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而已，跟亲英美的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他们的政务操作，亲英美的官僚一样，也日趋技术化。在晚清和民国，前有朝中清议，后有媒体开放，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办理对外交涉的人，委实处境很难。一方面国家受欺凌的处境很难改变，所谓交涉，无非是吃亏大些还是吃亏小些的分别。但是，无论大亏小亏，清议和舆论都不会答应，于是，交涉者就成了众矢之的。而曹、章、陆所亲的日本，恰好在近代扮演了一个令中国人既嫌恶、又艳羡、又很恐惧的角色，中国从日本学的最多，受到伤害也最多。可以说，对日本人，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既看不起，又有些畏惧。这种局面，自甲午以来，就已经形成了。庚子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占领军中的日本军队，相对来说对中国人比较客气，因而导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恶感稍减，但进入民国之后，尤其是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再次成为中国人最讨厌也最畏惧的对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二十一条不废除，日本大举介入中国政局，国人焉得不忧？作为背上打上印记的亲日职业官僚，在此时此境，即使离中日交涉远远的，都未必有好果子吃，更何况他们三人不避瓜田李下之嫌，首当其冲，背上卖国贼的恶谥，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麐后来说，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供给小徐，一点规矩都不讲，比曹汝霖还不如。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其中曹汝霖曾经是日本占领军重点的争取对象，出山的压力相当大，日本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和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都亲自前来劝驾。唯有他的日本好友中江丑吉，劝说曹汝霖千万不要出来，保持晚节，曹汝霖也就没有出山。一位跟中江丑吉很熟的日本学者写道：
日华事变发生后当时立即就把其中意味参透了的中江，到天津拜访了曹汝霖。并将事变的性质与前景说与曹，还有如下记录：你作为政治家为了保全晚节，在这个时候无论怎样的劝诱也绝对不要在政治方面的事情上出头，如果是实业界的事，那也就没有办法。曹氏当时泪流满面听从了中江的劝告。日本的军阀及其手下的浪人正焦急想找一个北方派的大人物做傀儡。事实上，曹氏听从了中江的劝告，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来。现在他没有被作为汉奸，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中江应该算是救了曹氏两次。
曹汝霖不仅没有下海做汉奸，而且在沦陷区的时候，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了一些好事，帮人挡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捞出来。的确，因为曹、章、陆没有下海做汉奸，光复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可见，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要强多了。
在亲日与卖国之间
作为五四运动的靶子，曹汝霖晚年写回忆录，并不讳言他亲日，但他否认自己卖国，这很耐人寻味。五四运动斗争的矛头，最浅的一个层次，是曹、章、陆，再深一点就是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最后就是段祺瑞。五四游行这天的卖国贼还只是曹、章、陆，很快学生们就口无禁忌，从安福俱乐部一直骂到段祺瑞。这一点，五四游行过后，段祺瑞就很清楚，据曹汝霖后来回忆，火烧赵家楼之后，段祺瑞来安慰他，当即说，这是冲着他来的。
被这么大个运动，被这么多人当靶子打，原因是他们卖国，或者大家认为他们卖国。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的石敬瑭、张邦昌，朝鲜的李完用呢？显然，段祺瑞政府之所以为人诟病，90％以上的原因，是因为段本人及其集团的亲日政策。而段政府之所以亲日，关键在于日本的寺内内阁上台以后，改变了前任大隈内阁一味强硬的对华战略，由硬转软的缘故。但在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软”，也是相当有限的，用寺内对华策略的操盘者西原龟三的话来说，既非“宋襄之仁”，也非“强横蛮干”。所谓的“软”，无非是大把地撒钱，但在这大笔的日元借款背后，却是彻底控制中国金融控制中国政府的远大图谋。在段政府和日本的蜜月时期，我们看到，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并没有因段政府的亲日，而有半点减少。日军依然占据着青岛和胶济铁路，在山东的首府济南，日军依旧如往昔一样跋扈，日本在东三省和福建，也照样强势地拥有特权，地位明显有所增强，而且通过段政府，把手“合法”伸到了长江中游。
事实上，在所谓的中日蜜月期间，日本的威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通过段政府跟日本的一系列密约和换文，得到了“合法”承认，不仅巩固了他们在山东的存在，而且通过胶济铁路的延伸，济顺、徐高两路的借款，把势力扩展至整个中国的腹地。同时，由于参战军的训练和装备，中日间关于应付俄国事变的一系列军事密约，二十一条第五号之日本的军事顾问和采用日本军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落到实处。而这一系列的密约和换文，经手者的确就是五四运动中，为人痛恨的亲日派政客曹、章、陆。
曹、章、陆不是当家人，当家的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我们知道，段祺瑞这个人，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他是坚定的反日派，不肯妥协，甚至不惜一战。但是为什么到了他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居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得亲日起来了呢？是不是如段祺瑞跟回国请愿的留日学生代表讲的，他认为日本的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呢？虽然说，来华操盘寺内对华的“怀柔”政策的西原龟三，的确给段祺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以西原借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新政策，真正令段祺瑞动心的，是他可以用源源不断的日本借款，实现武力统一的夙愿。
