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闭门大不吉，开门又大不吉。
●去年贫无立锥之地，今年贫得锥也无。
●国运岌岌，而当局却显得雍容太平，百官谒贺总统，总统赐宴百官，热闹非凡。香槟酒成了民国的名酒。
●远生发现有四名外国新闻记者也冒充顾问混在其中。
●每到二十五日发饷的时候，当局的人一个一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国务院各部拖欠款已达四千多万元。
●唐总理最近面色消瘦，每天只吃一碗饭。他所惧的，非袁非孙，非南非北，最怕外国人的绝情。
●气得袁总统说：我宁做土匪国，不肯借此屈辱之款。
●银行团内部也起了纷争猜忌。美国1不疑是不是俄国在捣鬼，而其他国家都觉得莫不是比利时银行卷土重来。
转眼到了新年，刚刚一岁的民国跌跌撞撞地迈入了1913年。迎面而来的内忧外患让它几乎窒息。
按传统旧俗，除夕与元旦之间，大门上的春联一面写闭门大吉除旧秽；一面写开门大吉迎新鲜。新年新年，总会有一种新的希望。然而，这个民国二年却怎么也让黄远生乐不起来。
蒙古问题未了，西藏问题未了，鸦片交涉未了，列强千方百计企图瓜分边境，共同监督中国本部。外交现状如此恶劣，远生是记者，对时事非常敏感，国运岌岌，让他心头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悲观。而当局却显得雍容太平，百官谒贺总统，总统赐宴百官，热闹非凡，何其闲暇。真可谓风雨飘摇，荡及巢屋，而燕雀逍遥自在，坐忘刀俎。
今天是1913年元旦，北京天气晴朗，绚烂的阳光洒满紫禁城的红墙宫殿，照耀着青砖石阶上的雕龙刻凤，但长安街上的一团团积雪依然散发着寒冷。远生本来习惯于夜间写作，早晨晚起，因今日总统府将举行盛大新年宴会，邀集各部简任官以上的官员庆祝元旦，所以他早早出门，前往总统府采访新闻。
去年11月间，远生与蓝公武、张君迈两位好友商量，每人每月从薪水中拿出二十三元，准备办一个周刊。因为十分仰慕梁启超先生，尤其欣赏他的大作《少年中国说》中大气磅礴的激扬文字，周刊的名字就定为“少年中国”。张君迈、蓝公武都是少年才俊，虽说蓝公武比远生小两岁，但他在北京办《国民公报》已有名气。
三人志同道合，有感于民国的言论界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的意识，不足以表现真正的国民精神。国民的精神，神州的正气日已消绝，让人堕心丧气，亲见大难将至而不动心。种种伤心，怀之已久，每次酒酣耳热或冥心独往之时，觉得自己生在今世，愿旦夕间粉身碎骨，令皮骨为灰为土为飞尘野马为快。幸亏未死，还能倾心沥血，吐出积郁。发行《少年中国周刊》，是因为鱼骨头卡在喉咙里，不能不吐。只不过三个人积鲠相同，才一起倾吐。
他们办刊的动机很纯洁：社会未达到理想政治，尤其容易接近罪恶，这在中外都一样。外国都有一国之元气足以支持，而在我国，元气消沉，只是靠虚伪的模仿，恶劣的手段，腐秽的习惯而立国并与外界竞争，如何生存？如今国人的心理，几乎不信世间有真正爱国的人或真正的公理。只是互相使用手段与恶习，演成今日的现象，致使国家的基础败坏腐朽，一摧拉之间便可崩折。所以《少年中国周刊》呼吁中国优秀分子应当分两派努力，一派实际躬亲政治及社会的事业，以忠贞的态度坚决支持稳健之道；一派则屏绝因缘，脱离偏倚，主持正论公理，以澄清腐秽而养国家的元气，以新民气而葆国光。只要能培持元气，固植根本，就能像意大利的中兴，日耳曼的再建，脱兰斯法耳的苦战，菲律宾的独立，百年之后，我黄种人还有再兴之日。如果长此沉沉，到头来，别人不亡我，而尸居余气之国，也决不是血气男子所能容忍而生存的。所以他们三人希望自己如希腊的雄辩家，中古的文学派，近世的革命哲学，借助报刊，以先进的思想唤起民众，振兴国家。
远生和张、蓝二人商定后，说干就干，不靠外援，一切从简。不过十几天，周刊就出来了。远生专门撰写了“少年中国之自白”，大声疾呼：同仁等虽然未敢以爱国的雄辩家或文学家自任，但甚望我国大有识者，蕴其伤心的血泪，不要吞声呜咽于暗室中，也不要消磨在醇酒妇人之下，因在此刊一吐、大吐，还能挽回国家元气于一二。
因为上面的文章评论时政，切中时弊，与众多读者内心呼声共鸣，每期出版的2000份，数小时内即销售一空。
周刊上清新锐利的文字振聋发聩，尤以远生的《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最为警人，他认为中国今日无平民，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的人，实为贵族。而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养国家的所谓真平民，却是奴隶而已。中国今日的平民政治为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之类的人，享受全国最高俸禄，极其饮食男女之乐。这些极乐世界中的人，全国最多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国民，却都呻吟瞧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供租税服劳役，他们口不能讲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根本得不到大总统及政府的照顾和珍惜，舆论机关也不代表其呼吁，那些堂堂政客也不去为之调查研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奴隶而不是平民。
