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治病用药如金，经常只给病人一包药，告诉在三个小时内不见效就宣告这药不对症，马上得想别的办法，不能耽误病。她给病人开药连吃三付的时候都少，从来不开大处方。
经常是病人服过一付药后欢天喜地来了说：“见好了，好多了，再吃两付就彻底好了。”母亲这时就拒绝再开药。母亲说，我治病就治三分，扳过势头即可，如果你想病好，从现在起不用吃药，只需要你调节情绪、定时起居、生活规律……我给病人包药时，他们总说：“多给点吧？你瞧你给的这点药，小匙跟掏耳勺似的，还不够洒落的哪。”要不就说：“多给两包吧，中药慢，多吃点。”
有一天母亲看我研磨钙片，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兑在药里增加药量，省得他们说给的药少。母亲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药量多少、服用时间长短，关键在于对症，对症了，四两拨千斤，立马见效，一点不慢。
即便是病人谁愿意多吃药？有些不好喂药的小孩子，母亲卷个小纸筒装点药，往小孩嘴里轻轻一吹，沾到口腔上，小孩吐都吐不出，就这么一点药，就能见效。
很多时候母亲甚至不用药，对患有胃炎、皮肤病、痛风等症的病人，母亲常常不急于给他们开药，而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类病往往是精神上的压抑、紧张造成的。当人们用幸福的理由说服自己而身体却做出反抗时，理顺身心比吃药来得重要。
母亲说，什么药也抵不上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药只是帮一下忙，但不能代替人的自身调节，也不要帮完不走跟着添乱，把正气扶起来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按母亲的不吃药、少吃药的原则，目前人们用中药做保健品的做法她肯定是反对的。长期用中药平衡阴阳，废退了人体自身的平衡能力，构建一个虚假的平衡，一旦这一虚假平衡保持不住，呈现出来的就是“中毒”症状。
母亲用药如金绝不是出于“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我遇到过一位中药药剂师，她说“是药三分毒”，告诫人们不要随便乱服药。她不让人们乱服药是对的，人们现在把中药当成西药一样用是错误的，不辨证就乱吃药，所吃的药就是毒。对症了，便是毒药也不呈毒性。
当我手持公安局开的证明，买毒药回来加工，用毛巾把头部包起来，结果还出现中毒症状，可给危重病人大剂量服用，不仅不出现中毒症状，还起死回生，那么，所谓的毒性哪去了？对健康人是毒的，对病人就不是毒？这用西医的理论就解释不了，可用中医的理论就能。
药是平衡阴阳的，正所谓以药石之偏纠阴阳之偏。对一个阴阳平衡的健康体来说，用上药，打破了阴阳平衡，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可对需要借助药力平衡已失衡的阴阳时，这药就能起到平和的药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时你要是就这个病体谈药的毒性就没有意义了。这一方面说明中药绝不可乱服，一方面说明，中药只要对症就无毒。所以，不讲阴阳五行就无法使用中药，而西医想把中药毒性去掉的作法是不能为中医所用的。“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往往就是中药药剂师也讲错。
中医常使用毒药。母亲先后拜过三位师傅，每行医一段时间，她就拜一位名医学习三年。她最后的师傅我小时见过，姓田，我叫他田姥爷。他的诊室里，病人总是满满的。他像一位将军一样，开药如调兵遣将。田姥爷用药“霸气”，巴豆、砒霜是他的常用药，血崩的人他敢给开“破”药，他敢让“十八反”到人肚子里反……田姥爷这一代中医治病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敢放手、放胆，但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谨慎得多。
母亲也用毒药，但所用毒药较之田姥爷就少得多，而较之别的医生则要多。她在大医院当医生时，卫生局批下来的“毒药”，药房不收，说医院不让医生开“毒药”。母亲到卫生局要了“毒药”自己用来配药。医院说母亲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写检查。对此母亲不理解，检查还是我父亲替她写的。
我估计现在中医院的医生已经没有使用“毒药”的了。毒药的购买也是国家控制的，要由公安局开证明，而现在开证明也没处买了。而毒药占母亲用药的好大一部分，我想象不出母亲如果没有这些毒药还能不能治那么多病，还能不能达到很好的疗效。
母亲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药好有很大关系，她总是不停地收集和储藏中药。如果她在大医院，使用药房的药是否还有同样的疗效呢？
母亲给过我一块“鹿胎膏”，是猎人打野鹿获得的鹿胎，拿来由母亲熬制的。药制好了，猎人给我母亲留一部分作为酬劳。母亲在治诸如不孕症等妇女病时使用，效果很好。母亲告诉我这药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黄豆粒大小一块。我有时吃上这么一点，就能感受到药力很大。这一块“鹿胎膏”我吃了好多年。许多年后，当我也想给女儿备块“鹿胎膏”时才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货真价实的“鹿胎膏”了，虽然我到养鹿场去买，可吃一大丸进肚也没啥感觉，方知道母亲的药有多么好。
最近我在鹿场又弄到一块“鹿胎膏”，放置常温下几天竟腐烂了。这让我奇怪不已，鹿场人回答我说“鹿胎膏”必须要放到冰箱中保存。
