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龟：当前危机导致的国际变局，对东北亚而言，危机中包含着机会，主动参与国际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是东北亚地区解决内部矛盾的契机。
具体到东亚地区金融合作构思，我的理解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再促进条件，二是寄望于东北亚三国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化的研讨会，三是目前处于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初期，四是从制度上完善亚洲国家之间所缺乏的协商导出系统。
记者：目前东亚金融合作的主要成果是《清迈协议》，危机是否有利于这个机制的更好推进？东亚还需要建立什么合作机制？
郑德龟：当前的形势有可能推进《清迈协议》机制。《清迈协议》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劫后诞生。当时，《清迈协议》各方并没有很大的雄心希望通过《清迈协议》解决所有问题。危机已经很快结束了，因此各方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动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和东亚资本市场发展。
不过，现在东亚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系统性金融崩溃，这是使防范地区风险的合作框架恢复信心的重要动力。除了《清迈协议》以外，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债券基金（ABF）都应该成为未来的合作框架。这三个不同机制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成为东亚（金融）合作的三块基石。
记者：您刚刚提到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是必要的吗？
郑德龟：我并不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机制就无效，但是它离东亚太远，一旦出现危机，救援不能及时到达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因。目前是一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推进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一个地区性货币风险防范机制的好时机。
记者：如何看待推进亚洲债券基金的努力？
郑德龟：当前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推进东亚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债市。现在是东亚金融合作与债市发展的新契机。我们试图在东亚三国建立没有风险的资产。亚洲债券基金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它的基本理念是各国自愿动用其巨额外汇储备的一定比例成立一个基金，用以购买区内各国发行的主权或准主权美元债券，目的是为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催化剂。这样，我们可以确保贸易盈余等产生的资本剩余能够留在东亚内部消化。最终，我们可以推进东亚的共同市场，甚至是共同货币。这是促进东亚三国解决当前问题、帮助东南亚等其他落后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记者：《清迈协议》是目前建立的双边机制，未来如何考虑建立更加多边的合作机制？
郑德龟：是的，我们未来的目标可能是共同的东亚—东南亚货币联盟，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可以率先建立共同的货币，比如酝酿中的亚洲货币单位（ACU）。不过，我们需要一些铺路石。中国不希望放弃人民币，日本也不愿意放弃日元。因此，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研究世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必须牺牲自己来解决问题。目前，单个国家没有足够意愿达成这一目标，至少现在是这样。不过我确实希望时间能过得更快，一二十年内，我希望有更强的势头向多边的协议迈进，向“亚元”迈进。当然，作为实用的解决方案，一开始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亚元”和各自的本币：人民币、日元和韩元。目前做的工作（加强东亚三国货币互换）是推进货币联盟的一个很好的步骤。
记者：目前是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好时机吗？
郑德龟：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主意听起来比较空洞。当前，我们三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事包括建立亚洲债券基金，加强资本监管，扩大货币互换规模，这更加重要。当然，东亚自由贸易区是一个长期目标。
防止1997噩梦重演
记者：韩国除了与中国开展货币互换，还与美国开展了300亿美元货币互换。这样，大约有40万亿韩元在美国。除此以外，韩国的资本市场是开放的。有没有国际炒家在韩国市场上抛售韩元的风险？如何防范其可能会对韩国货币市场造成的冲击？
郑德龟：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1997年的索罗斯先生。我们都对这个噩梦记忆犹新。
当前，韩国资本市场比任何时候都开放，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对外国资本进行监控。任何国家都需要解决“不匹配”的问题，特别是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处理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和流出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需要采用资本管制，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11月26日在东京召开东亚三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论坛上，我们要讨论重新启动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监管。这不仅是单个国家的事，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任务。
记者：当前的形势让您回忆起1997年的情况？
郑德龟：是的。11年前，西伯利亚的寒风吹到了韩国，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韩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付诸东流。整个世界都曾经赞赏我们的成就，在那以后这却变成了讽刺。
记者：您在1997～1998年曾主导了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请评价一下当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是否成功？
郑德龟：那是一场艰苦的谈判。我们谈了几乎所有关于早期解决方案的细节，耗时将近半年。这是因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是全球统一的，比如资本市场开放等，然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并不完全适合当时韩国的情况。在谈判中，他们表现得好像对待一家濒临破产的小企业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谈判会如此艰苦漫长的原因，我个人也为此耗费了很多精神。
不过，总的来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是很有用的，它帮助了韩国应对金融危机。但是在某些环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对韩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产生了副作用。不过，过了几个月，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他们犯了一些错误，并部分予以改正。总的来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的资产部门和实体经济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错误。
记者：我们能从1997年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什么？
郑德龟：韩国大型的工商业企业联合体，以及官僚对于企业的控制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曾经使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受到世界的称赞。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资本的大量流入，以及亚洲本身缺乏管理风险的能力，使一次金融危机变成了可能。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的，就像一根倒下的筷子一样。一旦金融危机开始爆发，能做的只是降低伤害。
不过，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还是加强了合作。《清迈协议》机制就是从那之后开始运行的。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国内前期预警机制。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区域性的保障机制。就如同对火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启动的是国内的应对系统，争取最快将火势控制住，而如果火势蔓延，那就需要求助于区域性的机构。
记者：现在与1997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郑德龟：现在最大的不同是资本市场的问题。1997年泰国有自由的资本市场，因此资本的大进大出非常严重，但那时韩国还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现在韩国也有这样的问题了。1997年韩国金融业的主要问题是银行偿债能力，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资本市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