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3657—427），字渊明，又作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官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后为彭泽令。耻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卒后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所著诗文，萧统为之区分编录，凡八卷本《陶渊明集》。北齐阳休之增录为十卷。后又有多种版本。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逯钦立校注本行世，凡七卷。卷五之后为文。
闲情赋（并序）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夫何壤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神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馀阴；傥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竞寂寞而无见，独惰想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飘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于时毕昴盈轩，北风凄凄，□□不寐，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鉴赏”
《闲情赋》是陶集中绝无仅有的一篇涉及男女情爱的文字。“闲情”乃防止感情的越轨之意。这是一篇别具特色，却长期被漠视的赋体佳作。
作者在第一段序文里明确点出自己的创作意图：是因为“缀文之士，奕代继作”。明代何孟春为此句作云：“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平子、伯喈继之为定情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场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者也。”（《陶渊明集》）由此可知，男女情爱是宋玉以来历代文人吟咏的共同主题，而其所作都是些文辞雅正、旨趣澹泊，从放荡方面构思，以雅正作结的作品。陶渊明由于与前人心思相类而有感受，便作《闲情赋》，在内容形式方面加以扩大。虽然如此，但因陶作独具鲜明的个性，极为动人地表现了作者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招来了种种尖锐对立的批评意见。
为陶渊明编文集、作序言的萧统，对陶的为人曾给予充分肯定，却认为《闲情赋》是陶集中的“白璧微瑕者”（《陶渊明集序》），是诱惑多于警戒之作。清代方东树认为它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续昭昧詹言》卷八）。在古代论者中，也有对《闲情赋》持肯定态度的，但一般多采“比兴说”。苏轼赞它为君子之作（见《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清人刘光蒉在《陶渊明闲情赋注》中，把它捧为忠臣恋主的范文。关于陶渊明是否是“忠臣孝子”的问题，近人早已有了正确的定论。我们认为，陶渊明不是一个拘于外表名节观念的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陶“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所争的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古今论者，首先运用正确观点评价《闲情赋》的，是鲁迅先生。他曾多次论及此赋。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他肯定了《闲情赋》是爱情赋，其思想是大胆的，敢于反封建礼教。此外，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谈及日本友人介绍中国作品时，称《闲情赋》为“坚实而有趣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予较高的评价。
《闲情赋》作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时年陶渊明30岁，其结发妻子去世。那么这篇情赋的写作，是否与他发妻早丧的爱情悲剧有关？透过全文缠绵悱恻、凄切哀婉的气氛，我们是可品味出他“始室丧其偏”的悲凉心境的。但《闲情赋》终非作者的爱情传记，而是艺术作品。赋中所描写的具有“倾城之艳色”的佳人，并非一定实有其人，而是虚构出来的艺术典型。可以说，陶渊明把自己对爱情的一系列感受，熔铸进这个艺术形象的血肉中去，表现了诗人在两性问题上真挚而又严肃的态度。
