
首先，学衡派之名目已经约定俗成，本文仍沿用。其次，《学衡》作为一个刊物，有确定的编辑人员，有明确和一以贯之的办刊宗旨，因此《学衡》杂志比较一致地反映了学衡派的理想和主张。职是之故，笔者认为《学衡》全部的文章都可以看做是学衡派思想的体现，研究学衡派的思想，这些文章都应纳入研究视野。第三，学衡派的作者众多，据统计，有“60多人围绕该刊撰文（全部作者更多，在100人以上）”。如果将他们的思想都纳入本文研究的范围，显然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学衡派分为核心社员和一般社员分别考察。学衡派的核心社员是指那些发起和维持《学衡》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相近的文化理想和主张，都积极为《学衡》撰稿，同时参与了《学衡》的编辑工作。吴宓、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汤用彤、胡稷咸、陆懋德、邵祖平以及后期的张荫麟等人，都可算做是学衡派的核心成员。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在使用他们的思想史资料时，不仅取自《学衡》，而且还兼及他们同时期的其他作品，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都能够大致反映学衡派所共有的理念。《学衡》的一般社员则指在对学衡派抱有同情态度，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的学人。他们中或有人与学衡派的思想相近，但总体上比较庞杂，难以呈现出总体的特征。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陈寅恪、王国维、张尔田、林损以及曾是《学衡》发起人但后来逐渐与《学衡》疏远的萧纯锦等人。在选取他们的思想史资料时，仅以他们在《学衡》上发表的文章为限，不涉及其他。第三，本文的研究时限为1922至1933年，即《学衡》存在的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认为在此期间，学衡派作为一个团体活动于思想文化界。此后，学衡派成员大部分虽仍活跃于各自的领域，但是以个人的名义而非学衡派的名义，不足以代表学衡派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有很少的地方使用了学衡派成员在1933年以后的作品，这实是由于资料缺乏之故。
三、学衡派所处的历史环境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因此在研究工作中，要对某一历史现象做到尽可能深入地把握和了解，必须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进行考察。学衡派的发生、存在与其历史命运，无一不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他们的思想，固然成一家之言，更多地则是时代大潮冲击的产物，同时在更深的层面反映着那个时代普遍的观念和意识。本文自是以研究学衡派阐发的一家之言为主，但揭示时代之波对于学衡派的影响，通过学衡派的一家之言折射当时思想文化界带有普遍性的思想意识，也是作者努力的方向。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学衡派所处的是怎样的历史环境。
西方势力的入侵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对文化思想的演变影响尤其剧烈。自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抗拒列强，将中国尽快地从民族危机中解救出来。他们在痛恨列强对中国的侵凌的同时，又对列强的强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向西方学习便是绝大多数思考救国救世方案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所得出的结论。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20世纪前期胡适等人提出“全盘西化”，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历史演变。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又是一个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失落的过程，传统的价值、信仰越来越难以维持。这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知识分子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要拯救民族的危亡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而向西方学习又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失落。通过艰难的选择，知识分子阵营发生了分裂。大多数人投身于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中上演的正剧表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在一步步地加深，民族主义在此表现为向西方学习，挽救民族危亡，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道路。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对自己民族、国家热爱之情，很多时候会表现为对本民族无条件的维护。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民族主义还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竭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使其不至于在西化的浪潮中沦落。他们自然对向西方学习的潮流采取了保留、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这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发生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文化保守主义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最初面对西方冲击时，一部分知识分子还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这一冲击，深信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优越性，拒绝对传统做任何形式的调整，这一心态在倭仁等人与洋务派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学衡派出现的时候，这一神话早已被无情地粉碎。西学已经登堂入室，知识分子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那一群人崇奉西学自不待言，即使对民族文化最有感情、维护最有力的人，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西学的权威。如果说20世纪初的国粹派仍在传统中寻求理论资源，并在文化思想界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到了20年代，纯粹的中学已经难以取得大的影响。主张维护传统的知识分子论述角度发生了变化，他们转而借助于西学的影响来证明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文化保守主义者依然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但不可能再是一览众山小式的虚骄。他们的视角面向了世界，以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给中国文化定位，他们仍然认定中国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但是也承认其他文明也具有优良的品质。总之，当时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崇西心理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西方思想成为他们守卫民族传统文化的利器。
