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加重
人类社会的早期，人口稀少，生产能力低下，人类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主要是顺乎自然以求生存，对自然界改造与破坏的程度不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愈来愈大，对地球表面环境系统演变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土地、淡水、空气、矿产等资源，并将各类垃圾遗弃在地球表层，导致了灾害产生的综合指标——熵值不断增加。加之人类工程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破坏，使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是导致灾害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重新认识并协调发展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人类社会将受到自然界的报复，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回顾我国的历史，一方面社会经济不断繁荣，社会财富不断增多；另一方面，“灾害—环境—资源—人口”的恶性循环，也对我国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主要问题是：
（1）环境恶化导致灾害频发
2000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显示，中国近1/3的国土生态环境质量优良，1/3的国土生态环境处于差或较差水平。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中国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不断增加，森林质量逐步提高，但森林资源仍存在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过度采伐等问题。中国天然草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但有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退化、沙化草原已成为中国主要的沙尘源。我国约有四成的自然湿地得到了有效保护，但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消亡、退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对农田生产力和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沿海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破坏加剧，海域总体污染状况仍未好转。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分布最多的国家之一，集中分布在西北干旱地区，荒漠植被的过量利用和内陆河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荒漠植被和荒漠区绿洲的生态退化。中国城市绿地面积不断扩大，但城市水资源短缺，城市绿地面积小、功效差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村“脏、乱、差”的现象仍然存在，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比较突出。
长江流域在唐代以前真正是山青水秀，一江清水，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随着人口增多，人们在湖床与河床上建堤、围田，在丘陵山区盲目毁林开荒，也使水土流失面积急剧扩展，输沙量逐年增多，水旱灾害频度加大。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例，元朝时四川的森林覆盖率为50%，解放初降至20%，到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12%。四川省50年代水土流失面积为9万平方公里；70年代增至36.4万平方公里，年损失土壤5亿吨。四川省水灾在50年代发生4次，70年代发生8次，80年代几乎年年发生；旱灾50年代发生2次，70年代发生8次；泥石流灾害在30年代有14个县发生，50～60年代扩展到76个县发生泥石流。现在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从1975年的36万平方公里增至1986年的73.9万平方公里，土壤侵蚀量已达24亿吨。如果任其发展，一江清水的长江，将面临成为第二黄河的噩运。
（2）水资源开发过度，导致灾害加重
随着人口膨胀，工农业发展，人们在开发森林与土地资源的同时，对水资源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过量抽取地下水资源，使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并引发了许多自然灾害。在我国西北地区，植被覆盖率已从50年代的20%降至80年代的10%，沙漠化土地扩大，罗布泊等湖泊在萎缩消失。我国南方的湖泊也在缩小，湖北省50年代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有1060个，总面积8000平方公里，80年代仅剩下193个，总面积只有2000平方公里。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普遍下降，江河时常断流，地面水体面积缩小，沙化土地增加。为了弥补地面水资源的不足，1972年以后，北方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约抽取地下水400亿立方米，形成了40多个漏斗，许多城市地下水漏斗已深达数十米，目前地下水漏斗还有从城市向乡镇、农村发展之势。特别是沿海地带，许多地下水漏斗的边缘已接近海洋水体，一旦中间的淡水屏障被打通，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现在已有20多个城市，包括天津、上海、西安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天津塘沽和汉沽沉降量已达2.10～2.60米，一些乡镇也出现了地面沉降。全国已有200个县市发现地裂缝757处，18个省区已发现地面塌陷737处。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面塌陷给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威胁，仅西安市每年就因此损失数亿元。
地下水位降低，表层土壤含水量随之降低，使旱灾发生概率增多。沿海地区地面沉降导致海水入侵，使土地盐碱化，破坏了盐场和水产养殖基地。胶东滨海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使地下水低于海平面的负值区总面积达25000平方公里，海水入侵面积已达534平方公里。人类在生产与生活中，一方面抽取淡水，另一方面又将污水不断排入循环系统。据统计，全国每年排放污水365亿吨，已有82%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使生态环境遭破坏，生物灾害激增。
（3）矿产资源开发过度引起灾害恶化
