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府那边又给他打电话，说是文章的态度暧昧，分量太轻，袁总统很不满意。
●万事俱备，就缺你这位帅才来当主笔。薪水的事情好说，一个月五百块银元，嫌少还可以商量。
●“薛大可，你想以五百块大洋买我的人格，当复辟的走狗不成！”
●不能再迁就了，北京是待不下去了，自己只有出走一条路。
●在上海所见的人物是另一类，虽然他们敬业之风远远超过京师，但这些人做事洋派，唯利是图，浅薄得好像其脏腑一一都在爱克斯光线中。
●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
●梁漱溟说，康南海先生曾经到过卧龙寺，竟将寺中珍藏的部分佛典径自携走据为己有。
●我为什么要当律师呢？就想维护平民的权益。当年我东渡扶桑，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那时日本已仿效法国建立了律师制度。
这几天远生颇为焦虑。公府里内史夏寿田给远生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吓了远生一跳，居然是要他写劝进的文章。夏内史在以往的采访中给过他很多关照，有些交情，但因为这些，就让自己去投帝制的赞成票，远生觉得怎么也不能接受。可是如何答复？筹安会的事现在已成公开的秘密，袁世凯的态度明白人心里也都清楚。倘若硬性拒绝，一来可能招致大祸，自己一个文弱书生，拖家带口，如何应对；二来夏寿田这边也总要说得过去。想来想去，不知如何下笔。曾经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他，面对这样的要求，怎么也憋不出来。不想那边一个劲地打电话催他，已不容远生多想。他煞费苦心地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自己看了又看，觉得良心上的负担轻了一些。
“远庸兄，你的脸色怎么这样不好？”林志钧见到远生憔悴的样子，吃了一惊。远生把自己刚写的文章连同内史的信都给了自己的挚友。林看完信，又看看远生，欲言又止。二人默坐了一会儿，远生悠悠地说：“宰平，我实在是想不出法子，对夏内史又不好意思断然拒绝，只得用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搪塞。”
林志钧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猛地走到远生面前：“远庸兄，这种事是要担名声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关节操、人格，我认为总是不作最好。”远生听了，脸一红。呆了半晌，艰难地说：“我们当记者的，说白了书生一个，有时身不由己，只要是明白人，横竖总会体谅的。我把文章再改一改，总之良心上要过得去。”
跟林志钧分手后，远生回去又把文章的最末一段修改了一遍，然后誊清了。第二天，他把文章交了差。不料，很快，公府那边又给他打电话，说是文章的态度暧昧，分量太轻，袁总统很不满意，要远生重写。这一来，远生觉得自己已无转圆的余地，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他痛苦地想，这是他一生中面临的最不幸的境遇，也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没有退路了。
恰在此时，远生接到薛大可的请柬。想起前些天，薛大可告诉他，让他做亚细亚报上海版的主笔，他竟然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下来，真有些后悔自己的草率。今天又接到薛的宴请。算来都是新闻界的同道，却谈不上太深的交情，况且薛是《亚细亚报》的经理，谁都知道，亚细亚报是公府的机关报，袁大总统的留声机。近来又因古德诺的文章和筹安会的事，弄得满城风雨。他今天请自己吃饭，不知为了何事？远生觉得这顿饭不那么简单，再加上劝进文章的事，自己到底去还是不去？但不去又怎么推托。薛大可亲自设了家宴，怎么说也是一种礼遇，以自己的爽快，怎么说也难以拒绝。所以他收拾停当，叫了一辆东洋车直奔薛宅。薛大可倒是没请别人，专候远生。
