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豪侠·绿林豪侠集团·侠文化
——《水浒传》的根本性质
《水浒传》由于其题材的政治敏感性，成书历史和成书过程的漫长、复杂性，内容和信息含量的丰富、博大性，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的精湛、多样性，自其大量流行以来，就成了人们热烈评论、反复研究的对象。许多问题是人言人殊，聚讼纷纭，直到今天仍然争论不已，悬案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浒传》研究中关于其思想内容的主要观点是，《水浒传》反映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但那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和主流媒体反复宣传影响的结果，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当今的读者是否会对这一观点产生共鸣，就不一定了。而我们研究者自己，怕也到了自我反省的时候了。
说《水浒传》写的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实在是缺乏根据。这一论点的逻辑依据主要是：封建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水浒传》写宋江造反的故事，反映的是封建社会里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它反映的当然是农民对地主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固然认为，封建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并不就是唯一矛盾，《水浒传》反映的是封建社会里的矛盾和斗争，也不一定就非反映这主要矛盾。根据“封建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水浒传》反映的是封建社会里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借了个宋江起义的外壳，就断定其性质属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斗争，首先从逻辑上就说不通。
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宋江能不能算是农民起义领袖还很难确定。《宋史》说他的这支队伍一共只有三十六人，辗转于河北、山东、淮南一带。史书没有说他有什么纲领，也未说他有志于图王。这支队伍若不是支流寇，就只是一群绿林豪侠。史书也只称宋江们为“盗”，而不称其为“贼”——在封建社会中，“盗”是一般的强人，“贼”则是叛逆，是妄图窃国的人。“盗”这样的队伍，民国期间也有很多，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清楚，这样的队伍并不都是“革命军”。而在历史上，这样的队伍更不知有多少。所谓官军“莫敢撄其锋”不过是夸张之词。宋江的名声这么大，完全是水浒戏曲和小说《水浒传》造出来的。
即使历史上的宋江队伍是一支农民起义军，由原型到典型，人物形象、队伍的性质也会发生根本变化。从《水浒传》的文本分析，最后汇集到水泊梁山的这一批水浒英雄，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为凡称得上文学形象的水浒英雄，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李逵是农民出身，“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作了个狱卒。阮氏三兄弟是渔民，应该说贫苦的渔民和农民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但“三阮”虽“日常只打鱼为生”，却“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有人说，梁山英雄的头领虽然几乎没有农民，水泊中的大众，却应该是农民组成。但文学作品的思想是靠形象来传达的，形象以外的“人物”表现不出思想。特别是，梁山的这支队伍自建立以来，便没有作过多少对农民有益的事情，梁山发动的战争也不是为了农民。可以说全书中没有一点农情农趣。
那么《水浒传》到底主要写了什么呢？我以为《水浒传》写的大多是豪侠，在水泊梁山聚义的乃是一个绿林豪侠集团，《水浒传》体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浓浓的侠文化。
翻一下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我们会发现，《水浒传》是放在“侠义公案类”的，这说明，孙先生也认为，水浒英雄主要是侠义英雄。鲁迅先生虽没明确讲过水浒英雄是侠，但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中，却指出：“《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则又明显认为《水浒传》与《三侠五义》有某些相类的地方。孙先生的将《水浒传》放在“侠义公案类”中是否也受有鲁迅的影响？倒不是我想拿大旗作虎皮，我这样解读鲁迅、孙楷第的论点相信不会是曲解。
说水浒英雄主要是一批豪侠得先从“侠”的内涵讲起。
司马迁说过：一个侠一定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传》）
也就是说，侠的特点主要是讲究信义，舍生忘死，扶助弱小，而不图报。
按照司马迁对侠的定义，看一看《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他不就是个典型的“侠”吗？他帮助金老父女脱离困厄、拳打镇关西，自己被逼得四处逃亡、做了和尚；他助林冲对抗高俅、高衙内，在野猪林内用禅杖架住了将要落到林冲头上的水火棍，又被逼得逃离东京相国寺；为了救出陷落在大牢中的史进，只身前往华州，以至自己也身陷囹圄。鲁智深这一系列的行为，岂不正是侠“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的注脚？再看一看武松，不也是个典型的“侠”？为了替哥哥报仇、为了替施恩夺回快活林，沦为囚徒、几至于死，也在所不顾，他的行为不也正是侠“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的注脚？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所有侠的本色，也是水浒英雄的本色。华州太守强抢王义的女儿玉娇枝为妾，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途经少华山，正撞见史进，告知这事。史进将王义救在山上，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又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石秀见杨雄被张保及病关索一批帮闲逼住，“动弹不得”，“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跤颠翻在地。……一拳一个，都打的东倒西歪”。戴宗、杨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史进、石秀的行为，不正是一个侠客的行为？他们岂不就是豪侠？电视连续剧《水浒》的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算是抓住了这批豪侠的本质特征。
《水浒传》里的英雄特别重义，这义是侠的“信义”之义、“侠义”之义，是一种江湖义气，而不是儒家的“义”者“仪”也之“义”。“义”在《水浒》中是英雄们追求的一种完美品格，也是对人品的极高评价和期许。
