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成都的两段琴缘——兼及两岸琴社交流纪略
李孔元
谈到我与成都两段毕生难以忘怀的琴缘，首先不能不提的是一位我素所景仰的长者——成都音乐舞剧院老院长唐中六教授。如不是他的提携与裁成，我便无从摸索出个人古琴事业的路径；若不是他的督促与劝慰，就凭我这点浅薄的学养，即便搜尽枯肠，恐怕也难以胡诌出一篇差堪入目的短文。
唐老师对成都市文化事业的贡献，成都艺文界人士早就耳熟能详，毋庸我这远方之人饶舌。但最令我感佩的，是他持续关注古琴事业的发展，无私地奉献了数十年光阴，为全世界热爱古琴的人士，四度创造了交流切磋的平台，成就了无数琴人之间的友谊。就这点而言，自查阜西先生之后，至今恐怕也难以有人能与唐老师比肩的了。唐老师所组织的这几次古琴交流会的丰硕成果，必将永远载入史册，成为古琴现代史上不容忽视而且无比璀璨的一个篇章。
谈到深处内陆的成都，尽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人文荟萃古称天府的文化名城，虽然经常有台商与台湾旅行团来往，但对我这个出生于1959年的台湾人而言，却也只能是经常出现在文史课本上，而遥不可及的梦幻城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曾经接触过不少四川籍的师友，四川口音还不算太陌生。在台湾的都会区里、寻常巷弄，经常可见到川菜馆子，也就更不用提有多少四川籍人士在台湾社会的各个领域所成就的事功与影响了。但即便因为历史进程的缘故，两岸的交流已日渐活络，然而对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而言，到访成都，那可不比北京、上海或深圳等沿海城市那么的便捷，实际的行程，大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况味。
20世纪80年代末，我才及而立之年，两岸的情势渐趋和缓，交流活动也日渐频繁。虽然当时在两岸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下，港台早就有不少琴人造访大陆，向各地著名的琴坛耆宿求教，或者出席交流会与打谱会，偶尔也有大陆琴家应邀赴港台访问讲学，但基本上都还只是个别的私人活动，两岸琴坛事实上还谈不上已具备交流的氛围。两岸琴坛较大规模的交流，始于1992年7月，在台北和真琴社社长林立正先生奔走联系下所组织的一次活动。
台北和真琴社，是台湾琴坛影响力最大的古琴团体，系台湾首届民族艺术薪传奖以及首届民族艺师两项得奖人，河北丰润籍（今属唐山市）的孙毓芹先生所倡导设立。在国民政府迁台初期，虽有全台琴人所组成的海天琴社从事古琴活动，但因时代更迭，20世纪70年代之后，早已名存实亡。和真琴社草创初期，仅系提供孙门弟子雅集之需。就在林立正先生接掌社务之后，为扩大琴社对社会文化事业的影响，决定广泛接纳不同传承的琴友入社，共同参与雅集与公演。林社长是台湾琴坛声誉卓著的斫琴师，不仅斫琴、修琴的工法细致到位，传承斫琴技艺，桃李满门，足称一代宗师。我也因修整自藏的琴器之需而结识林先生，并蒙不弃，应邀入社。
我在台湾的本职，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私立中学国文教员，虽偶尔从事古琴的教学与演出，可毕竟只以古琴爱好者自居，压根儿就不曾想过对古琴文化该有什么责任感。加上教员的收入微薄，事实上仅能养家糊口；且因治生无方，对求田问舍之道毫无所悉，要我自筹盘缠到大陆交流，根本就是不敢想象的奢望！但在林社长的支持下，忝为社员的本人，终究也排除万难，参与了1992年这次的交流，拜识大陆卓然成家的琴人，从此打开了个人封闭的视野，窥见了古琴文化的广阔天地。
1992年那次的交流活动，在7月8日，由台北和真琴社部分社员与杭州徐晓英老师所带领的霞影琴馆成员，首先举办了一次公开的雅集，揭开两岸琴社交流的序幕。这次雅集，在杭州民乐界造成轰动，连素有笛王之称的赵松庭先生，也到场全程聆听。
接着7月10日，在上海民族管弦乐团排练厅，与上海今虞琴社社员，举行两社内部的雅集。这次雅集，得到上海琴人的高度重视，今虞琴社社员几乎全员到齐，其中还包括几位第一代社员的老琴家，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11、12日晚间，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连续举办了两场“两岸琴声”古琴联合音乐会。首场音乐会上，按林社长的安排，开场由我个人独奏，率先以一首川派名曲《流水》，展始了两岸琴人在正式古琴音乐会上同台献艺的新局面。
