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投入地方基本建设，不强求参与宏伟的目标。人们经常为自己面对宏伟的目标时束手无策而感到无奈。我举一个在收音机上听到的例子。主角是一位年轻男子，他是教友派的，是墨西哥公益服务会的一员，他为了提供一些干净的水给墨西哥人喝，以取代他们原有被污染的脏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挖掘井。在他停留墨西哥期间，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这项工作上，他总共掘好了三口井，每一次他必须花很多时间教导村民如何使用干净的水。其实这也是一种变革，开辟道路也是一样。判断的准则在于，这是否绝对有必要。
之所以说这个例子非常好，是因为这个年轻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利用先进的钻井设备进行这项高难度的工程，原本应该是由墨西哥政府来做这项工作，不过他却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提供这么多良好的水源。在他听到收音机的新闻之前，一定还没意识到自己做了多大的贡献。不过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
对局部基本建设的全心投入，是承担伟大任务的前提。当然，我们可以从事较高阶层的改进工作，如大学教育等。但是在墨西哥，在设想大学和中学教育之前，我们必须先从事基本建设，如开辟道路、掘井、建设医院、良好的公共服务等。
一个人花一整年的时间在墨西哥掘井，表现了他改造世界的勇气，他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下于先进社会的高层次变革。当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了解社会变革有一定的进程之后，就不会觉得以上的掘井行为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的。
一个人可以帮助落后国家开山辟路，这跟另一个人在其他的国家做了更高水平的价值是一样的。当一个人真正地了解，只有在低层需求获得满足后，才有可能产生高层需求，一个人才能对任何层次的社会变革，投注全部的心力。
类似的情况在企业界也时常发生。当企业建造一座工厂，从独裁管理和低层需求，迈向一个高层需求和民主开明的管理政策之前，必须走一些过场，开过无数次的董事会议，并与员工充分沟通。每一项步骤都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任何改进工业的伟大任务，都是由许许多多琐碎的小事所构成，没有完成这些小事以前，是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伟大任务。
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总是守株待兔，等着“伟大”的任务从天而降，等待他们觉得有价值、有爱国意义的任务，才会满怀热诚地做这些工作。他们真的很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国家，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却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洗盘子，或是做一些影印之类的小工作。我们有必要让他们认识到，所谓的爱国主义、民主改革和社会变革，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我们必须清楚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或价值，确定所有的方式都能达到最后正确的目标。例如在战争时期，爱国不仅仅表现在上战场，挖掘山洞、钉铁丝、削马铃薯皮、擦洗地板，或是做一些很卑微的粗重工作，也是爱国的表现。大家都可以意识到，做这些小事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打胜仗。在和平年代，更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从小事做起，从基本做起。
我们不应该期待有伟大的领导者出现，或者可以顾全每个方面或承担每一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全部的知识，或是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进行社会变革的工作。一位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所有优秀的专家和理论学者集合起来，协调彼此的差异，共同组成一个表现优良的集体。
社会变革必须分工，也就是说，这项工作需要不同专长的人共同执行，每一个人都与他人同等重要。每一种性格、每一种技能、每一种才华、每一种天赋都是有用的，也是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因此化学家必须尊重社会学家，因为两者都是必要的。司机、清洁人员、店员、接线生和打字员等，每一个人都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在其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没有领导者与追随者之分。在理想的社会变革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并尽力达成共同的目标。每一个人都是将军，每一种技能都是必要的。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员工都必须愿意做任何一件事，并且为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
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健康的自私。理论上，每一种性格、每一种人都是有用而且必要的，因为他有自己的专长，可以做别人无法做的事，因此，他独特的贡献就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他必须认清自己，知道本身有什么样的才能以及天赋，找到自己特殊的定位——在此领域中他的表现优于其他人。这种健康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同时具有利他与自私的性格。换另一个方式说，自私是我们进行社会变革时，最具利他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小心谨慎地定义这两个字的意义的话）。
如果有人问最具利他性的事情，为社会做贡献的最好方法，那么最佳答案就是找到你自己的最佳位置，然后马上行动。我们可以做得最好的事是自我实现、自我充实、享受生产、乐在工作，这是存在心理学或综效中，超越自私与利他对立关系的最好例证。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事，能让我们产生最大的乐趣和满足，对社会贡献最大，让我们感觉自己是高尚的事。
如果我们了解上述所言，就明白所有人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同一个团体里，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不仅欣赏自己所能做出的成功，更应该对他人的贡献充满感激之情，我们必须更能欣赏其他人与我们特长的不同。如果健壮型体质的人数不够，像我一样属于瘦弱体质的人就必须执行健壮体质的人该做的事，但是我的体质属于瘦弱型，因此无法做得很好，而且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社会上有健壮体质的人，我会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做好我所不喜欢的工作。
同样的，如果男性与女性能够了解彼此相互需要，就能真心爱对方，并心甘情愿地与对方合作。男人应该由衷感激世上存在着女人这种动物，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女人也应该感激世上存在着男人。同样，律师也应该感激这世界上有医师的存在，医师也应该感谢世界上有机械师的存在。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甚至也会感激这世上有低能儿的存在（而且对他们付出感情），感激有愿意收垃圾的人、做清洁工作的人，愿意做单纯体力工作的人，以及愿意做我们不喜欢的工作的人。在这种同事情谊的背景之下，敌对以及竞争的观念必须重新定义。
也许有人会意识到，有一个团体拥有比较强烈的同事情谊，那就是科学家。他们的法律、规则以及做事的方法，可以成为其他人的范例。科学的分工非常精密，而且具备深刻的同事情谊。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非我们所想的那么完美。敌对、竞争和相互排斥的心态仍存在，尊敬与轻视的差别待遇仍存在。有些物理学家认为生物学不是科学，不值得尊敬；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工程师只是一些把弄玩具的小男孩，做不出什么大事——在了解以上的信心论述之前，必须根除类似的消极心态。人们必须了解综效的意义，以及超越对立的重要。
每一个人必须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每一份工作都有志愿者。每一个人必须找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放入社会之中，并有自己的定位，包括特有的才华、能力、技巧、价值和责任等。当然他可以寻求指导员、人力资源工作者和临床心理医师的协助，了解自己，了解社会的经济需求。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在个人本身，除非情况特殊。
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约束、认真工作、完全发挥个人才华与能力的必要。这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好多年轻人在成长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存在着偏见。愈来愈多过于依赖、过于放纵、只会夸夸其谈、性格被动的人，将自我实现解释为“等待灵感的降临”，他们等着事情发生，等着某个高峰体验出现，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应该做的事。任何可以自行实现的事对这些自我放纵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欢喜的。
从原则的角度而言，这显然是终极的真理，但它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事实。培养一个人的能力是很艰难的事，也可能令人厌烦（虽然有些人能够理解，这是通过对员工使命的全心投入，迈向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过程）。年轻人的态度可能来自于父母亲，他们的父母或长辈不喜欢干涉他人的行为，让他们自由发展，自行下定决心找到自己。在这种情形之下，某些心志坚定、才华横溢、拥有理想的人，比起那些个性被动、意志模糊而冲动的人，会有较佳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