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10月3日开始，拉美大国阿根廷和巴西的双边贸易结算将不再使用美元，而以其本国货币比索和雷亚尔替代，美元在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失去了国际货币地位中的交易中介货币地位。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廖子光也对中国提出了类似的提议：“凡是与中国进行的贸易，都修订为以人民币结算。这在操作上没有问题。这是主权问题，不需要签合同，不需要与别人商量。”
廖子光先生1938年出生在中国香港，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廖子光先生曾担任过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现任纽约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在当今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国际金融体系，采取什么措施发展中国经济和金融，成为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难题。2008年10月，廖子光先生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出路
记者：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廖子光：危机的原因是把买卖规模做得很大，资产价格很高，而且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真实收入增长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只有靠发放贷款维持。直到有一天泡沫破裂，有价无市，银行破产。
记者：美国政府救市能为金融危机的解决提供什么？
廖子光：最大的好处是政府提供支持，将有价无市的不流动房地产资产变成了流动的资产。但是，这样做是把风险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记者：美国金融危机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廖子光：第一，资产价格会下降；第二，生产力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但是因为这一轮的发展与生产力本身无关，因此也不会受到太大冲击；第三，就业率和工资水平会有一定下降，但政府很容易支持。
记者：这些都是经济领域的短期的影响。在政治领域呢？
廖子光：第一，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头会减弱。第二，美国的民粹主义倾向抬头。美国搞自由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一就是全美国的工资都被压低了，因此美国工人也不支持美元霸权。第三，金融凯恩斯主义倾向加强。不过，前段时间说的“美国式社会主义”则是不可能的。
记者：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大萧条有什么异同？
廖子光：第一，危机的规模大很多；第二，金融市场的流动要快很多；第三，金融产品更为复杂；第四，20世纪30年代只有贸易全球化，没有现在这样的金融全球化。
记者：30年代美国依靠凯恩斯主义走出了危机。这次美国的出路将在哪里？
廖子光：实际上30年代也不光是凯恩斯主义，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整顿军备、打仗才渡过危机。这次，军工复合体也将是恢复整个经济的引擎。可以预见的情况，一种是在中东打一场常规战争，消费物质生产；另一种情况是发展太空探索和研究，这对经济和科研有双重刺激作用。
重建汇率主权
记者：现在的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您如何评价当下的体系？
廖子光：从历史上来说，外贸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补充。但是，历史上每一个最强的国家都提倡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是和平侵略其他国家的方法。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都是这样。现在的美国也不例外。这些帝国会宣传发展对外贸易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方法——这是一种宣传。但是，现在如果不走外贸的道路，国内经济确实就很难发展。这是因为以前国家可以走主权的道路。现在，在美元霸权、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要靠外资才能发展。外资怎么来的？就必须要靠出口、靠外贸。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最大的好处总是落在世界最强的国家——就现在而言是美国，而其他国家则要承受很多弊端。
德国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历史上，德国在工业竞争力上敌不过英国。后来，德国出了一位大经济学家，叫李斯特。顺便说一句，这个人对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孙中山就曾经受过他的影响。他主张经济上的国家主义，保护本国具有潜力的幼稚产业。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是不一样的。国家主义主张的是保卫具有潜力的、强的企业；而保护主义主张的是保卫弱势企业。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落后了，靠自由贸易是永远不能赶超的。要实现赶超，就必须发展本国的产业。
中国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在全球来看，美国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靠出口赚取的美元，在以前看很好，但是现在美元的价值就是一张张纸，一贬值就会失去价值。在当前的全球分工中，其他国家从事真正的物质生产，而美国只出产美元，交换其他国家的物质财富。
所以，我的提议是，官方应该宣布，凡是与中国进行的贸易都需要以人民币结算。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也要由人民币来结算。这是主权问题，不需要签合同，不需要与别人商量。这样，就可以摆脱美元霸权的控制。
而且，这样做更重要的目的是利用主权信贷来发展经济。现在需要外资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如果全世界的金融投资都是用美元，那么就是美元控制全世界。因此，我们不需要反对美元霸权，但是我们可以脱钩。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因为很多人感觉美元信不过，因此接受人民币的人会增多。很多国家有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出口的很多东西也是对方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人民币结算贸易就能实现发展。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摆脱对美元、也就是对外资的依赖，转而依靠主权信贷来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培养内需。我们那么大的国家，不可能也不需要依靠那么高的出口量。一个健康的经济，出口依赖程度不应该超过30%。
记者：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
廖子光：我不是这样提倡的！我只是主张，中国的贸易，中国有权使用人民币结算，而且是通过政府命令的方式，要求外贸相关方这样做。这和国际没关系，只和中国自己有关系。
记者：那么，人民币如何取得？
廖子光：可以来买啊。比如阿拉伯国家可以用石油来换。现在，中阿之间的石油贸易还是用美元结算，以后可以规定只许用人民币结算。这样，两个星期就可以建立人民币结算机制。这样，也可以重建汇率主权。
记者：您刚才谈到，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信不过美元。您自己信得过美元吗？
廖子光：如果我是一个完全生活在美国的人，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美元贬值对我来说没什么大问题。就算伴随着通货膨胀，只要还有工作并且工资水涨船高，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不过，如果我是外国人，相信美元就是傻瓜了。因为外国人只能在美国市场上使用美元，这是吃亏的。
记者：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廖子光：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出口企业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受到冲击；第二，建行、中行等在美国的投资亏本，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是在国内看来也不算小；第三，美国可能会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减轻债务负担。我们的美元资产投资年回报率只有3%，而美国现在真实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8%，这相当于我们在美国的投资每年亏本15%左右。
记者：您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会达到如此之高？
廖子光：美国的官方年通货膨胀率只有3%左右，但是，这是核心通货膨胀的数字。而如果将石油等价钱加起来算实际通货膨胀的话，数字就很高了。
记者：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廖子光：第一，中国的出口企业应该转型为内销企业。第二，我们要争取以人民币结算外贸。第三，我们要检讨《中央银行法》，重新定位中央银行的角色。
央行的转型
记者：重新定位中央银行的角色，这应该如何理解？
廖子光：我们首先要区分中央银行和国家银行。国家银行的目标是支持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为此，即使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通货膨胀也没关系，而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是支持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为目标，即使付出低工资、低就业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需要检讨中央银行制度，不是说不需要中央银行，但是需要改革中央银行的定位。中央银行独立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制度。我们需要将中央银行改成国家银行，其中，对外职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需要增加利用主权信贷发展经济的职能。
记者：关于“国家银行”如何利用“主权信贷”执行发展国家经济的职能，您有何设想？
廖子光：我们需要把资本投向人力资源，比如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不能采取私有化的方法，必须由国家银行来执行。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在现有的体制下，虽然GDP指标很好，但是就业率并不理想。一个工作职位上万人申请，大学毕业即失业等现象很普遍。没有充分就业，工人工作所得不足以买到自己生产的产品，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
记者：您在《金融战争》这本书中提到的以GDP指标、出口指标等考核是不合理的？
廖子光：GDP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外资，实际上，如果换算成GNP，那么我国经济的增长率就没那么高了。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但是利益的大头却并不在中国。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外资，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出口。拿生产出来的东西，换取只有能在美国消费的美元，实际上是一堆纸，这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