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用违约掉期危机、银行倒闭、信贷紧缩等各种危机之下，美国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将再度出现流动性枯竭危机，这会推高美元利率，在利率掉期市场上长期看跌的人就会赔，而这个市场最大的看跌者是美联储的大股东之一摩根大通银行。可以说，等到金融衍生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利率掉期市场面临危机，摩根大通这种机构出现危机时，金融危机才可以说到顶，当然这还不包括对美国财政体系、国债偿付性危机的评估。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在这类利率市场上的投资也面临亏损。前段时间已经暴露出的欧元固定期限交换利率（Constant Maturity Swap，CMS）巨额亏损即是其中之一，很多机构在中国推销的利率型投资产品在今后都将面临这类亏损，投资者需要密切注意。
巨额总债务和财政亏空
记者：刚才又谈到了美国财政体系的问题，怎么看美国整体的救市能力，包括美联储、美国财政体系？
宋鸿兵：美联储和美国财政的救助能力可以放在一起来看。救助无非是用现在的资金盘子救，还是继续发行国债借钱来救，要么就是印钞票。美国财政部上周末刚提出的7000亿美元金融市场救援计划，需要通过把国债上限从10.6万亿提高至11.3万亿美元，这就是印钞票。但是如果再无节制地发债或者印刷美元，会导致世界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降低，进而抛售并远离美元资产，而这种抛售是致命的。
记者：我们该怎么评估美国的财政体系？
宋鸿兵：从本质上看，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逐步演变成为“资产膨胀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美国次贷危机并非事出偶然，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以及这种失衡所造成的巨大债务问题。美国的储蓄率1984年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005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创下1933年大萧条时代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美国自身创造的财富已经不足以负担越来越庞大的开支，而凭借全球化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各种金融创新手段，使美国得以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储蓄以弥补自身储蓄的不足，但同时也催生了美国资产价格的膨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市场的各类金融创新产品使得美国老百姓可以方便和快捷地从资产增值中直接套现，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增值一度成为美国人消费的“自动取款机”。在财富增值的鼓舞下，美国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不断以增加负债为代价，大胆消费，从而刺激了GDP的增长，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房地产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2003年以来，美国GDP增量中，高达2/3到3/4的份额直接或间接与房地产高速发展相关。
因此，只要美国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外国储蓄就会不断涌入，美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资产膨胀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就可以继续维持。
但是，借助其他国家的储蓄来消费和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必然面临庞大的债务问题，在消费者实质收入增加有限的情况下，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以及相应巨额利息支出的负担，将不可避免地压垮资产价格继续膨胀的势头。一旦资产价格上涨停止，消费者将面临“自动取款机”停止工作的窘境，长期的低储蓄和负储蓄问题将浮出水面，巨额债务的支付危机将演变为信用危机，当信用危机扩散到整个资本市场，全面的债务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
截至2006年12月，美国联邦、州、地方以及商业、个人的总债务规模为48万亿美元，而美国GDP规模为13万亿美元。以最低标准计算，债务利息至少为5%，而美国近年来GDP平均增加3%。换句话说，美国一年的经济增加量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同时美国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布什政府2006年12月17日估计，用政府今后75年的预估收入来计算，政府保证将为民众提供的社会安全、联邦医疗照顾、铁路退休福利、矿工福利计划等，将有巨额财源亏空，不足之数高达45.1万亿美元之巨。仅仅在过去4年中，财源亏空就激增了67.8%。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目前还要进行旷日持久与巨大消耗的两场反恐战争。
准确地说，次贷危机只是一个引爆器，其背后的美国48万亿美元的总债务和45.1万亿美元的财政亏空才是真正的巨型“火药库”。目前美联储以及欧洲、日本央行的联手注入流动性行为，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这些措施虽然能够暂缓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枯竭危机，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本身的巨大债务问题。而且随着增发货币所导致的通胀压力抬头，也将制约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世界货币体系调整
记者：在您的框架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过度需求方”，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度供给方”，都会在这次危机中调整。那么有没有世界哪个地方会在这场危机中获益，或者说受损较轻？
宋鸿兵：有，是欧洲地区。我相信欧洲将是这场大型金融、经济危机中最大的获益者。伦敦会取代纽约重新回归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欧元和欧元体系也会受益。
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欧洲经济相对脱离以美国、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供需体系。目前欧洲地区经济的区内自给水平是80%，它既没有大规模的进口，也没有大规模的出口；既不像美国那样，生产能力严重外流和缺失，也不像中国那样内需无力。这种情况会使欧洲经济避免受到大的冲击。
记者：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美元地位的下降，会不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深刻的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一直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货币。
宋鸿兵：这可能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金融创新，让世界来分担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就是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种国际货币发行权和铸币税收益是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甚至核心内容。
而目前这种货币体系面临着游戏规则的改变。在美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之后，人们会坐下来总结：“世界货币体系是怎么了，美元这种玩法不行，我们是不是需要新的游戏规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实际上，如果你留意到国际上的一些讨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讨论是很激烈的，一些知名人物，如著名投资者索罗斯、罗杰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都在不同的场合指出，世界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还有对黄金重新货币化的讨论等。我提议读者更多地留意国际上这方面的讨论。作为国家战略，更需要对危机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