稍后的7月15日，在北京音乐厅又举行了另一场“两岸琴声”古琴联合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不止是古琴的正式音乐会，同属国家一级的箫笛演奏家王铁锤老师与民族声乐家姜家锵先生，也应邀襄助，为音乐会增色不少。16日则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北京古琴研究会与台北和真琴社的雅集，并蒙吕骥老先生亲临鼓励，两社琴人皆深感荣幸。
北京这次两岸琴社间的交流，得到大陆中央文化界领导的关注与支持。这不仅活络了两岸琴坛间的互动，后续也为每年举办的台北传统艺术季古琴音乐会，就邀请大陆的琴坛大家登台献艺的行政流程上，带来不少帮助。两岸琴坛间的持续交流，更对台湾古琴音乐的推广，带来深远影响。
这年的大陆交流之行，就我个人的收获而言，不仅拜会了上海与北京琴坛素所耳闻的名流，眼界为之大开，更重要的是，彼此就此结下了深厚的知音之谊，也为我之后的成都琴缘，预留下一个美好的缘起。
1995年7月，由唐中六老师所策划组织的“1995年中国成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向全球各地琴人与琴社发出了邀请，台北和真琴社也在获邀名单之列。在林立正社长的指示下，我个人也开始打点行装，准备赴会。就在紧锣密鼓筹办旅行手续之际，北京古琴研究会也同时邀请和真琴社借便再赴北京雅集，也因此才会有7月15日“两岸琴心会京华”这场古琴联合音乐会的举办。16号晚间并由冯光钰先生具名邀宴，为这次交流画下完美句点。18日，和真琴社团员一起由北京飞抵成都，期盼能在19日开幕的大会上，与各处天南地北的大陆知交琴友欢聚一堂，共同切磋。
19日，成都音乐舞剧院举办的开幕音乐会主要由成都琴坛组织演出。台北和真琴社，则提供由黄永明老师领衔演出的古琴弹唱《准提咒》一曲。这首乐曲，系黄老师改编自台湾佛光山传承的佛教梵呗。而我个人则在7月23日晚间大会闭幕音乐会上，独奏了一曲《潇湘水云》。
在交流会期间，日程非常紧凑而充实，每天上午到晚间，持续都有全球各地琴人的论文宣读与打谱成果发表。与会的正式代表将近三百人，除了大陆琴人，还有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与中国港、台地区的琴人，盛况空前。部分琴家还应邀抽空留下录音，其成果则在日后由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出版发行了一套《琴韵缤纷》的专辑。
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大会排定的交流活动之外，在会期的空当，琴人之间多有自发的交流。在大会举办地金牛宾馆，每天都能从不同房间，不断地听见叮叮咚咚的琴声。这是琴人在为交流会上的演出作准备，还有私人之间的雅集与操琴经验的交流。除了弹琴，试用斫琴人的新作品以及琴人之间心领神会的笑语，更尤其令人难忘。
7月22日，大会安排与会代表参观都江堰的“张孔山纪念馆”，顺道游览都江堰与青城山景区；部分代表则留在都江堰，参与在二王庙古戏台公开举办的一场特邀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李祥霆、龚一、谢导秀、李凤云、日籍的新仓凉子、意大利籍的孟飞·鲁卡以及本人，总共七人参与演出。23日下午，大会既定行程之外，还有一点空余时间，大会临时决定再筹演一场特邀音乐会。参演的琴家有：谢孝苹、郑珉中、龚一、丁承运与成公亮等。本人也非常荣幸地再度获邀，与诸位耆宿与大家同台献艺。
台北和真琴社这次的参会，虽然当时两岸之间的关系又稍趋严峻，但仍受到大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就在团员抵达成都之始，成都对台办的领导即全程陪同，文化部对台办更派专人，随时提供必要的联系与协助。这与台湾政府对民间文化活动不闻不问的态度明显不同，从而也突显了两岸体制与文化政策上的绝大差异。
大会闭幕之后，我个人因意识到造访成都的不易，因此特地多留下几天的时间，尽量走访记忆所及的成都胜迹。杜甫草堂、武侯祠、昭觉寺、文殊院、青羊宫、薛涛井与望江楼，以及到动物园看大小熊猫。这些经历，虽然日后都仅剩浮光掠影般的片段回忆，但在我往后的课堂上，只要再次提起，往往都能令我的学生们心驰神往。
