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会晤
阔端召请萨班的诏书，可谓恩威并举，虽说是邀请，但也明显含有如不服从则将使用武力相威胁的意思。在萨班赴凉州前，吐蕃各地方势力各教派势力在此关键时刻，必然要进行广泛的接触，充分商讨对策，并把希望寄托在萨迦寺主持萨班身上，萨班更要同各地方势力各教派势力广泛接触，认真分析各种情况，尽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可以想象到，已经63岁的萨班置自己年老体衰于不顾，决心跋山涉水亲赴凉州，与阔端会晤，肯定是心中已有了谱。于是他把萨迦寺院的重要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委任乌尤巴索南僧格及霞巴谢琼为萨迦曲本（意为掌教大臣），负责总座主职务，内务官则委派仲巴释迦桑波担任。然后才于1244年带上自己的两名侄子及许多精通“大小五明”和密宗的学者，还有大量的显密教经典，自后藏萨迦寺启程。按照萨迦派法位相传的惯例，八思巴应是本教派法位的继承人，萨班带着他是为了亲自对八思巴进行系统的佛学知识教育。也有的认为，带这两名幼童同来蒙古营帐，是被迫应邀前往，有作为人质的用意。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萨班一行到达前藏拉萨后，再与当地各界上层，进一步频繁而认真的商议，对归顺蒙古的条件和要求听取了各方面意见。
萨班一行在途中的活动，藏蒙文史籍中也有一些记载。如关于八思巴受沙弥戒一事是这样叙述的：“在路过苏浦时，由萨迦班智达任堪布、苏浦堪布却吉绛曲任阿阇黎，（八思巴）受戒出家，继承了他们的增上戒学的传承”。不久又让八思巴兄弟二人率领随从人员先赴凉州，据《如意宝树史·年表》载，他俩于1245年先期到达，萨班本人是在1246年8月（火阳马年八月）抵达凉州的。他辗转旅途达两年之久，交通不便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继续不断地与前后藏僧俗各派首领及势力集团联系，交换意见，以致延误时日。
事实上确有一些人对萨班赴凉州，商谈归附蒙古一事持反对态度。当萨班到达前藏后，噶丹（噶当）派僧人南卡本就煽起异议和恐惧。因此萨班只能缓缓而行，沿途需要不断解释他此行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萨班一路上还不断讲经说法，从事宗教活动。如在多康地方，他清楚回答了敦巴洛追饶塞向他请教佛法的诸多问题，在经多麦途中，与瑜伽行者楚玛巴进行了问答活动，到达多桑地方时，有人为萨班敬献一块镶着许多金点子的锦缎。如此等等。
又据《华锐历史文献选编》所载，1244年萨班东来，曾在天祝极乐寺（chos vkhor dar rgas gling距今天祝藏族自治县安远镇约4公里）留居过，并把这座原为噶举派的小寺院扩建成规模较大的萨迦派寺院。当地群众至今对萨班仍深怀敬意，他们传说萨班在凉州期间，每逢炎夏盛暑常驻锡于此寺，因该地海拔较高，夏季凉爽。萨班经过了两年多的长途奔波后，终于在1246年到达凉州。
关于萨班到达地点，成书较早的《萨迦世系史》和《汉藏史集》所载相同，都一致地说是萨班于65岁的火阳马年八月到达凉州，其他如《宗教流派镜史》、《蒙古佛教史》、《蒙古青史译注稿》等也都作如是记述。藏文史籍中多把凉州写作byang ngos（意为“北面”），以致有的人误以为是北方的和林。实际上这个词并不是泛指北方，也不是指和林。《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云：“黄城儿，元之永昌王牧马地也，其时谓之斡耳朵城。其避暑宫遗址，犹有在焉。”又记载：“元封王子阔端为永昌王，筑宫室于凉北，即今之永昌堡也。黄城儿避暑宫遗址及永昌王墓，今犹有遗迹。”如前所述，阔端有“开府西凉”的重要建置。由此可见，byangngos意指位于凉州城北的阔端宫廷。
藏文史书中也常把萨班前往的地方凉州译成langchu、langju、lang jus、lang grovu、lang gru多种，实际则为同名之异译。《凉州佛寺志》载：“藏语称此地为‘肆塘’（bsilthang），汉语称之为‘凉州’，通称‘凉州四寺’（lang jus sdebzhi）。”
“斯塘”是凉州的意译。由于音译上讹传，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就误指凉州为兰州。此外，《胜教宝灯》中也说，萨班1246年“来到兰州大城。此时在蒙古国的阔端王也来到其地”。这些显然是错误的记载。
