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既可以利用横向比较（同一公司特征因素对各种资本结构调整路径的影响），也可以进行纵向比较（某一种资本结构调整路径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为验证本书提出的假设，下文先进行横向比较。
1.资产的有形性（TANG）。显示资产的有形性与资本结构的长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而与短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从而验证了假设6.1。同时发现，资产的有形性还与商业信用和股票发行等调整路径也显著正相关，说明了有形资产较多的企业有较广泛的资本结构调整路径。
2.盈利性（PROF）。显示企业的盈利性与资本结构的内部留存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而与短期负债和长期短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从而验证了假设6.2。虽然盈利性高的公司也可以负债融资，但很多公司在融资时都“内部融资优先”，这进一步验证了“部分”的融资优序理论。同时也发现企业的盈利性与权益发行调整路径具有正相关关系，这又似乎说明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着一定的股权融资偏好。
3.成长性（GROW）。显示企业的成长性与资本结构的内部留存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而与除了长期负债的其他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从而验证了假设6.3a。成长性公司因其有较大的资金需求，必须要外部融资，那么外部融资是采用负债还是权益呢？为了验证假设6.3b，本书在模型中添加负债财务约束（financial constrain，FC）虚拟变量，当存在负债财务约束时FC为1，否则等于0，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由有关成长性和财务约束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到，有着财务约束的公司对长期负债、短期负债和商业信用的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对内部留存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也即成长性较高且没有财务约束的公司会偏好负债融资方式，从而证明了假设6.3b。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财务约束情况，企业的成长性也与长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
4.公司信誉（CREDIT）。显示企业的公司信誉与资本结构的商业信用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6.4。同时发现，公司信誉还与短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了信誉好的公司能够充分利用其信誉进行短期贷款融资；但与长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这也许是公司有着固定的长期负债比例，并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而改变，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
5.国有控股（STATE）。显示国有控股与资本结构的股票发行和商业信用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与长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从而验证了假设6.5。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擅长利用长期贷款，不偏好内部留存和短期负债调整路径，这刚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国有上市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和由此导致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至于国有控股还与商业信用调整方式正相关，原因也许在于商业信用是“免费”的融资方式，任何企业都应该加以利用的。
6.“两职合一”（DUAL）。显示国有控股与资本结构的股票发行和内部留存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与短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从而验证了假设6.5。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不偏好短期负债调整路径而偏好股票发行调整路径，一方面说明了国有上市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和由此导致的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董事长作为了总经理的角色不愿意承担太大的财务风险。
7.减少政府干预（GOV）。显示“政府干预减少”与资本结构的长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但和短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这反过来就说明了政府干预会加大企业的长期负债，从而验证了假设6.6。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上市的，又由于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政府干预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不可小视。黎凯和叶建芳（2007）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主要干预企业的长期借款，中央政府则是对企业的银行借款进行了选择性干预。
企业本身的偿付能力与负债融资（主要是短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而与权益融资（主要是内部留存）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债务期限结构（DTS）也与长期负债调整路径显著负相关而与其他调整路径显著正相关。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负债融资约束，尤其是流动负债比重偏高，在尽量规避负债融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第四节资本结构调整路径与调整速度
虽然企业会根据自身的企业特征与治理机制来选择适合的资本结构调整路径，但由于市场摩擦程度的不同以及制度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企业在选择资本结构调整路径时会有所差异，具体表现在调整速度上就是：不同的调整方向有不同的调整速度，不同的调整路径也有不同的调整速度。
一、不同调整方向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一般的，当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企业向上调整其资本结构主要依赖于银行负债；企业实际资本结构高于目标资本结构时，企业向下调整其资本结构主要依赖于股市融资。由于负债融资与权益融资的市场摩擦程度不同，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成本会有差异，导致资本结构向上调整与向下调整的速度也不同。或者说，通过测试与检验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与向下调整速度的差异，从中可以发现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所依赖的调整路径。
1.研究假设