段祺瑞比起他的主公袁世凯来，无论眼界、魄力、用人和手腕，都要差上一截，但是他的志向，却一点都不比袁世凯小，此公不唯志大才疏，而且志坚才疏，看准，或者说看上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做，九头牛都拉不回。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造成了南北分裂。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强大，若要中国富强，必须实现统一。因此，对于段祺瑞来说，他的基本政治理想，就是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在袁世凯死后，他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同意恢复民元约法，就是觉得非如此才能争得西南方面的妥协，达成统一。然而，他看到，即便恢复了民元约法，统一依然没有希望，南方军阀，并不想听北京的招呼。于是，军人出身的他，开始转向斥诸武力。但是武力统一需要大笔的钱，当时的北京政府，虽说未必真的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都不向中央政府解款的情况下，其财政收入，仅仅依靠有数的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完庚子赔款和其他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政府的其他部门一律欠薪。发行公债，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段祺瑞武力统一的热望，并不因此而退烧。曹汝霖回忆他在帮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接任段政府的财政总长时说：
自蔡松坡起兵倒袁之后，西南情形，大为变动，陆荣廷标榜自治于广西，唐继尧公然反对政府，孙中山先生树护法之旗号。合肥以帝制取消，复辟讨平，不应再借口南北分立，妨害统一。但谋求统一非用武力不可，用武力必须筹备军费。
因此，段祺瑞非常恳切地请他出山，担任财长，而他则由于已经跟西原龟三有了接洽，得知日本方面有意支持段祺瑞统一，所以也就答应了段的请求。章宗祥也证实，西原龟三曾经对他透露过，寺内了解段祺瑞正在策划武力统一，但是在必需的武力和财力方面都还“很不够”，日本乐意在这两个方面帮忙。事实上，在府院之争，段祺瑞被免去总理之后不久，段的心腹谋士徐树铮在给各省督军的密电中，就坦承日本的寺内内阁是支持他们的，尽管一时去职，但仍被视为“政局之中心”，而“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说明在事实上，段祺瑞是有求于日本。日本的支持，也成为徐树铮用以坚固众督军拥段之心的一种凭借。
武力统一，是令他沉迷的政治******，但事实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后来的事实证明，段的失败，庞大皖系集团的覆灭，就是因为他们蹈入了这个陷阱。日本方面投其所好，大笔的日元涌进，使得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得以展开，即便这滚滚的日元背后有阴谋在，处于迷幻之中的段祺瑞，也难以觉察，即使有所觉察，也会以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之后，剩下的事都可以重议。就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和强大之资本的设想，段祺瑞如果这样想，事实上也不奇怪。更何况，就当时而言，段祺瑞并没有意识他的亲日，会导致主权的流失。
不过，当时的中国，武力统一是根本行不通的。后袁时代的北洋政府，跟袁世凯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即使在依然“听命”的各省军阀那里，也已经是个名义上的中央，作为命根子的北洋团体，到了段祺瑞手上，已经事实上四分五裂，不仅作为旁支的奉系只关心自己的势力扩张，就是嫡系中冯国璋派的势力，比如长江三督，也经常不招呼，随冯国璋起舞，时不时给老段添点堵。可以说，由于利益格局的分化，北洋系直、皖、奉系三大派系的分化已经开始。在袁世凯时代，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至少对自己能控制的地方军政长官，还可以加以惩治，虽然这种惩治的权力一直在减弱，但到了段祺瑞时代，漫说一省督军，就是像冯玉祥那样的小小的旅长，即使公然抗命，总理段祺瑞也拿他无可奈何。同时，地方军阀内部的分离倾向也日趋严重，一省督军对于手下师旅长往往很难控制，害得督军往往得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是一个空头大帅，早晚被人家取代。在段祺瑞第二拨对南方用兵的过程中，山东督军张怀芝领兵出征，部下张树元就后院起火，在前方作战的督军，无论怎样都回不了家了，而命令张怀芝出征的段祺瑞，却拿反叛的张树元一点办法都没有，不仅不能主持公道，最后反而只能追认他的篡位合法。这显然对于他的听命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各有怀抱的北洋系，实际上是打不了仗的，如果有人乐意打的话，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有地盘的，像张怀芝那样傻的很少。就是张怀芝，实际上多半也是因为在省内受部下的挤兑压迫，待不下去了，才出来找门路。剩下的，即便是最忠于段的安徽督军倪嗣冲，也只是将张勋的旧部安武军派出来应景，自己没有出一兵一卒。没有地盘的，倒是相对积极一点，但也无非是为了抢地盘，战况有利，则进，战况不利，则退，甚至呼吁和平。吴佩孚打了胜仗，当湖南的地盘给了别个，马上顿兵不前。之所以没有马上撤退回防，无非是为了向中央政府骗饷，同时利用控制的湘南地区的税收，扩张自己的军队。怀有同样抱负的，还有名义上归奉军副总司令徐树铮指挥的几个奉军师，一旦枪械捞足了，部队扩张了，就立马翻脸，一仗不打，就撤回东北。
根本没有嫡系武力，即使所谓亲信如张敬尧和倪嗣冲都不大给他练活的段祺瑞，居然要凭借着这样一支四分五裂的队伍，对南方用兵，实现统一，不啻痴人说梦。这样的武力统一，除了南北之间无谓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波及地区的兵燹之灾，毫无意义。无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作为战场的湖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湖南人编的《湘灾纪略》说战争造成“死亡枕藉，庐墓为墟，戎马所及，决无完土”。当时的中国的军队，大体未脱清朝旧军队之积习，在自己家乡，还能有所收敛，出省作战，每每胡作非为。入湘北军，张敬尧和张宗昌的部队，纪律尤坏，战时烧杀淫掠，骇人听闻，停战了，依旧扰民。湖南被南北客军来回拉锯，其荼苦无以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