由此，我知道中医为什么衰落了，如果我母亲活到今天，她的疗效也不一定能有当年那么好，因为她没有应手的药可用。现在的医生不可能像我母亲当年那样亲自动手采集、在民间搜集一些中药。我小时常帮母亲把有的药放到酒里，有的药用玻璃纸包好用蜡封上……母亲给人看病之所以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自信，和她箱里备有这些药不无关系。
第一章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见过母亲一次大手笔，因为这事与我有关才留心和记住了。
我中学毕业时，当时的形势是我必须得下乡。对时事政治一点不懂的母亲不想让我走，想要我留城，我笑母亲愚昧，痴心妄想。母亲却找到主管官员的干女儿，对她说；“我知道你干妈常年卧病在床，告诉你干爹，我包两个月把他老婆的病治好，条件是给我女儿留城。”那个官员不信母亲能把他老婆的病治好，当即就答应了。母亲手到病除，两个月，让他老婆行走如常。官员大喜过望，不仅给我办了留城，还分配到国有工厂上班。
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的时候不多，加之对中医没什么兴趣，更讨厌整天一屋子人，闹哄哄的，我对母亲做的事并不关注。即便是这样，如果母亲出门几日，来的人找不到母亲，就有人拉着我不放，他们倒是不考我脉象，而是详细述说病情，让我给想想办法，任我怎么解释说不会也不行，都说：“龙王爷的儿子还会三把水呢。”没办法，我就给摸摸脉，只是做个简单判断，辨个表里寒热，别给治反了。然后打开母亲的大药箱，里面的药都是母亲开的方，我去抓的药，又由我加工制成，母亲给人看病时，又多是我当药剂师，给人包药，吩咐服用方法，所以大致还是知道每样药治什么病，何况我还背过几部医书，不是一点不懂。
于是，就给人拿了药。母亲回来知道了，并没有过多责备我。如今想来，可能是我没犯大毛病。
母亲死后，病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推不掉的，我就给拿药，吃不了药的婴儿也都给扎了针。可能是母亲在天之灵阻止我的行医。有一天，我突然想，那仅有几斤重的婴儿，小身体红红白白的，如果迎着阳光举起来，真是半透明的，我那针灸针扎下去，那么深，扎到哪去了？
这么从解剖上一想，想到我的针扎到肝，扎到肾，一下子就怕了。再来婴儿，把襁褓一打开，我心先怯了，手也抖了，说什么也不敢扎了，此后，我就逃避行医了。
母亲死后，我病倒了，人说是伤力，我不知该怎么治，胸腔内疼得像用刀捅的似的，无处逃避。我想，这么猛的病用温和的药肯定不行，可用猛药我这体质也不行。母亲曾告诉过我是桂枝汤体质，终生不适合用川乌、草乌这类药。这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用的药我却不能用呢？说不定就能出奇制胜治了我的病呢。于是，我给自己开了一个“小柴胡汤”，抓了药，就吃了。
结果糟了，我真的吃错药了，胸腔不疼了，变成实心铁板，想喘口气都难，五脏六腑全板成一块，吃不进东西，透不过气，危在旦夕。这下我只得以毒攻毒了，我又开了一个方子，把母亲告诉我终生不可用之药川乌、草乌都用上了，我觉得非用此类药不能破开。这付药下去，铁板被击碎了，恢复了大刀阔斧式的疼痛，我不敢再轻易用药了。
到省城上学，我到大医院，中西医全看了，全都没办法，用了些药，等于把我犯过的错误再重演一遍，我只得还自己治。我谨慎地每次只开三味药，用茶缸装着，沏上开水，当茶喝。这一喝就是大学四年，病好了一半，另一半就好挺一些了。
那时，有点后悔没好好学中医。
母亲死后，本以为中医与我就再无关系了，可身体与母亲同样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虽经体育锻炼，维持一个表面健康，但生的孩子内质还是弱。在女儿还不能吃中药时，我们是医院里的常客，女儿一年住六七次院是常事。让我恼怒的是，孩子的病总是越治越重。
一次，孩子病得要死了，心衰，打强心剂抢救，儿科主任说孩子能否活命很难说，西医的方法用尽了，孩子奄奄一息。
我急了，告诉医生给孩子输我的血。医生们嘲笑我说：“你的血也不是药，不能治病，没有用！”我坚决要求输，医生只得按我的意思来。我想，我从小得过那么多病，几次从生死边缘上挣扎过来，我的血中，一定有抵抗这些小儿病的抗体，我急于帮助女儿抵抗疾病，我的血是有生命的，不可能不履行我的意愿……孩子病得血管都找不到了，在脖子上的静脉扎了九针才送进去针头，孩子放在桌上，头垂在桌下，哼都不会哼了。
血输进去两个小时后，孩子睁开眼睛找饭吃。
这次的后怕，使我不敢再指望西医，我开始寻找和请教中医，制定了一系列的中医预防和治疗措施，同时训练女儿吃中药。我不敢自己给女儿开方，而是多找几个中医，分析、对比他们的方子，选出比较稳妥的，试验着给女儿吃，这使我又一次后悔没有学习中医。
在我给女儿安排防治方案时，我给在外地的舅舅写封信，他也是中医，但我受母亲影响信不过他，我只在信里问他一些常识性问题。不过舅舅回信中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孩子这么频繁地患病，闹肺炎，是不是受热了？不要让孩子背部受热。我一下子悟到我让女儿热着了。
北方寒冷，人们都愿意把孩子放置火炕上。我也不例外。但与我不同的是，农村给婴儿铺的是草褥子，而我给女儿铺的是棉褥子。我以为给孩子铺草褥子是落后做法。为了检验两者差异我马上弄来干草做了个褥子，同棉褥子一起放在火炕上做实验。结果是草褥子的散热性和保温性非棉褥子可比。我不由地感慨一些看似落后的事物可能更有科学道理。
此后，女儿身下也铺着草褥子，身体也好起来了。只改变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生活因素就获得了这么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