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其疏还有这么几句话，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西厂对正常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孟森曾说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只是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尚未至得罪百姓。可是，《明史》中就提及汪直的西厂对于民间打架斗殴、鸡狗之类的小事，也处以极重的刑罚。
看来，商辂所说的“庶民不安于业”并非夸张。当然，皇帝有自己的看法。宪宗接到商辂的奏疏，说：“用一个宦官，哪里就至于这样呀？”但终于拗不过商辂的坚持，加上兵部尚书项忠也上书请求撤销西厂，因此，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西厂撤销，汪直回御马监办事。
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菽园杂记》里对皇庄有一段记载，大意是说，前代虽然有汤沐邑、脂粉田之类赐给公主、王侯的庄田，但还情有可原，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为什么还要设皇庄作为自己的私产呢？从这一点来看，明代皇帝对于钱财的追逐，显然有一种变态的心理。从明代中期设立皇庄，到明代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但是，明代皇庄的出现，可能更早。例如，仁宗朱高炽就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英宗朱祁镇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而朱见深的做法，无疑使皇庄的设立名正言顺，从而使皇室搜括土地的风气进入一个高潮。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到他的儿子孝宗弘治二年（1489）的时候，在京畿内的皇庄有五处，面积达12800顷。他的孙子武宗朱厚燳即位一个月内就在大兴县设皇庄7所，并陆续发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地，10年内使皇庄的面积达到37595顷零46亩。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赐土地，于是有王田、官庄。据说，到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官田的面积达到民田的七分之一。
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京城附近的皇庄设置，就直接导致了正德年间河北霸县的刘六、刘七起义。而且，在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相结合。皇庄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的皇庄，都是派宦官去掌管的。宦官带着一旗校，再豢养着一帮无赖，“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由皇庄引发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注意。所以，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天顺八年（1464）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明史》对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
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
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成化十九年（1483），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宪宗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这种情形，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孝宗即位后大力裁汰冗官，才得到一些改变。但是，好景不长。孝宗后来与他的父亲一样，也喜欢通过内旨授官，在弘治十二年（1499）曾一次传奉匠官张广宁等120人，再传少卿李纶等180余人。由宪宗创造的传奉官本是一个对制度的破坏，也许由于能满足历代皇帝任用私人的愿望，竟成了制度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宪宗一定是想：“既然都是我的臣民，大家机会均等，我说了算吧。”
第一个亮点是成化一朝中对于荆襄流民的安置，第二个亮点是成化朝的文化。荆襄流民是元代以来困扰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难题。荆襄流民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郧县地区。该地万山环绕，又处于湖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在元、明时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常常聚集近百万的流民。成化年间对流民的重视和安置，是因刘通、石龙起义而起。政府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任命原杰安抚流民，并设置了郧阳府，将流民用户籍的形式固定在当地，又设置了郧阳巡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文化方面，成化一朝有两位着名的学者，胡居仁（1437-1484）和陈白沙（1428-1500）。在明代，能够从祀孔庙的学者仅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守仁，而成化朝就占了两位。陈献章就是陈白沙。他字公甫，号石斋，家在广东新会白沙里，所以当时学者尊称他白沙先生。他是明代心学的先驱，诗也写得很好，钱穆称他是明代诗歌的“蜂腰”。他的“静中养出端倪”，最能体现一个学者心平气和、妙悟玄理的雍容。
朱见深作有一幅《一团和气图》，乍看仿佛一个圆球，画着一个眯眼嬉笑之人，但仔细观看会发现是三个人抱成一团，初看时的一个面孔实际是由三个面孔组成的。这幅作品的构思和构图都独具匠心，巧妙有趣，从题跋可见作者的用心。他以「虎溪三笑」的典故（东晋时，着名禅宗法师慧远在庐山修行三十余年间，从不下山、入城，送客也不越过虎溪。一日，儒生陶渊明与道士陆修静俩远道来访，三人相聚甚欢。后来，慧远送他们下山。到了虎溪虽不时传来老虎的鸣号声，但因为谈得太热烈而没发觉。直到越过虎溪，三人才惊觉，但旋即会心地纵情大笑起来。他们在不经意间，已破除了不过虎溪的执念，笑声传递了他们难以言喻的欣喜之情，自然也成了名垂千古的美声了。此典故也是宋人力图调和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反映。）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儒、道、释虽属三家信仰，但却可以「合三人以为一，达一心而无二，忘彼此之是非，霭一团之和气。」从表现形式和构思方法上，《一团和气图》符合古代漫画的特点和要求，但在主题上却没有讽刺意味，反而有歌颂漫画的味道，这是它的特殊之处。据史学者研究，朱见深有鉴于其父朱祁镇（英宗）制造了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冤狱的教训，继位之后下令平反昭雪，并在朝廷上下提倡团结，大概就是这位威严的皇帝之所以作此诙谐图画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