酒桌上，薛大可—个劲地称赞：“远庸兄，当今北京的新闻界，无论怎么数，你也该坐头一把交椅。以兄的豪气干云，气魄宏大，像‘不党之言’，‘警告三大势力’这样的文章，全北京除了兄，何人能写出？”说着，薛大可顺手拿起早已放在几案上的几张旧报纸和杂志，翻了又翻。远生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薛大可已经大声念了起来：
“记者虽然是不党主义，但也知法治国不可无党，因此我实在不想把神圣高尚政党的名词致为万恶的傀儡，只是觉得今日必须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发出忠告，其言无所偏倚，也许有益于滔滔的横流于万一。记者当然不是其人，但有志于这样做……。”“大手笔，大手笔啊！”薛大可边说又拿起另外一份：
“警告袁总统、国民党、进步党三大势力。我主张大众齐心一意，专从中华民国的前途着想，对三大势力作平等观。我认为国民党以极好的基础，本来可得全国之信仰。却以种种自杀政策坠丧，得此一极一良的一段落之结果，不但使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入言之痛心，即是爱惜国民党基础的局外人也不能不为之叹息！国民党弊在盲动，进步党弊在疲软；国民党急进、空想、夸张，有团结而无指导，党有中坚而健全分子太少；进步党保守、拘牵、委靡，议论多而太不团结，无中坚而平等分子太多；国民党有将来而无现在，进步党似有现在而无将来……。”
好不容易等薛大可念完，远生刚要说话，而薛像是意犹未尽，殷勤地劝酒、布菜，端起杯子跟远生干了一下，然后又说：“远庸兄，看得透，看得远。你的大才还没有展布啊！”远生心里琢磨，看样子此公是有备而来，连自己早些时候发的文章都煞费苦心地收拢搬了出来，绕这么大的弯子，不知要做什么，只好一边吃，一边含含糊糊地谦让，哪里哪里！不料薛大可忽然正色道：“民国这几年，政局不稳，公事糜烂，毛病就出在体制上。老兄早有先见之明，薛某不得不佩服。”说完，他仰脖又干了一杯酒，夹一口菜嚼嚼。接着说：“我上回给你说的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看到远生没表态，薛大可即露出神秘兮兮的样子：“最近大总统找过我，对报纸的事极关注，希望亚细亚报尽快扩大影响，往南方发展。特别是上海，尽是些洋人的声音，再不就是和公府不对调门，捣乱。因此亚细亚报上海版的事要加紧办。这不，远庸兄，就为这事，前一阵我专程去了一趟上海，经费也已落实，筹备工作也差不多了，现在可说是万事俱备，就缺你这位帅才来当主笔。”薛大可说到这里猛地打住，意味深长地望着远生笑。
远生放下筷子，推托道：“这事我还没有想好……”薛大可大口喝下一杯酒，放下杯子哈哈大笑：“远庸兄啊远庸兄，你是聪明人，我这样虚位以待大贤，全北京除了老兄，谁能当此大任？老兄总得给我个面子吧！”远生又要推辞，被薛大可打断了：“远庸兄，薪水的事情好说，一个月五百块银元，嫌少还可以商量，你就不要再推三推四的了。”说完又亲自给远生斟满一杯酒，借倒酒的工夫，对远生低声耳语：“国体将有大的变动，不久大总统就会有非常举措，脱离现位置更进一步。凭老兄这支横扫千军的笔，报纸上的事如果办好了。替大总统出了大力，你就是开国第一功臣呀！”
突如其来的一番话，在远生听来，就像是晴天霹雳。什么总统再进一步，那不就是要当皇帝吗？开国功臣，现在是民国，不知又要开什么国？难道要复辟不成。怔了半天，远生好像才明白过来。今天果然是宴无好宴。想到这，他啪地一拍桌子，弄翻了酒杯，厉声质问道：“薛大可，你想以五百块大洋买我的人格，当复辟的走狗不成？”薛大可见远生发怒，赶紧赔着笑脸说：“远庸兄误会了，岂敢，岂敢！”薛的话还没说完，远生已拂袖而去。
远生回到家，把夏寿田的事和薛大可的事联系起来，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已无法置身于外。他点燃一支雪茄，吸了灭，灭了再点，“怎么办？怎么办？”他在心里一个劲地问自己，痛苦地喃喃自语：“不能再迁就了，不能再迁就了。北京是待不下去了，自己只有出走一条路。”想着想着，眼泪夺眶而出。