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快慢直接反映了资本结构调整成本的大小，也间接反映了资本市场的摩擦程度。资本市场包含了银行系统和股票市场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两个系统的发展程度可能不一样。比如，中国与G-7国家有很大差异，不同法制体系的国家也有差异。比如，英国和美国股票市场占主导地位，在日本和德国则是银行系统相对发达。正如本书第4章所描述的，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是财政融资、银行融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多种方式并举的阶段，但仍然是以银行体系为主，属于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股票市场虽然在近二十年来建立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各种制度还处在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从银行融资和从股票市场融资时所面对的摩擦程度不同。中国企业上市的门槛较高，已经上市的公司往往可以获得银行授信，随时可以获得贷款；而股票市场有严格的发行管制，使发行新股难度较大并且时间较长。
资本结构向上调整可以理解为就是提高资产负债率，向下调整就是降低资产负债率。由于向上调整的方式包括增加负债和减少所有者权益（现金红利和经营亏损都会造成所有者权益下降），而向下调整的途径则包括偿还负债和增加所有者权益（盈利和增发股票会增加所有者权益）。公司盈亏、红利以及负债偿还与资本市场摩擦关系不大。上市公司向上调整资本结构时，面对的主要是银行系统的摩擦；而向下调整资本结构时，面对的主要是股票市场的摩擦。目前很多学者并没有区分资本结构的向上调整与向下调整，因而测算的调整速度是整个市场的平均调整速度。
因此，如果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当实际负债率高于目标负债率时，由于股票市场发行管制约束，上市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向下调整负债率比较困难，而实际负债率低于目标负债率时，则可能容易进行调整。因此，可以提出假设：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向上调整速度会高于向下调整速度。
2.研究模型
根据第3章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把调整系数区分为向上调整系数与向下调整系数，同时，结合第5章的两个资本结构决定模型，可以通过企业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进行拟合，并考虑制度变量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即下文利用进行目标资本结构的拟合。
3.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第5章的样本数据，同样结合对目标资本结构的拟合结果，根据实际负债率与目标负债率的残差正负区分样本，得到需要向上调整资本结构的3750个样本数据，向下调整资本结构的2034个样本数据。然后分别根据两类样本数据，并区分账面资产负债率和市场资产负债率，同样利用一阶差分的模型，利用滞后一年的工具变量进行GMM估计。
统计量表明，目标资本结构的拟合、模型的估计和工具变量的选择都是有效的。（1）对于账面资产负债率（LEV_B）而言，在向下调整的样本中，系数为0.337，表明企业调低资本结构的速度为0.663（1-0.337），企业大约需要232天即可完成一半的资本结构差距；但在向上调整的样本中，系数为0.698，表明企业资本结构调高的速度为0.302，企业却需要704天才能完成一半的资本结构差距。可见向下的调整速度比向上的要快得多，相差两倍以上。（2）对于市场资产负债率（LEV_M）而言，在向下调整的样本中，系数为0.282，表明企业调低资本结构的速度为0.718，企业大约需要200天即可完成一半的资本结构差距，比以账面价值度量的资产负债率调整还要快；向上调整的速度为0.444，也显著低于向下的调整速度。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调高资本结构还是调低资本结构，都有一定的调整速度，表明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渐发达，市场摩擦程度并不比西方有些国家大。同时，当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高于目标资本结构的时候，在向下调整时其速度显著高于向上调整的速度。由于向下调整资本结构时主要面对的是股票市场的摩擦，而向上调整时主要面对的是银行系统的摩擦，因此这个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我国的上市公司从股票市场上融资时的摩擦程度要比从银行系统融资的摩擦程度小。
这种结论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反，中国虽然是一个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资本市场，这只是说明银行负债在企业资金来源中占有较大比例；而资本结构调整反映的是融资结构的变动，银行负债正因为占有较大比例而不会轻易地有较大变动，反而近年来的股票市场发展很快，且股权融资成本偏低（陆正飞，2004），导致许多企业采取了权益融资进行资本结构调整。
另外，王正位、赵冬青和朱武祥（2007）还按照账面负债率的目标调整额由低到高把所有样本平分为四组进行比较，发现部分公司在实际资本结构高于目标资本结构的时候，还会出现资本结构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的现象；也存在着本应该调高资产负债率却仍然进行股权融资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
由于公司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融资渠道的相对狭窄，公司会珍惜任何的融资机会。股票融资受到种种限制，股票再融资机会就显得尤为珍贵（李志文、宋衍衡；2003），上市公司会充分利用股权融资可以储备负债能力。所以，很多上市公司在负债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仍然选择股权融资，是对股票市场融资存在难得机遇的理性反应。
二、不同调整路径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企业调整其资本结构可以采用多种路径，整体资本结构调高与调低是多种调整路径的综合结果。调高资本结构虽然主要依赖于银行负债，但也可以在增量调整中进行内源融资，只是负债增加的比例大于权益增加的比例，同理，调低资本结构就可以反向操作。不同调整方向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总体上反映了股票市场与银行借贷的摩擦程度，那么具体到每一种调整路径，不同调整路径的调整速度就会更细致地反映了这种摩擦程度，比如银行借贷的长期与短期的不同。
1.研究模型
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间里通常是同时利用债务和股权的增减来调整资本结构，且债务与股权增减的途径又有很多。依据前文通过资产负债表右方的资金来源来划分，资本结构的调整路径可以细分为商业信用、短期负债、长期负债、股票发行和内部留存五种。下文就结合这五种资本结构调整路径，分别测试其调整速度。
2.因变量的计量
按照前文对五种调整路径的计量思路，企业年度新增的融资额就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TA）的增长额。上述五种调整路径的新增融资额也分别等于资产负债表中各自的增加值。
由于五种调整路径的计量都是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账面价值得到的，所以因变量也仅仅是以账面价值计算的资产负债率。利用本章第三节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这五种调整路径所引起的t-1年的资产负债率变化中，每种路径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别甚远，说明企业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进行不同方式的资本结构调整；平均值与中位值的比较中，除了短期负债方式比较接近之外，其余调整方式也相差很大，说明大多数企业都会利用短期负债方式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进行每种方式的平均值比较，资本结构的调整主要靠的是发行股票、商业信用和内部留存，虽然负债是一种较好的调整路径，但负债的调整空间并不大，也许是企业都已经达到了自身的负债融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