人类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增加了社会财富，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与灾害。矿山开采活动弃土弃石，加速了水土流失，增加了河流泥沙量，引发洪水；矿坑水外排和开采地下水，使地下水位降低；矿山周围资源枯竭，机井报废，旱灾增多，甚至导致土地沙化；含有害物质的矿石、废渣和污水排入河流，使水质污染；在矿山冶炼过程中，人们违规燃烧煤、油、气，向空中大量排放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引起一系列环境问题。每年仅酸雨一项就使我国约4000万亩农田受污染，损失约13亿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采矿业大发展，矿山灾害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4）人类工程活动诱发灾害
地下水、油、气的提取和注入，导致深处水动力条件和静水压力的变化；地下矿产资源的采掘和爆炸、工程开挖、地表静压负荷的产生，导致地表应力状态的变化和重新分配，从而诱发了地面形变、地震、地裂缝、滑坡、泥石流及地面塌陷等灾害。据统计，有60%～70%的崩、滑、流地质灾害与人为作用有关。
（5）违背自然规律盲目建设也是导致灾害的重要原因
1991年长江中下游水灾严重，固然与降雨量过大过猛有关，然而在溢洪道上随意建造构筑物，以及水利工程失修和被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人口膨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开发，引起环境恶化，并导致灾害发生，成为除自然变异因素外的第二个重要致灾因素。另一方面，灾害、特别是大灾害的发生，势必引起环境恶化，毁坏资源和财富，使人口锐减。
四、减灾——面对自然灾害的战略选择
当前世界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的发展现状与趋势，都已进入了“黄牌警告”阶段。因此，若要抑制社会与自然向恶性循环方向发展，就必须强化对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系统的认识和同步性的协调努力，依靠社会的共同努力，从自然与社会两大方面，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资源政策、环境政策、减灾对策。谋求社会—自然大循环的改善，是现代减灾工作一项需要特别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许多自然灾害，特别是规模大、强度高的自然灾害，就人类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能力是不可能消灭的。因此，提高社会防灾抗灾的能力，保护受灾体，是现在可行和最主要的减灾手段。也就是说，对自然灾害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而言，在减灾中，更重要的是后者。
1.减少灾害损失就是增加收入
尽管我国政府重视减灾工作，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仍在以接近甚至超过经济发展的速率增长。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世纪50年代为480亿元；60年代为570亿元；70年代为590亿元；80年代为690亿元；进入90年代以后，年均已经超过1000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2001年因灾造成的直接损失为1942.2亿元；2002年为1637.2亿元；2003年为1884.2亿元；2004年为1602.3亿元；2005年为2042.1亿元。至此，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想获取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就不能不把减轻灾害损失提到重要位置。
1949—1989年我国投资50亿元，三次加高加固了黄河大堤，使“三年二缺口”的黄河40年来安然无恙，仅此一项至少减少500亿元的经济损失。1988年上海加修的防潮堤，经受了9216号台风风暴潮的考验。这一次风暴潮给我国沿海造成了90多亿的经济损失，而上海仅损失了300万元。2004年和2005年因自然灾害相对较少、影响程度偏轻，总计少损失粮食350亿公斤，占这两年粮食增产量533亿公斤的65%。
相反的例子是辽河洪水，1964年铁岭站洪峰流量为3100立方米/秒，当时水位只有59.12米，损失不过1亿元。而当1985年洪水首次洪峰流量只有1710立方米/秒时，辽河水位已达59.3米。由于河道多年没有清理疏通，河堤没有维修，加上人为设障，以致于损失了47亿元。如果灾前能预付此损失数额的1/10进行维（修）、扩（展）、（保）护，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减少灾害损失，也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我国重大的工程性减灾投入一般都取得了1：10以上的投资效益，显然已远远超过了一般扩大再生产的投效比，如果再考虑到减少的人员伤亡，减灾可看作是一项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社会事业。所以，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去看待减灾工作，要树立生产与减灾并重的社会发展观念。
2.科学技术是减灾工程中的核心要素
减轻自然灾害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监测预报、防灾、抗灾、救灾、援建等项措施，其中每一项都需要新技术的支持和多学科的联合。国家安排了农业、林业、气象、海洋、地震、地质灾害、黄河灾害以及城市减灾研究等项目，投入数亿元，这些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减灾科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自然灾害预报是减灾的先导性工作。一方面，我国早已建成了七大灾害的预报和监测系统；另一方面，由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许多自然灾害往往在成因上、发展上、空间上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每个地区的减灾规划都要考虑各种灾害的综合影响。因此，近年来我国逐渐发展起来了一种考虑多因子、多灾种的综合预报思想。在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我国自1989年起就开始召集各类预报部门专家进行年度灾害发展趋势综合会商，并将会商意见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这不仅为国家和地方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安排减灾工作提供了灾害综合参考信息，而且也为深入研究灾害群、灾害链、灾害系统规律，从更高层次上突破灾害预报难关开拓了新的途经。这种形式，颇受各地政府重视，现已有十多个省、区、直辖市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随着自然灾害的综合调查和综合研究，我国的自然灾害科学体系在逐步形成。气象灾害学、海洋灾害学、水灾害学、地质灾害学、地震灾害学、农作物灾害学、森林灾害学、天文灾害学、环境灾害学、灾害成因学、灾害历史学、灾害地理学、灾害医学、灾害物理学、灾害化学、灾害环境学、灾害地质学、灾害心理学、灾害经济学、灾害社会学、灾害教育学、灾害信息学、灾害预报学、抗灾工程学、灾害评估学及各种减灾技术等，都可能形成新的学科或学科分支。减灾科学体系的蓬勃发展，将极大地推动减灾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