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全面协调发展金融的理论依据和主要内容
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之一。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非均衡状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的金融，也应该贯彻全面协调发展的精神，不仅要做到金融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更要做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最终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
本章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一是讨论全面协调发展金融的理论依据和主要内容（第一节）。二是探讨当前我国全面协调发展金融的首要任务（第二节）。三是论证人民币汇率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关键（第三节）。四是研究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第四节）。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第五节）。
一、全面协调发展金融的理论依据
全面协调发展金融的理论依据是系统论。所谓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可数或不可数）的元素或元素组合构成的一种集合。一个系统中元素的子集合形成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
从利益的角度说，元素或元素组合或子系统间的关系可以是竞争关系（它们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时），也可以是冲突关系（它们的利益相侵，或竞争达到尖锐化时），还可以是博弈关系（它们的利益既依赖又有矛盾时），更可以是合作或协调关系（它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时）。一句话，它们的关系完全是以是否有一个共同目标，并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做出贡献为判断标准。
在协调关系中，各个元素或元素组合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第一，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金字塔式”的结构关系，即它们之间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次决定着第二层次，第二层次决定着第三层次，等等。第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实一虚的二象对偶关系，即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实”能为人所感知，它的运动产生“虚”；“虚”是“实”的存在形式。两者同生同灭。第三，二象对偶关系的两方面是非对称的，即它们的权重是不相同的，而这一权重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关系，而不是静态的关系。
用系统论的这些原理来分析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那么，首先应该看到，金融是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它应该为实现国民经济的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既然如此，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就应该是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在这里，实体经济是第一层次，是“实”，而金融经济是第二层次，是“虚”。其次，金融经济虽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子系统，但它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含了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而且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与服务。因此，金融经济内部也有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再次，从金融政策来说，也有一个全面协调的问题，例如，货币政策是由货币的数量政策（货币供应量）和货币的价格政策（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构成的，因此，货币政策内部也应该协调。在这里，货币数量政策是第一层次，是“实”，货币价格政策是第二层次，是“虚”。最后，人类社会是整个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金融经济也负有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责任。也就是说，金融应该通过自己特有的工具，例如，货币、信贷、保险等等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甚至太空。
二、全面协调发展金融的主要内容
（一）全面协调发展金融是实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人与自然、对内与对外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
现代金融活动的虚拟性越来越强，金融系统的运行呈现出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特殊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决定金融经济的基本规律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在金融经济高度虚拟性的外表下，涌动着的仍然是实体经济。就以我国即将推出的股票指数期货来说，虽然它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物，并有自己的交易规则和运行规律，且股票指数的波动体现了股票市场的整体波动，但追根溯源，股票指数的波动实际上是构成股票指数的各种股票的波动的反映，而各种股票的波动又是各种股票发行者的经营状况或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表现。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金融经济虚拟性的增强，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金融经济或者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或者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金融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也不能不看到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还有许多方面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力。因此，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时，我国的金融经济必须协调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的过程。然而，不幸的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却在破坏着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在近代，尤其是当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实际上是在毁灭自己。而在我国追求GDP高速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是触目惊心。在这个追求实体经济发展的数量而不问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金融经济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国金融经济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时，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也是必须加以解决的。
近些年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而这个问题恐怕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都还会存在。我国经济的对外失衡表现为多年的、持续的、大幅度的“双顺差”，而经济的对内失衡表现为投资、储蓄占GDP的比重过大，而消费占的比重不仅小，且在下降。虽然促进我国对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各个部门、各种政策的共同努力，但金融经济、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应该是通过金融经济特有的工具、手段和服务（例如货币、信贷、保险、金融市场等）实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促进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金融。
（二）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是金融体系内部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
上面所说的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是指金融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这里所说的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则是指金融体系内部的全面协调发展，即各种金融机构、各类金融市场、不同经济区域、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等的协调发展。这里我们着重谈以下三个方面。
目前我国的银行资产占全社会金融资产的80%以上，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支配的金融资产又达到金融资产总量的60%左右。这种金融资产格局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间接融资比重过大，直接融资比重过小，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失衡。我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为18：82。也就是说，82%的融资来自于银行贷款，而来自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融资比例极低。而在债券市场中，又主要是金融债和国债，对企业生产有帮助的公司债只占6%左右，公司债市场严重滞后于其他金融市场的发展。这种失衡使工商企业长期过于依赖间接融资，过于依赖商业银行贷款，这样既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将企业推向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接受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监督，还使金融风险过分地集中在商业银行，从而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限制了金融市场功能的发挥和市场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在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上，中国和发达国家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企业通过股票融资的比重正在不断下降，而公司债券融资已占企业外部融资的90%。发行公司债券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企业最主要的直接融资工具。而在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主要依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目前这种单一的融资结构，不利于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尤其是对于那些非上市的中小企业来说，不仅间接融资受到约束，直接融资也受到约束。
我国不仅存在东部、中部、西部间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就是在这三个地区内部，甚至在一个省（市、区）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距。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各个地区间的金融差距超过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城乡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差距就更加明显。金融企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纷纷从农村撤退，将金融资源向城镇倾斜，使农村地区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三农”问题年年是国家要解决的经济发展的“瓶颈”，也年年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就是进展不大，这不能不说与金融经济的导向有关。
一句话，我们在研究中国金融全面协调发展时应该关注金融体系内部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是我国金融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金融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需要。
第二节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是当前中国金融全面协调发展的首要任务
较长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较为严重的内外失衡，即对外的长期的大幅度顺差。而对外失衡实际上是对内失衡的表现。因此，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均衡应该是当前我国金融全面协调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一、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必然性
按照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两大部类”等理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有其必然性。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必须从这个必然性中去寻找。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导言”中，马克思谈了他在《经济学手稿》基础上未来的写作思路。在准备写的5篇中，第四篇的内容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从马克思的这一写作提纲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国与国之间的商品的输出和输入看成是“生产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内容。而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是在国际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世界惟一的生产关系的背景下，国际交换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私人之间的交换。“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运用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我们可以看见，当代的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是在新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即为了专注于高新技术的创新和开发，美国政府和私人都把投资大量投到IT、生物和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而将过去生产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所谓“夕阳产业”的实体经济大量转移到国外，从而使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而中国在承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实体产业的国际转移基础上日益成为“世界工厂”。这样，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对华贸易逆差也就成为必然。
但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一国经济内部的“两大部类”理论，那么，我们应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马克思说：“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创造、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是同一的东西，但“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然而，在这个统一体中，生产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生产出供分配、交换、消费的对象。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不仅创造出消费的材料和消费的对象，而且“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生产生产出“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时，马克思还强调，生产不仅生产出消费的客体，而且创造着消费的主体——消费者：“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社会再生产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的生产之分；消费也有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区别。这就是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理论。马克思把生产资料的生产称为第Ⅰ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称为第Ⅱ部类。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并使两大部类的价值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也才得以继续。但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最终是为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为了生活的消费。消费应该是生产的终极目的。反过来说，如果消费落后于生产，那么，生产最终也必然受到制约。当一个经济体生产的东西不能在国内寻找到消费者时，就只能用于出口，从而形成对外经济失衡。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对内经济的失衡，即消费落后于生产，导致对外经济的失衡，即对外贸易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