9月3日清晨，林志钧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看到来人是黄远生，林立刻意识到肯定发生了大事。因为远生向来晚睡晚起，今日一大早突如其来，神色紧张。还没等他开口，远生就说：“宰平，那些人当真要与我过不去，消息甚确，我只有走，北京是待不下去了。”林志钧想劝他，又想不出合适的话，便说：“有没有别的办法？”远生叹了一口气：“万物中最尊贵的东西莫过于意志，人各有其独立的人格，人格就是自己的价值，除非丢了人格去迁就他们，否则还能有什么法子。”说完，对林志钧拜托了一些家中的事，便匆匆告辞。他家也没敢再回，就直奔前门火车站。
汽笛一声大吼，列车徐徐地驶出北京站。正阳门灰色的背影越来越淡。远生看看同车厢里没有什么可疑之人，这才如释重负。但其复杂的心绪如同秋日纷乱的落叶。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落到今天这么个不到时候的结局。
列车离北京越来越远，远生这才有了一种脱离虎口的感觉。不过，与《亚细亚报》的关系还须尽快登报声明才是，启事的内容一定要写得明确。他想着想着，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远生到上海已是9月5日，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跑报馆，登启事。在他到达上海之前，上海《申报》已在头版显著地位登出了本报反对帝制的启事，启事中说：“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而与此同时，亚细亚报沪版却大登聘请黄远生为主笔的预告，并有上海各大报转载。远生一见，不顾劳累，赶紧将自己的启事给报馆送去。果然第二天《申报》、《时报》就登出了黄远生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向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告白。
远生要《申报》将这则启事连续刊载到9月14日。
办完这件事，远生到街上转了转，放松一下。当下急切的事就是找一个安身之处。长期住旅馆，既不方便，也不是办法。见街头几个报童叫喊卖报，他要了几份报纸，先看申报，自己的启事已完整登出。又看了其他几份报纸。他特意翻了翻《上海亚细亚报》，发现该报广告栏中仍将他列为该报“总撰述”。远生十分生气，心想这件事还需要澄清。
因此，待到申报连载完自己的启事，远生又要求在该报广告栏中刊布《黄远生致亚细亚报馆书》：
亚细亚报诸先生鉴：远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故于贵报未出版之先，即已在京沪各报声明脱离关系，乃贵报前数日尚未将广告中贱名撤销，应请将此函登人，以清界限。此请大安！
黄远生启
刚办完这件事，远生又见到《大陆报》载有他在《申报》宣言与《亚细亚报》脱离关系的报道后，随即致函《大陆报》声明：今读贵报，见新闻栏载有上海亚细亚报总主笔黄远生已在《申报》宣言与该报脱离关系，并称其宗旨与申报相同，赞成共和等语。以上所载于事实尚未能明切发挥，故不得不稍具数言，藉资更正。鄙人当筹安会未组织之前，虽曾允许担任《上海亚细亚报》编辑之职，然自国体问题发生与该报之态度发表后，即立行辞职出京。同时于京沪各华字报声明其事。在《申报》及《时事新报》第一次登载时间为9月6日，而《亚细亚报》出版则在10日也。鄙人脱离该报既在该报出版之先，则鄙人与该报有关系之说，可见绝对虚诬矣！
黄远生白
应远生要求，《大陆报》还在黄远生的函末加上了这样一段按语：以上为黄君来函。本报闻黄君友人某言，黄君虽于数月前应允担任《亚细亚报》主笔事，近日筹安会活动后，知该报宗旨鼓吹帝制，与黄君宗旨不合，故不愿与闻。此次来沪，实为避免《北京亚细亚报》责其履行前约起见。抵沪后，即在本埠若干华字报上载其宣言。9月6日即已再现其宣言，即表示其与此新出版报纸无关系也云。
9月18日，申报又在来函栏以《黄远庸致大陆报函》为题，全文转载这封信及按语。
连日来，远生不断公开在报端多日发表声明，实在是冒杀身之祸，但他内心深处，真不愿为帝制充当吹鼓手，所以才不计后果以此昭告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