当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也对学衡派的历史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吴宓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衡派在学术界并不乏支持者。学衡派成员中大多数人作为学者在学术界长久地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们的主张在学术界受到的支持虽然不能说与新文化运动派旗鼓相当，但也不是一边倒的局面。然而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派的挑战却近乎于以惨败而告终。这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大众文化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已经迅速地发展成为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力量。中国传统的大众文化虽然在民间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但难登大雅之堂，几乎完全游离于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外，不能与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精英文化相提并论。晚清以来，城市的发展很快，城市中的社会阶层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等阶层迅速壮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跻身于精英阶层的边缘知识分子。他们已隐然成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传统的社会中，非知识分子阶层是很难有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发言权力。但此时，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为这些新兴的阶层提供了发言的场所。新闻出版事业归根到底是商业活动，报纸杂志除了反映精英知识分子的要求处，必然会将目光对准人数更为众多的边缘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城市新兴阶层。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引导，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迎合他们的要求。借助新闻出版这个舞台，体现着城市新阶层愿望和要求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后来的事实证明，一种理论、学说要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号召力，必须能够吸引城市的新兴阶层，对大众文化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去。余英时先生在分析胡适文学革命的成功正是因为胡意欲以“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他说：“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厂商业阶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是靠什么社会力量支持的。城市知识分子、商人和工人在全国人口中虽然所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是积极、主动的分子。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只有报章杂志。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以后，新思想、新观念便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广大的城市读者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而学衡派却正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反对白话文的举动无形中将自己置于与大众文化对立的境地，其学说虽在上层知识分子有为数不少的同情者，但难以取得其他阶层的认同，甚至在日益激进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被目为反动。
四、史料与研究状况
有关学衡派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最主要的《学衡》杂志外，学衡派成员多数还都有为数不少的撰述。本文所研究是学衡派的思想，因此作者下面对学衡派史料的介绍是围绕着本文主题进行的。
《学衡》杂志是研究学衡派思想最主要的史料。《学衡》创刊于1922年，终刊于1933年，共出79期。《学衡》内容丰富，设有通论、述学、文苑、书评、杂俎等栏目。通论以发表评论为主，学衡派的文化主张多出自这一栏目。述学主要发表文史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文苑栏中发表的基本上都是文学作品，以古体诗为主。书评也是一个重要栏目，学衡派的许多思想都在此栏目通过批评和褒扬一些著述而表现出来。
《大公报·文学副刊》也是研究学衡派思想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1928年初吴宓应张季鸾之邀开始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为时长达6年，直到1933年底。《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内容其实不仅仅限于文学，史学和哲学也占很大的比重。吴宓在编辑过程中，着意体现他的文化理想，因此研究学衡派的思想也离不开该副刊。
此外，学衡派成员还有大量的著述，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主要有：吴宓著《吴宓诗集》；刘伯明、缪凤林著《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柳诒徵著《国史要义》；陆懋德著《史学方法大纲》。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学衡派研究的日益重视，整理出版的有关学衡派的史料也越来越多。主要有：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至10册）；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徐褒耕编《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著《文学与人生》；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吴芳吉集》；《胡先辅文存》；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张荫麟著《中国史纲》；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
有关学衡派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在中国内地出现了复兴之势。学衡派也重新为诸多学者所重视，关于学衡派的研究因此渐次开展起来。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关于学衡派的论著纷纷面世。孙尚扬的《在启蒙和学术之间：重估（学衡）》，是比较早地研究学衡派的论文。这篇文章对学衡派在启蒙与学术之间对学术的偏爱，对传统的维护予以较高的评价。对与学衡派处于对立面的新文化运动派在对待学术、传统等问题上的缺失进行了批评，该文的观点在对学衡派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中是有代表性的。郑师渠连续发表了两篇有关学衡派的论文：《“古今事无殊，东西迹岂两”——论学衡派的文化观》和《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在前文中，作者肯定学衡派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融合中西文化所作的努力。同时，作者也指出学衡派的缺失在于忽视了中国面临的具体的历史任务，与现实隔膜，从而遭到了时人的冷落。后文则是对学衡派的史学思想进行探讨，肯定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史学建立所做的贡献。李怡的论文《论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文章。他指出，学衡派的古典主义文学主张同新文化运动派的文学主张一样，自有其价值，不应厚此薄彼。但学衡派思想中流露出来的排他的倾向，是应该批判的。关于学衡派的专著目前仅见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作者对学衡派的几个主要人物吴宓、胡先辅、梅光迪等人的命运和思想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书中虽然不乏对学衡派的同情性议论，但总的来讲是持批判的态度。除了上述将学衡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论著外，对学衡派的成员做个别研究的论著更多，著作有麻天祥著《汤用彤评传》、孙永如著《柳诒徵评传》等，论文有《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杨春撰《梅光迪其人其事》、龙文懋撰《一个现代堂吉诃德的命运——吴宓及其文化保守主义》等等。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学衡派成员的思想、学术乃至个人命运进行了研究，使人们对学衡派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在海外，台湾学者对学衡派注意较早。学衡派成员张其昀在台湾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要职，在他的主持下，台湾影印了全套《学衡》杂志，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关于学衡派的论著也时有问世。
总的来讲，大多数学者都能一改过去以政治定性的做法，能够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正视他们的成绩和不足，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也出现了在对学衡派的思想未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情况下，不顾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只言片语，一味地对其赞美、拔高的倾向。谭桂林《评近年来对学衡派的重估倾向》对这种倾向提出了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