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资本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且非常狡猾。资本不仅继续直接“雇佣劳动”，而且还开始大量转向虚拟资本领域，更广泛地间接“雇佣和绑架劳动”，使得劳动无法抗衡资本而实现雇佣资本或取代资本的幻想，“按资分配”不但没削弱，反而更强了，新古典主义理论又被新时代的新现象所破灭。
由于资本仍然是市场经济的主导者之一，且资本总量还在日益膨胀，依照约尔.思腾恩创立的经济增加值理论，导致的现实状况是：朴素的“按劳分配原则”正逐步被资本主导的“变异”市场规则所取代，“按劳分配”越来越演变成“按资分配”。这时，问题就出现了：
（1）“按需分配”不切合实际。
（2）“按资分配”，特别是资本优先，剥夺了广大无资本阶层平等参与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平等权，显失公平。
（3）“按劳分配”的实际功能正在被弱化。
“按需分配”不切合实际，“按资分配”显失公平，“按劳分配”又不能包含所有的群体。这个才是新时代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长久以来，学术界也始终围绕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下的实现形式和按劳分配的“劳”到底是什么含义这两个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和研究。
传统的“按劳分配”实际是以劳动能力为基础的劳动价值量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就其创造社会财富义务（劳动或劳动增加值）的落实受到劳动年龄段和劳动机会的制约。同时，依照普遍权利主张原则，地球上的所有人均享有社会财富分配权，从受孕的那刻到生命结束之时；遵循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所有的人又均负有创造社会财富的义务。于是，依照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就有部分人群由于无法承担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义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全民化，尤其是无法实现落实从受孕的那刻到生命结束整个过程中的所有人群（如：人体胚胎、婴儿和老弱病残等）。
这种劳动能力、劳动机会和劳动年龄段的限制，某种意义上讲：等于剥夺了该群体直接的社会财富分配资格，也就是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分配权。显然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或“劳动概念”也已经无法满足这个时代的发展需求。
非现场经济时代，智慧劳动在整个劳动中的占比增加外，还主要出现了市场主导因素的变革。这种变革导致了“按劳”与“按需”、“按资”的日益融合趋势已成必然。事实上已经存在着：“按劳分配”整体的实际分配话语权在下降，只有其中的智慧劳动话语权在上升；“按资分配”的部分现象加剧，如：食利阶层和虚拟资本市场套利占比提升等的客观现象；“按需分配”的特定对象也日趋普及，如：义务制教育、失业救济、贫困线、养老保险、慈善事业等。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将会进一步推动“按劳分配、按资本分配、按需分配”的混合态势。传统的劳动概念此时就显的过窄，无法包含实质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参照物的其他要素，特别是生命行动几乎不直接地包含其中，且资本行动也已不再是简单地靠投入量的大小了，而是资本投入量与机会效应的叠加。显然在这个时代，“按劳分配”原则的弱化和“按资本分配”的实质性加剧，加之“按劳分配”实际的特定群体属性的缺陷，这才是当今社会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样的困境和混合式体制共存的现实情况，我们又该拿什么来作为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基准参照物？如何来找到这三种分配形态的新平衡点？
这又是一个“AQUESTION OF THE BALANCE”！
笔者认为：作为就业理论的基础，我们的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理论，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了，该是放弃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的时代了。
我们只要解决了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创造财富义务落实问题，那么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就不难解决社会财富再创造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
根据时代的实际发展态势，该是进而改传统的“按劳分配”为“按行动力”分配，并以此理论为出发点，来解决所有的基础性社会经济综合问题，以及指导就业理论体系在新时代下的修正。
我们知道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途径，不论是依靠需要，还是劳动或资本都是人类社会活动行为表现的结果。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基础力量，这种具有目标的行为，我们可称为行动。这里的行动是指人类积极的正向行动，不包括******的负向行动，行动力则是行动的量化指标。
对应社会财富创造和财富获取的行为，我们可将其分为：生命行动、劳动行动、资本行动。而其中的劳动行动我们又可分为：一般劳动、智慧劳动。
（1）生命行动。这种行动是贯穿从受孕体诞生到生命体死亡的整个过程。是由生命力趋势的生命体自觉或不自觉成长行动。这里的成长指的不仅仅是生物性质的体态长大和消亡，还包含适应自然环境和适应人类社会的能力成长。
只要有人类生命迹象就有该种行动，是人类从胚胎开始的生命权。
这种生命权力就对应着生存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对应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权力，任何人无权剥夺这种人类最最基础的生存权利。
（2）劳动行动。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直接行动，按劳动行动量直接参与分配社会财富具有普遍接受的合理性。
可是，直接的按劳动分配将受到特定人群直接受益的限制，其公平性还是存在着缺陷（特别是对应人们最基础的生存权时）。
（3）资本行动。资本行动有人称它为另类劳动或间接劳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太牵强，资本的实质就是资本的直接使用者剥削其他人的劳动。
生命行动、劳动行动、资本行动三者都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行为，同时对应着“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的实际社会财富分配需要。
在非现场经济新环境下，我们必须正视三者的客观存在，并找到三者的新平衡点。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这个新平衡点：这就是人们的行动力。
只有“行动力”提法才能包含三者；也只有包含三者，才能平衡三者。按“行动力”分配原则新提法的确立，进而替代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是顺应了新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混合体制加剧的现实需要。
行动力是劳动概念的扩展，它诠释了劳动概念在新时代下的新内涵和新外延，“按行动力分配”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的最高境界，也将动摇我们现行传统就业理论的基础。
根据奥肯对美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得出的奥肯定律，经济每增长2个百分点，可以降低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而现实社会的实际结果大约是1.5，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5个百分点，就业将增加1个百分点。
于是，一定的就业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现代的就业理论认为：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目标之一，就是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依据这样的传统理论，中国产业政策和投资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产业结构的变动可能会形成结构性失业。
可是，笔者认为：就业问题实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就业的本质是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对于表面上的就业量扩大而实际上没有或不利于财富的增加和分配的公平的理论或做法，应该是不值得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