革命以来，我清洁高尚的国民，以爱国的热诚奔走于义师之下。人心革命。但是临时政府成立以来，一切都是为袁大总统、政府、官僚、党会以及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的私利服务，丝毫没有为民生社会请命的。他要告诉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真正的平民，所谓文明的政府，文明的司法，文明的警察，都是保护文明贵族的，而不是平民所能享受的。高尚的学理，深远的政策，也都是用来扶植贵族势力的，并没有把平民归纳于其中。
他在文中侃侃直言：百万贵族听着，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想一想，今日中国是多数人幸福还是少数人幸福？对于这种残酷不仁的幸福，少数人如果稍有良心，难道就不能泣血剖心，自动在国民面前道歉吗？
因为周刊中有这样一针见血的文字，因此内外议论蜂起，有赞赏的，有妄相揣度的，也有好心相劝的。梁启超倒是写了篇《中国三少年》的鸿文，赞扬这三位有为青年，对三人的勇气和见识褒奖之余，文中也免不了委婉地提醒劝告。这些都大大地鼓舞了远生等人。没想到自己一吐为快的文章，竟能引起海内如此大的反响。由此可知，中国少年决不可不从奋斗努力上做功夫，决不能悲观消极。
远生边走边想，就来到了总统府。今天这里警卫森严。远生接受完盘查，获准进入会场。陆陆续续到会者约有四百余人，其中有很多外国顾问出席，远生发现有四名外国新闻记者也冒充顾问混在其中。中国人对洋人向来查的比较松。此时官员们三五成群悄悄议论：“今天是不是还要行朝贺之礼？”“总统此举是为了慰劳百官一年来的同甘共苦。”
庆祝会开始。首先是在场的官员们向总统行三鞠躬礼，然后，赵秉钧总理代表与会者致词。远生望着春风得意的赵秉钧，心想，去年三月起到今天，致词的人变成了赵总理，更想不到从唐总理、陆总理，宦海沉浮，人事变动也太快了。赵在致词中讲：“一年以来幸有今日成绩，皆大总统经营于上，国民同心协力于下。秉钧德薄才鲜，毫无懋绩，只是今日谨代表群僚敬贺大总统万岁！”
赵秉钧致词毕，袁总统站起来讲话：“一年以来幸无陨越，皆国民同心协力之功。今后百废待兴，千万诸君努力。”袁总统精神洋溢于眉宇的样子，与去年此时萧飒迥然不同。
远生犹忆去年三月初十下午二时，袁总统履任时，北京刚刚兵变之后，街道上数十步以内绝行人，到会的各省代表寥寥无几，有蔡鹤卿、汪精卫等南京来的代表致词，各阶级的代表均历历可数，令人产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当时远生远远地看见袁总统面目一派老气横秋的疲惫，与今日神采奕奕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唉！可就北京而论，要说袁总统就职一年来发生多大的变迁，只不过是表面上粉饰荣华而已。
远生沉思感叹之际，袁总统致词完毕。官员们各自散人包间，开始大饮香槟酒。香槟酒成了民国的名酒，就如同古代的屠苏。而这香槟酒也勾起远生满腹怅惘，过年过年，穿新衣裳，吃年酒，这终究是孩子们或富贵人家的兴致，而中年忧患之人则百感猬集。想到蒙古交涉，西藏交涉，借款交涉，危亡一线的中国在伶仃困苦中度此新年，真让人痛苦。想到这里，远生已没有兴致再待下去，与几位熟人应酬了一下，便悄悄地退出，如约去采访上海公论西报通信员柯敦（curton），了解大借款的最新动态。
借款之事源于南北停战后，南方遣散军队及偿还前清的借款。对外借款从前清就有了。宣统三年四五月间，清政府与英法德美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借一千六百万元用来振兴东三省经济和修建湖广铁路。前一笔因日俄坚决反对而未能履行，后者则激起保路风潮，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此后，借款便不再提起。可是日益窘迫的财政状况使一筹莫展的袁世凯在接手临时大总统后不得不重提借债，急需七百万两银子作为军事善后之用。具体负责的是袁的内阁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本来是想利用银行团各国银行家间的竞争来获得一个最惠的借款条件，无奈银行团有些条件太苛刻，如汇丰银行交付短款之前，先将中国财政出入清单抄去，解款时只允解到天津。由天津到北京须中国派人自行搬运，银行团不肯保险，还要中国必须写信声明，说中途如有变故，银行团不负其责。最后总算以轮船招商局作为担保，银行团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交了二百万元垫款。不久北京发生了阻止袁世凯南下的骚乱，银行团借口形势不稳，停止了垫款。