侠客们首先须尊重友朋间的情义。为了朋友，他们可以两肋插刀。水浒中的英雄也是如此。史进捉了陈达，朱武、杨春自知武功不敌史进，只好自投史家庄，以实现三人“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的誓愿。虽说这是朱武的苦肉计，但要冒极大的风险，却是肯定无疑。而史进也因他们“如此义气深重”，放过了他们，并和他们结为兄弟。有诗赞道：“姓名各异死生同，慷慨偏多计较空。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晁盖犯案，朱仝、雷横都有心将他放了，故而捉拿时或有意大呼小叫、虚张声势，或有意放开道路，指示逃亡去处；捉拿宋江时，两人更是有意卖放，朱仝还进入宋江藏身的地窖，告诉他赶快逃往柴进庄上；雷横枷打白秀英，犯下死罪，押解路上，朱仝“开了枷，放了雷横”，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赔偿。你顾前程万里自去。”李逵为了宋江，更是性命不顾，只身劫牢；石秀虽因为杨雄误信了妇人之言，蒙受了不白之冤，想着的还是：“‘杨雄与我结义，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到底用计除了与潘巧云通奸的和尚海阇黎。为了朋友，水浒英雄可以说是荣辱死生，都在所不计。
我们常常发问：宋江“面黑身矮”，武功很差，又无甚计谋，他怎么就能统领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梁山英雄？为什么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一听到宋江的名字就会五体投地？宋江的魅力在哪里？分析起来，其实就在他的“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也就是说，他的魅力，就在他的“行侠仗义”。是他冒死给劫了生辰纲的晁盖送信；是他周济素不相识的阎婆母女十两银子，让她给死去的丈夫买了副棺材；武松落难，流落在柴进庄上，正是贫病交加，宋江不但不嫌弃，问寒嘘暖，临别依依，又送给十两银子；刚与李逵见面，李逵正为银钱短缺而与人争吵，宋江马上送上十两银子为他解困等等，都是宋江“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侠行的表现。小旋风柴进也有侠风，“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他曾帮助过流放的林冲，避难的武松、宋江，而且“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为什么他不能像宋江那样统领群雄？武松的几句话说出了个中的原由。武松曾对柴进说：“却才说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说宋江“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话含讽意，实际上是在说柴进不如宋江，对自己有始无终。
“仗义疏财”、“打抱不平”不仅是《水浒传》英雄的本色，也是古今侠义小说中侠客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否则，他就不能算是侠。古龙的新武侠小说《楚留香传奇》写楚留香在京城盗得白玉美人后，躺在一艘豪华海船的甲板上，左右温香软玉，悠闲自得，接下去，作者也不忘写李红袖“吟道：‘上次你从济南取来的一批货，已卖了三十万两，除了救济龙虎镖局王镖头的遗孀一万两，趟子手张、赵两人家眷各五千两，还替黄秀才付了一千两丧葬费……’”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写令狐冲不论“正道”“魔教”，遇见不平，就拔刀相助。他从田伯平的手中救下了衡山派的小尼仪琳，在衡山派掌门临终时受命接掌衡山，成了纯女性教派中的唯一男性。他身为华山派的弟子，却与“魔教”中人结交，还帮任我行重夺了明教教主的大位。他的原则只有一个：主持正义。
“义”这个词，大约是所有侠义小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义”也是《水浒》中评论英雄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看一看《水浒传》的标题，便有“晁天王议义东溪村”、“公孙胜应七星聚义”、“梁山泊义士尊晁盖”、“朱仝义释宋公明”、“施恩义夺快活林”、“锦毛虎义释宋公明”、“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宋公明义释双抢将”、“混江龙太湖小结义”等等。林冲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义举，作者也赞他“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小说称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说三阮兄弟“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说卢俊义“慷慨疏财仗义”，李应“疏财仗义结英豪”，戴宗“十分仗义疏财”；称关胜是“蒲东郡内产豪英，义勇大刀关胜”。解珍、解宝被诬入狱，乐和为他通风报信，对他的姐姐说：“小人路见不平，独力难救。只想一者沾亲，二乃义气为重，特地与他通个消息。”就连那个菜园子张青和他的妻子孙二娘也都有点侠气，是两个有道的强盗。他们开黑店不也有原则：“‘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他又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第三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鲁智深在诉说他“来到孟州十字坡过，险些儿被……害了性命”时，还说“那人夫妻两个，亦是江湖上好汉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园子张青，其妻母夜叉孙二娘，甚是好义气”。
“义”既是梁山好汉的理想目标，“义”也是维系他们团结的一根纽带，所以豪侠总称他们的结合为“聚义”。不义的行为蔓延滋长，不仅弱者遭殃，他们自己也将无力与强权对抗，于是铲除不义便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梁山英雄口中常讲的一句话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语本出自《论语》，从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口中说出，是地道的儒家思想。到了侠客们那里，重心也有点偏移，他们强调的是其中的哥们“义气”。
《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写杨雄因为没有防备，被张保等一班无赖困住了手脚，抢走了花红包袱。石秀“路见不平”，抡起扁担，打散了一批无赖。戴宗、杨林见了，“暗暗地喝彩道：‘端的是好汉！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于是要请石秀喝酒，并要结为兄弟。石秀说是不敢当。杨林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怎如此说？”张保一班无赖强抢杨雄财物的行为是不义，在石秀、戴宗、杨林眼中这就是不平之事，石秀帮杨雄打散众无赖是“打抱不平”，是在行“道”，尽管此时杨雄、石秀、戴宗、杨林并不相识，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信条将他们联在了一起，一个“义”字将他们联在了一起。这是说明“替天行道”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两个口号内涵的一个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中很不少。石秀等的行为思想，岂不也很有点侠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