萨班等一行抵达凉州后，未能立即会见阔端，因为当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继任蒙古大汗的王公大会而不在凉州。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阔端在这次大会上想要争取当蒙古大汗，“但在合罕的所有儿子中，贵由以他的英武、严峻、刚毅和驭下而最知名。他是长子，处理危难最富实践，而且对祸福最有经验。阔端，相反地，病体奄奄，失烈门仅为一孩童。再者，脱烈哥那哈敦属意贵由，……因此，大家同意汗位应交给贵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窝阔台汗在位时曾指定阔出的儿子失烈门为汗位继承人。窝阔台死后，皇妃乃马真违背其生前的意愿，决心立自己的儿子贵由为汗。1246年七月，诸王及那颜们召开大会，准备推举大汗。但是，在拨都和宗亲们尚未来到之前，乃马真就擅自立了贵由为汗。贵由自幼多病，难以料理朝政，大事多由乃马真决定，贵由继任大汗位，即元定宗，乃马真仍操实权。阔端从和林返回凉州后，于1247年初（丁未，阴火羊年一月）才与萨班在凉州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首次会晤。
二、阔端与萨班会谈
阔端与萨班会见后，对萨班的印象极好。藏文史书中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得到王（指阔端）的敬信。”
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互相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活动。会谈的结果，便是《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此外，蒙藏文史料记载较多的是萨班在凉州给各族僧俗群众讲经说法，施药治病，赢得了蒙古、畏兀儿、当地藏族及来自汉地许多僧人的信服，听经群众甚多，声誉极佳。原来，“在法王萨班到达凉州之前，阔端的身边已有几位藏族僧人，但是由于他们对佛教的知识未能精通，因此在举行祈愿法会时，由也里可温和蒙古的萨满坐在僧众的上首。此后阔端和法王萨班谈论了许多教法，在原先黎域诸大德向阔端介绍佛教的基础上，使阔端明了了佛教之教义。因此，阔端十分高兴，下令从今之后也里可温和萨满不能坐在上首，而是让萨班坐在僧众的上首，祝愿时首先由佛教僧人祝愿，遂在蒙古地方佛教出家僧人之地位受到重视”。阔端自己也成为蒙古“黄金家族”中第一个信奉藏传佛教、敬重喇嘛的人。蒙文史籍《胜教宝灯》记载：“亲授王大乘发心经、大悲空智金刚灌顶等法，使蒙古国之人成就供养（三宝）之德，弃绝不善业道，皈依佛教宝法。”《黄金史》记载：“万众欢乐，遵奉了萨迦班第（智）达的法谕，在边远的蒙古地方首次宏扬了教法。”《蒙古源流》记载：“所有边界蒙古地方轫兴禅教。”《金轮千幅》记载：“这是佛教最初在蒙古宏法之始。”
蒙、藏文史书中还说，当时阔端身患重病，多次向红阎摩敌母供奉水食子而未见效，后来萨班以狮子吼菩萨之仪轨治愈了阔端的病。萨班本来就精通医术，当给阔端治好病之后，更使阔端对萨班增加了信任和崇敬心情。此时，阔端任萨班为“祭天长老”，这是遵行萨满教习俗，对所谓具有通天神力的巫者的尊称。
阔端对于萨班弘扬佛法，非常赞成和支持，在凉州城外为萨班特地建造了府邸和东部幻化寺（汉语通称白塔寺或百塔寺，距今武威城东40里），其他佛寺也多有兴修或扩建，重要的有南部灌顶寺（汉语称之为金塔寺）及西山莲花寺、北部海藏寺等，各寺广设讲场，供给一切所需。阔端自己“曾多次向法王请教大乘之发心等博大精深之教法，僧众对法王亦非常拥戴”。萨班讲经时，要有四名翻译把他的话分别译成蒙古语、畏兀儿、汉语和当地的安多藏语。
这种讲经场面之大、听众之多以及听经风气之盛可想而知，从而使“既不同语言又不信奉佛教之徒众亦信仰了佛教，信奉者们皆入大乘教。总之，法王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经过萨班的努力，佛教在凉州一带盛行了起来，当然，这一切如果没有了阔端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期间，八思巴奉阔端命，继续从其伯父学习佛法。关于恰那多吉的情况，《汉藏史集》中有一段记载说，他“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那里学习了灌顶和许多经咒。汗王阔端让他穿蒙古服装，并把公主墨卡顿嫁给他”。
萨迦寺曾派人请求萨班返藏，但并未成行。这是因为萨班见驻锡凉州比返回吐蕃更有益于佛法弘扬，故决心住在此地。他给西藏各寺院及弟子捎去很多布施和礼品，赠送《入菩提道次第论》等教法礼品。从一点也说明，萨班来到阔端跟前，除商谈西藏归附蒙古一桩大事外，还在该地积极传播佛教。
三、发出《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