1995年的成都交流会之后，台湾琴人与大陆琴坛知交较大规模的再度聚首，就得等到五年之后的2000年台北古琴艺术节了。那次的活动，虽是台湾琴坛有史以来最大的盛事，但也只能见到少数几位获邀的大陆琴人出席，与成都交流会上将近三百琴人的聚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21世纪伊始，中国琴坛蓬勃发展，中国琴会的组建，带来新的气象。我也因曾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了1995年成都交流会之缘故，有幸荣任中国琴会的名誉理事。2004年远赴北京参与中国琴会理事会，上距成都之行，暌违大陆琴坛知交，已达九年之久。2005年，我又应邀在天津与北京，各举办了一场个人丝弦琴独奏音乐会。三年后的2008年，工作期满自教职退休之后，我规划了一次长程的旅行，拜访各地知交琴友，并应邀参演各个城市所举办的古琴音乐会。前后到访的城市，依序计有：北京、沈阳、西安、南京、扬州、淄博、永安及上海，前后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旅行期间，应各地知交琴友的邀请，在沈阳、北京与上海音乐学院，分别与各校古琴专业学生交流操琴经验；在北京中国古琴学会总会、南京大学文学院与上海今虞琴社，分别发表专题讲演；其间三度进出北京，并抽出两天的时间，为中国古琴数码信息数据库留下琴曲演奏录音。此后的几年时间，因我已无职业上的约聘契约缠身，只要大陆琴坛举办大型的交流会，或者邀我参与演出，我都会尽量筹措旅费出席，可却始终无缘再访成都这个影响我一生古琴事业的城市。
2011年5月，中国古琴学会在扬州举行琴艺峰会暨换届理事会，个人因受聘兼任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古琴课程，不能轻易请假或缺课，因此琢磨再三，最后才决定与会，给组委会造成了不少的困扰。就在与张子胜秘书长联系行程时，张秘书长告知，5月30日成都将再举办一次大型琴会，距26日闭幕的扬州琴会仅差四天时间，但报名与会的日期早已截止了。在得知这项讯息后，心情万分激动，期盼能再旧地重游，当即委托张秘书长协助一圆旧梦。经张秘书长联系成都琴会的组委会之后，因时间过于仓促，并未蒙应允。但当下我仍立即下定决心，即便我以一般游客的身份，也要到成都参与这次盛会，重温1995年的美好回忆。于是在获得唐中六老师的联系方式之后，立即发短信向老人家求援，并报告我与会的决心。同时也立即联系北京的挚友、著名的斫琴家王鹏先生，请他莫辞道路遥远，务必出席这非同一般的琴坛盛事。在唐老师的热情协助下，我与王鹏先生都顺利成行，来到了成都。这次到访成都，距1995年的琴会，已足足十六个年头，而我也已过了知命之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回头一想，岂能不感慨系之？
我与张子盛秘书长的古琴缘分，其实仍需回溯到1995年的成都琴会。在那次的交流会上，我就对他的琴艺印象深刻，只是我随团活动，彼此间并未曾有过任何接触。我与张秘书长的私交，始于2005年应他的邀约到天津演出，之后即陆续有机会经常联系。近年他对古琴事业的投入，更令我赞叹不止。他个人琴艺娴熟，不断精进拓展曲目，琴容尤为淡定，与时下年轻琴人操琴时的华丽却显得浮夸之风大相径庭。尤其他不计个人毁誉地奉献心力，鼓舞了无数年轻琴人投身于古琴事业的成就，相信未来的琴史上，必然会留给他一个应有的地位的。
这次的扬州琴会，许多久未谋面的琴友，又能共聚一堂以切磋琴艺。可喜的是，见到为数众多的年轻琴友与斫琴人在古琴方商的付出，松弦馆琴谱也在众志成城的努力下，完成了全书的打谱工作，使琴坛气象为之一新。扬州琴会闭幕到成都琴会开幕的空当期间，在斫琴家夏林余先生的陪同下，我畅游了扬州瘦西湖与大明寺，以及江都邵伯镇的古运河码头遗址。接着由瓜洲渡过江，到镇江拜访梦溪琴社刘善教社长，并游历了金山、焦山、北固山、西津渡与梦溪园等景点，29日才搭车到南京机场飞往成都与会。
斫琴家夏林余先生，早年在扬州工作，专攻古琴制作与维修。大陆琴坛除了少数上海琴家之外，对他则所知不多。但他的斫琴作品，早在二十年前，即由台北的田美玲老师引进台湾，台湾琴人几乎都曾受惠于他的贡献。我与他神交二十年，但只于2004年在北京的中国琴会理事会后见过一次面，这次的扬州琴会，才有缘再度聚首。因我曾从历次的大型琴会中受益无穷，故而极力邀请他也参与成都琴会。
