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定性分析和定量测度了资本结构调整效率。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效率应该是由于且仅仅由于资本结构调整而引起的企业价值在资本结构调整前后的变化。资本结构调整效率可以理解为融资效率的变化。企业融资效率的定性描述可以从融资成本的大小、资本市场的成熟度、融资主体的自由程度、融资方式的可选择程度、资金的清偿力、资金的到位率和使用效率等几个方面来考察。企业融资效率的定量测度综合考虑了融资成本与融资风险两个方面。其中的融资成本，应该是包含各种融资方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其中的融资风险，就是企业由于负债融资而引起的不能到期偿债或者资不抵债的可能性（VaR方法）。
第二，实证分析了资本结构调整效率的影响因素。资本结构调整效率的影响因素也就是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为公司特征、治理结构和宏观环境三个方面。利用中国2002～2005年866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产有形性、规模性与企业融资效率正相关；股权集中度、盈利性、流动性和非债务税盾与企业融资效率显著负相关；地区市场化指数与企业融资效率正相关但不显著；长期债务比重与企业融资效率呈倒“U”形关系。
第三，实证分析了五种资本结构调整路径的调整效率。在资本结构调整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利用同样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通过五种调整路径影响资本结构调整效率的。通过对资产负债率、资本成本、经济增加值比率和上述五种调整路径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发现，尽管这些因素对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路径选择有一定的偏向性，但这种偏向并不一定能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每种融资行为对企业融资效率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来合理设计资本结构调整路径（组合）。
5.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治理与优化
企业调整其资本结构的目的在于优化其资本结构，从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建设两方面提出了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对策。（1）就企业内部治理而言，就是要确立基于以股东为主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并建立由多个产权主体相互激励与约束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一是要明确公司的投资主体，减少政府干预行为；二是要赋予管理者真正的经营权，并给予相当的股权份额，以进行有效激励；三是采取引入外部董事等形式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与约束；四是突出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2）本书通过利用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开发的公司治理指数，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企业特征的前提下，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其负债比率越接近行业均值；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其现时绩效越高，企业成长价值也越大。（3）就外部环境建设而言，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优化资本结构的措施：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二是加快银行金融系统改革；三是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四是发展控制权市场；五是加强信息披露管理。（4）以重庆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为例，通过解析该公司1999～2010年的实际资本结构、目标资本结构、资本结构调整路径，阐明了本书的关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因素对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调整路径和调整效率的影响。
第二节研究的局限
基于动态角度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调整路径和调整效率，本身就是一个较新且难度较大的课题，本书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探索，得出了一些结论，但限于数据来源等客观情况，也限于作者的水平和能力，本书的研究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性：
1.样本来源。首先，研究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需要较长时期的样本，中国股票市场成立较晚且开始几年的上市公司很少（1995年只有323家），考虑样本公司数量与研究时段的均衡，本书选用的样本是1997年以前上市的1999～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但本书在研究资本结构调整效率时，用到的样本是2000年以前上市的2002～2005年的平衡数据。所以研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路径）与调整效率的样本有些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实证结论，但在以后的研究中必须要加以更新。其次，对资本结构调整路径的研究样本而言，由于本书是基于资产负债表来划分和定义融资调整路径，选取的是剔除金融类和ST/PT后的所有上市公司，而不是基于股票市场上增发、配股的公司和债券市场上发行债券的公司，与目前有些学者的研究样本也有差异。再次，本书在实证分析资本结构的行业属性和地区差异，利用调整速度分析优序融资理论和市场时机理论，以及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时，由于数据的有限性，所选用的样本也不一致。最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上市公司，由于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公司数据才仅仅几个年度，不具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等的实证条件，因而本书没有考虑在内；事实上，有学者专门对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以及分地区和分行业进行专题研究。
2.代理变量。本书设置的某些代理变量也许有些牵强。（1）公司声誉（信誉）本应该用“债券级别”来代理，但中国缺少“权威”的信用评估机构，且发行债券的公司不多，所以本书用公司上市年龄来代理公司声誉，也许正是代理变量的不合理才使得公司声誉对调整速度没有显著的实证结果。（2）本书定义融资约束公司为托宾Q值大于1且连续两年的流动比率小于2，其中的流动比率是一个“权责发生制”指标，公司的负债融资约束也许应该用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3）由于“税收优惠”包括地区优惠、主营业务优惠、公司性质优惠等多种，本书只好用公司实际的综合税率来代理“税收优惠”变量，由于税率本身直接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所以“综合税率”不一定能显示“税收优惠”的影响。（4）资本结构调整效率被看作是企业融资效率的变化，虽然其影响因素相同，但前者是差量后者是水平值，利用融资效率来间接说明资本结构调整效率，在实证结果的变量系数大小上也不一定一致。
3.某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1）本书考虑了公司治理、行业特性和宏观经济环境对资本结构决定及调整的影响，但仅仅是粗线条分析。公司治理变量仅仅考虑了股权特性和股权集中度（在调整路径和调整效率中考虑了“两职合一”、股权制衡）等因素；行业特性只是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没有具体分析产业集中度、行业竞争程度、产品市场技术等因素；宏观经济环境也是通过划分三类样本来考虑，没有具体分析GDP增长率、国债息差、市场回报率等因素的具体影响。（2）构建的目标资本结构模型虽然包含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但本书假设该模型是线性的；虽然线性的拟合优度符合要求，但采用非线性形式的“迭代”拟合、蒙特卡罗（Monte Carlo）模拟或许更好一些。（3）目前对资本结构调整的研究逐步深化，本书虽然及时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向上与向下调整速度、不同路径的调整速度等等，还并没有考虑调整方向与经济周期（顺周期还是反周期）的关系（Dang、Kim和Shin，2009；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还有调整速度与产品特性与周期、企业成长阶段等的关系。
第三节后续研究方向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研究内容和目的，结合前文的研究局限，作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可以作为后续研究方向：
1.进一步研究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决定及调整的作用。不同的资本结构决定着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时公司治理也对资本结构优化有反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变量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调整路径的影响，尤其是对调整效率的影响，结合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以及激励与监管机制来分析。
2.进一步研究制度因素和宏观经济环境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双重作用。法制环境、经济周期、资本市场的发展等宏观变量不仅直接决定资本结构选择及其调整，还通过影响其他因素对资本结构的调整产生间接影响。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调整方向的影响。
3.具体分析各类行业等中观因素，比如产业集中度、竞争战略、产品市场技术、企业生命周期等对资本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方式的影响。
4.基于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来考察资本结构决定和调整。中国是一个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大国，有着特殊的制度环境，比如政府干预、信贷软约束、股市政策化、股权分置、利率管制、政府投资等等。
5.把资本结构调整与企业的投资活动和运营效率结合起来考察。虽然最优资本结构被定义为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但企业融资仅仅是企业资金周转的一个环节，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需要通盘考虑融资、投资和营运等各个环节的互动与协调。
6.考察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认股权证等双重性质的融资方式对调整路径和调整效率的影响，以及新型融资工具（含衍生工具）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路径和效率所发挥的作用。
7.从行为金融角度考察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调整路径和调整效率。
8.一些学者提出了资本结构调整模型的因变量（资产负债率）是一个分数，在数理统计上会使得测算的调整速度有所偏差，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