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增强减灾抗灾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直接影响到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减灾抗灾的能力。因此,必须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以增强农业减灾抗灾的能力,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提高认识,树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意识
要改变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切实解决设施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相关农业工作者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认识。仅仅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的诸多直接功能和作用是不够的,农业工作者还必须深刻领会到:其一,农业基础设施不只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保证社会总产品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物质保障,是增强抗灾能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工程”;其二,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其三,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性的产业部门,而且同样是社会经济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综合性部门;其四,农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化是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构成要素,农业现代化就是不断地运用现代物质技术手段来改造传统农业,装备传统农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来调整和完善农业生产关系,运用现代知识结构来提升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者的素质;其五,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基础设施的一个子系统,虽然具有基础设施的一般特性,但是在测算和评价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时,要充分认识其特殊性,包括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对抵御自然灾害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而不能仅看到设施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经济效益,否则将导致低估农业基础设施的社会作用,进而有可能给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制定符合实情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战略
在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认识的基础上,必须大力调整农业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制定符合实情的发展战略。针对目前基础设施滞后于“直接生产性活动”(DPA)的程度比较大,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应暂缓DPA的发展速度,将现有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基础设施部门,采取“突击式”发展战略,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填补空缺点,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致与DPA的发展需求相适应时,再实施同步发展战略。农业基础设施与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相比明显滞后,本应当加大其发展力度,但目前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也较慢,加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力推进阶段,所以要求农业基础设施“先行一步”,也有实际困难。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性特征出发合理布局,可以优先发展社会共享型基础设施,极力扩大基础设施的服务对象、服务范围和领域,让农民分享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使基础设施成为沟通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统筹的纽带。这种战略观在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现实可行性。农业中很多重要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本来就有赖于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甚至有的农业设施本身就是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或是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内的扩展。以20世纪90年代末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电网设施的大规模改造为例,实际上就是工业和城市电网设施在农村地区的扩展,即构建一个覆盖广大城乡的统一的电网系统。在这种战略观的指导下,发展工业和城市环保设施,应当充分考虑工业和城市污染源向乡村的转移和扩散,尽可能将工业和城市污染源就近处理。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应当统筹规划城乡的内在联系,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科技、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发展,应当给农民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打破制度性或非制度性障碍。
3.拓宽投资渠道,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不高,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等主要原因外,投资来源渠道过于单一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从目前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逐渐走向多样化,有政府和集体投资,银行贷款、捐赠等形式,这些投资渠道实际上体现出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的投资格局。具体言之,在投资中要明确各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和投资责任,以保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有的投资力度。首先,国家应增加投资比重,把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重提高到总投资的10%以上,并且承担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在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同时,应降低投资成本,压缩投资周期,优化投资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收益,提高工程项目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强化服务功能;最后,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以充分发挥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针对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建设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国家应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集体和个人建设资金的不足,又可以体现政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总之,进行农业建设投资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根据受益的多少合理分担成本,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4.确定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的重点
由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制约,在现实中,我国不可能同时发展所有的基础设施。虽然许多农业基础设施短缺,甚至缺口很大,但我国还是应当走选择性发展之路。目前,我国应着重发展的农业基础设施有:①农村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我国农村交通运输和整个通讯水平长期发展滞后,由于交通和信息闭塞,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减灾抗灾能力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据调查,我国每年仅农产品因不能得到及时运输而造成价值损失已超过了50亿元,还不包括在途运输直接损失和因为无法运输而造成的潜在损失。因此,大力发展农村交通已是当务之急。全面小康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实现村村通公路。通讯设施建设要以县城和小城镇为中心,向周围广大农村辐射,构建覆盖面广阔的通讯网络,并提高通讯质量和水平。②农田水利设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通过水利设施建设,可增强我国农业的供水能力和防洪能力。我国当前应建设好一批骨干水源工程,抓好大灌区配套改造工程,加快“病险水利工程”治理,大力发展乡镇和农村供水,继续搞好群众性农用水利基本建设。③农村能源设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必须以能源为依托,从农业生产过程到农产品的产出,再到流通领域的销售环节都离不开能源。以电力为例,我国必须建设和完善大型输变电、供电网络,提高输、供电质量和水平,全面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实现农村水、电和电气化达标。随着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以及农村三大产业发展的加快,随着农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能源的需求量势必会越来越大。④农科教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教育和农业技术推广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目前发达国农80%的农业收益来源于先进的科学技术。要使科技对我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在21世纪前期达到50%,在21世纪中期达到70%~80%,各地的农业管理和技术部门必须加大对农科教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科研机构、仪器设备、基础教育设施、职业技术学校等“软件”和“硬件”设施的建设。
5.建立健全新的经营管理体制,实现管理增效
传统体制下对农业基础设施的管理以实物管理和设备管理为主,基本上不存在资产经营管理。农业基础设施往往无偿提供服务,农业生产者无偿消费。供给越多,需求缺口越大,难以实现正常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新的农业基础设施经营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具体言之:第一,对于竞争性、经营性基础设施可以按照公司制的运作方式,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对非经营性或非竞争性基础设施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实物管理为辅的体制,这部分设施虽然以社会效益为主,投资经费主要由政府财税负担,但也要体现经济效益,实现资产的保值。第三,对少数特殊的行业和部门如邮政和水、电、气部门,可以维持国家垄断经营的低效益境况。第四,对于所有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可以采取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等资产组织形式,明晰产权和责、权、利,实施价值化和资本化管理,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第五,建立农业基础设施的法律保障制度。应当通过法律形式,来规范农业基础设施所有者、投资者、经营管理者和使用者的责权利和行为活动,建立起一种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与经营方式并存,资本型、实物型和价值型农业基础设施有机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
第二节大江大河的整治与减灾抗灾能力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农户对水利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大江大河的整治要求不断提高。经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水利建设,我国大江大河的堤防加固、灌区的节水改造、节水增效示范工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国水库从解放初的20多座增加到8.5万多座,累计加固及新修提防26万多公里,初步形成了七大江河的防洪工程体系;全国供水能力从1000多亿立方米增加到5800多亿立方米,农田灌溉面积从2.4亿亩扩大到8.2亿亩,基本形成全国农田灌溉总体格局;累计解决了农村2.1亿人、1.3亿头牲畜的饮水问题;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3万平方公里;水电总装机容量从36万千瓦增加到7200万千瓦,其中水利系统装机容量达到2880万千瓦,完成了447个农村初级电气化县的建设。这一系列成就,为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农业减灾抗灾能力的增强,为社会安定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一、大江大河整治的历史与现状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大江大河的整治包括了防洪、排泄、蓄洪、灌溉、水资源保护、航运和其他工程。历史上我国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农业素以水利为命脉,我国的农业史,可以说是我国发展农田水利、克服旱涝灾害、减灾抗灾的历史。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除了受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作物所需的灌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原始的灌溉、防洪活动相继出现。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大禹治水时就已开掘排灌渠道;公元前450年,魏国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漳水十二渠;公元前256年,蜀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工程。上述工程以及后来的京杭运河、江浙海塘以及陕西的郑国渠、广西灵渠、东汉的浙江鉴湖、魏晋的车厢渠、宁夏唐徕渠、太湖的塘埔圩田、宋代的福建木兰陵、元明的太湖和滇池水利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为了生产和生存,对水旱灾害积极减灾抗灾所取得的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