到达成都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次琴会虽只是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之下的古琴艺术大展项目，但其规模与复杂程度远不下于1995年的琴会。整个遗产节活动的参与人数，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人种高达五千人之多，难怪成都市区的住宿与交通状况都十分紧张。琴会举行会议与展演的场所，与来宾的住宿位置，也就因此不得不分开，这就给讯息联系与来宾接送，以及琴人之间的私下交流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所幸一切行程都能按部就班开展，顺利达到目标。
这次成都古琴艺术大展活动，大会已有完整的规划与记录。其间虽偶有意外的变动，但仍无伤大雅，我个人的活动也就无须再作细表。会后，我仍多留了数日，再访成都市区的各个景点。除了大会安排的访问行程之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由唐老师亲自驾车导览，走访汶川与都江堰地震中心。此外，也参观了以前未曾去过的四川博物院及永陵遗址，并对文殊院与锦里的改变，饶富兴味。对成都近年的建设成果深为感动。
这次成都琴会，一方面惊见老成凋零，一方面也喜见新秀辈出。新一代的琴人，不仅操琴技艺精湛，投入琴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江山代有才人出，琴坛的茁壮已指日可待，与之前琴人们为古琴艺术的救亡图存而心力交瘁，其间的差异，已显然不可以道里计矣！
20世纪初，以上海今虞琴社为代表的琴坛风气，仍然持续影响着今天台湾的琴坛。因渡海来台的第一代琴坛前辈，多数都曾参与过今虞琴社或北京古琴研究会的活动，由于传承了前辈们“琴人一家”的认识，台湾琴人之间，不仅彼此共享琴学资源，并借雅集的形式，交换曲目，讨论操琴技法，分享琴曲诠释与琴道的知见，处处都显示出琴人“至诚不疑，和融无诤”的气度，服善而且服输，彼此互相砥砺，在琴道上携手共进。无可否认的，固然台湾也有少数琴人，因性格或涵养所限，高标自己的境界或成就，而不与其他琴人来往，但却也无损于琴坛的普遍风气。
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个人曾由古琴雅集与交流会获益无穷，因此也要求我的学生对参与琴会不可懈怠。艺术界曾有句老话：“艺术没有学的，只有偷的。”由此观察不同传承琴人的操弹，借此修正自己的琴路；听闻学者琴学论文发表而获得启发，充实自己的艺术思维与知见，相信是每个琴人都能获得的珍贵体验。这就是我何以乐此不疲地奔走于琴会的理由了！两度的成都琴会，更让我坚定这一认识的无可置疑。
前后两次琴会的都江堰之旅，也让我对于生而为人的意义何在，体会尤其深刻。成都这座千古名城，在历史上留下具有崇高声望的人物，忠臣名将、才子佳人，数不胜数。但论及能够以一事功、嘉惠后人达两千余年者，在中外历史上仍是凤毛麟角。虽然以个人机遇而言，尚且“有命存焉”，但从李冰修筑都江堰这一历史事例来看，为他人创造福祉，就是生存的价值，不就思过半矣！
两次琴会都惠我良多的唐老师，不止前文提及的组织四次大型琴会的贡献，公余之暇还勤于笔耕，迄今已出版的著作，计有：《中国乐舞诗》《草堂琴谱》《临邛琴粹》《心言集》《半池居印谱》《巴蜀琴艺考略》等。这些著作，除了唐老师的艺术心得值得后进研读以获得滋养外，大型的乐舞文献整编以及四川琴学文献的汇整研究，给手边资料不足的音乐学者，或无暇耙梳古典文献的古琴爱好者，都带来了无比的方便。这类史料考索的著作，必须研读大量的文献，写作过程旷日废时，没有坚定不移的毅力与志趣，是无以成事的。唐老师虽从不曾高标“利他”，但他已以毕生的精力，为我后辈作出了明确的示范。
近年来我常往来两岸，不少大陆的琴坛大家，经常对我提及眼下琴坛的浮夸之风，并为此而忧心忡忡。我想，这毕竟只是年轻琴人一时间的迷惘而已。弹琴的人，只要琴龄够久，能够持续深入琴境，乐在其中，等到可以琴道消遣俗虑时，自然就可以跨越功利主义的樊篱，成就个人纯粹的艺术生命。
自1994年业师容天圻先生骤然辞世之后，使我惊觉传承师门琴学已责无旁贷。正如当年先师的训诲：我辈受惠于前人的提携，承先启后即是我辈的责任。感谢成都这个可敬的都市，赐给了我两次珍贵的琴缘，坚定了我的琴艺之路；也感谢成都琴坛的知交与琴友，因为诸位的慷慨与热诚，让我获得无数知音之友谊，也为我狭隘的人生，开启了广阔的大门。期待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与成都再续无穷的古琴之缘！
（李孔元，台北人，台湾中文大学教授。当今台湾著名古琴演奏家，琴师于古琴大师容天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