唐绍仪原本就厌恶银行团的垄断，所以一开始也就留了一手，暗中与比利时华比银行的德福斯谈判一千万英镑借款。银行团若不借款，就从比国借款。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四国银行团立即提出抗议：第一，要求取消比款；第二，要唐向银行团谢罪。而此前他们已预先活动阻碍比利时不能在法国发卖债票。
尽管唐绍仪解释比款是周自齐与比利时银行代表签订的协议，经袁大总统承认的，但银行团认为唐氏这次为南北枢纽，联络双方，一切大政都由其主持，无论经过谁同意，是唐氏带往南京参议院通过成立的，责任应由他负，不能推诿。唐绍仪没有办法，在强大的压力下，一一照办，还专门跑去向四国公使道歉。可是事情并没有完。
银行团厌恶唐不讲信义，向比利时借款，因此放风，说唐在财政问题上没有信用可言，这次唐绍仪带着从比利时借得五百万元款南行，全部花得干干净净，太挥霍了。
所以虽然唐绍仪已明确表示取消了比款，但银行团的代表提出的要求又加了价码。他们骄横地通知中方借款条件：中国政府每月须开出预算，经外国顾问官核准后才能开支。关于遣散军队的用款，必须在北京设立一个陆军协会，由外国武官会同商定办法，在武昌、南京各重要处所实行遣散，遣散时必须由外国武官会同监督。每一个士兵缴械之后，就发给一纸支票自己到银行取款。简直是欺人太甚。
这样的条件显然无法接受，于是唐绍仪与四国银行团又谈崩了。银行团扬言：“非唐辞职，不能借款。”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把谈判破裂的原因归咎于唐绍仪，对银行团说，自己愿意做中间调停人，力促借款协议的达成。为此召开了紧急国务院会议，会上唐氏又提出实施强迫公债，理由是，能拿出一万元的资本家中国还为数不少，得千人就是一千万元。他还想强行兑换纸币，但没有多少人响应。
蔡元培则提了一个募捐方案，他说，主张革命之兵多明大义，只要对他们晓以道理，不难无款而遣散，如果不肯，就给每人发一募捐委任状，让自己去募捐。而宋教仁认为，蔡的方案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实践中也行不通。但借款之事也不能太委曲求全，其中涉及到国家主权，应该慎重。多数人附和宋的意见。这时候，刚从上海来京赴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站了出来，自告奋勇愿意就借款之事与银行团重开谈判。
唐绍仪卸了这副担子，但又担心熊氏谈不下来。然而熊却是一副信心百倍的样子。
熊希龄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拿盐政开刀，整顿盐政行就场专卖法，一年可增加八千万元，如果外国人不信，可以请一位盐政顾问，比让外国人监督的好。因为自己向来不主张借比利时款，这一点或许还能与银行团沟通感情。因此他对外界说，即使谈不成，也不能不去谈。况且如今有袁大总统做中间人，事情或许真有转机。因此，当唐绍仪向银行团宣布自己公务繁忙，借款一事移交熊财长全权负责后，熊就正式接了此事，谈判过程中也不向唐氏报告。气得唐发牢骚。我这个内阁是包袱内阁，这总理多当一天，就多负责一天。
让唐绍仪烦恼的还在后头。关于借比款的事，虽然唐已经声明取消，但比国银行代表根本不认账。理由是比国借款已经正式通过议会批准成立，且已履行应有义务，中方没有理由单方面宣布取消。因此要求赔偿：（1）一年空息；（2）为契约外的违约损害赔偿。唐所借比款数额实为七百五十万，名义上说是一千万。
这样一来，唐总理的处境更加困难，一是与外国人的关系处得太糟；二是参议院的多数人已不信任他了。据他同乡说：唐最近面色消瘦，每天只吃一碗饭。他所惧怕的非袁非孙，非南非北，最怕外国人的绝情。
熊希龄接着唐绍仪谈判，谈来谈去才明白唐氏为什么谈不下来。这些外国人以势压人，欺侮人真是到家了，换了谁都会气愤。最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口口声声要监督中国的财政，说什么中国的官纪历来都坏，滥用款项，现在虽然建立了民国，但政府方面还看不出有什么进步。所以银行团就提出要监督中国财政，每月的预算必须经外国顾问核准才能开支。遣散军队的款要外国军官会同监督。另外，中国公布的财政预算无法令人信服，比如唐总理在南京一个说法，袁总统在北京一个说法，熊总长在北京报纸发表的有关财政情况意见又一个说法，三个人各不相同，或说现在一年须八万万，或说须六万万，或说十万万，由此可见当局对财政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如果就按财政熊总长所说的十万万计算，最近一年的收入至多不过一万万数千万，即使银行团答应借这些大批借款，也不敷一年之用，再过一年，又怎么办？
谈判进展不顺，而财政又一天天吃紧，国库空空如洗，没有一分钱。陆军部曾向财政部要款七十万元，根本没有着落。无奈熊希龄将皮球踢给了已卸任的财政次长陆宗舆，要陆想法筹措。陆一个卸了任的人，上哪儿找钱去？没办法，还得在借款上找出路。采用的方法就是要求银行团降低其监督财政的条件，并用垫款暂时代替借款。有人把垫款又叫做小借款。不久，中方又作了让步，签了一个垫款合同及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
银行团又开始垫款，累计数额为一千二百一十万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