整篇赋从赞叹佳人美好的姿容开始。“夫何”，发语辞，张、蔡各赋皆以此开端。首四句大意是说有绝代美人，当借德行之士得以流传。“佩鸣玉”四句便转而言美人的品德。“齐”与“佩”同义。此句大意是心地纯洁，可与美玉比洁，与幽兰争芬，她的情操出众的淡泊，怀抱凌云的高尚志操。“悲晨曦”二句即《离骚》：“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之义。接着，人物便出场了，她拉开朱色的帏幕，端坐奏瑟，纵情弹奏，聊以自娱。“送纤指”四句，说佳人奏瑟技艺高超，仪态妩媚。“余好”，美好，指奏瑟动作变化多端。这几句描写佳人奏瑟的情景，在人物刻画上，形象非常鲜明。特别是后两句写丽人欲语未语、似笑非笑和含情脉脉的神态，更是栩栩如生。写人至此，转而写景。“曲调将半”几句，既是景物描写，又是佳人在琴中所奏出的意境。
“我”被美人琴中那高山流水的韵律所打动，便产生了促膝交谈的愿望。想亲自前去和美人订誓约，但又怕冒犯礼教而造成过失；想等待凤凰去传话，又怕落在别人的后面。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传说帝喾高辛氏用凤凰传送礼物娶得简狄。作者于是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接着便出现了十次想像，也即十次比拟。“愿在……而为……”这一大段铺叙，使全篇达到高潮，自由奔放，淋漓尽致。作者在此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是非凡的。凡是能同他所追求的美女接近的东西，几乎都想出来了。为了表达对佳人炽热的爱，诗人愿意化作她的衣领、裙带、发油、画眉的青黛、席子、鞋子、白天的影子、夜晚的烛光、夏天的扇子、弹奏的鸣琴。这里接连用了十个“愿”字，想像出十种能和美人接近的东西，用以表达作者渴望接近佳人的急切心情和“情不可止”的爱慕。这在古代诗、词、赋的创作中是罕见的，反映出陶渊明在文学表现手法上向民间文学努力学习的可贵精神。尤其是作者在每一种想像之后，都紧接着写出他的忧虑，每一次想像都未能如愿，一“愿”一“悲”，环环相扣，反复吟咏，扣人心扉。整个这一大段可以说是由十个小曲折组成一次大挫折。赋在此处出现了跌宕起伏，令人感到有回肠荡气之势。大量排比句式的连用，也增加了文章磅礴的气势和一气呵成的快感。
末尾一段描写诗人在挫折中还不甘心，仍旧要追下去，为此他在南林徘徊，欣喜与恐惧在心中交织，指望或许能和美人相会。但最终未能得见，而独自忧闷。在这抒情的过程中，陶渊明还注意了写景与抒情的巧妙结合，“敛轻裾以复路……寄弱志于归波”，一连串自然景物的描写：夕阳、明月、秋风、落叶、孤鸟、独兽、繁星、寒霜、白云、流水，有力地烘托了抒情主人公无限思恋的深情，一景一物皆着诗人主观之色彩，是其悲凉心境的折射。由于失望、疲倦和旧礼教的束缚，他的志愿减弱了，其感情也从高潮跌落下来，“尤《蔓草》之为会，诵《召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蔓草》，即《诗经·郑风》中的《野有蔓草》篇，写男女“邂逅相遇”的事。《召南》乃《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召南余歌，指的是《草虫》、《行露》等篇，这些篇章都刺男女无礼私会。陶渊明在这里借《诗经》中篇目的含义来说明自己不赞成像《野有蔓草》里那种非礼的男女会合，而赞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篇。因此，虽然他还保持诚心，却消除了种种思虑，将感情寄托于八方极远之处了。
《闲情赋》既不同于世族的荒淫，又能打破虚伪礼法的限制。作者对待爱情热烈又严肃的态度是应该肯定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像《闲》赋这样坦白地歌颂爱情的作品，除了民间文学，在文人创作里，是为数不多的。但从赋的结尾看来，陶渊明仍不能摆脱封建文人的局限，未能跳出一般士大夫“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束缚。
（杨彬）
归去来兮辞（并序）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鉴赏”
“归去来兮”即归去的意思，“来”、“兮”皆为语助辞，“辞”是一种押韵的文体。这是取篇首三字作为篇名。
首段为序文，其中有“乙巳岁十一月”句，知本文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是作者辞去彭泽令后归田时所作。那么陶渊明为什么要弃官归隐呢？在《归去来辞》的序文中他为我们叙述了他就职彭泽令和弃职的原因，其中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因贫而仕；某县令之职系牧伯辟举相授，而非受天子命而仕；当时正值天下祸乱不已，政局动荡；归田的远因是不愿“矫厉”、“违己”，近因是奔程氏妹丧。《宋书》的《陶潜传》，记有他辞官的近因，也记有写这篇文章的经过。“郡遣督邮至县，吏自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这和序文的述说不尽相同，实则二者并无本质区别。“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正暗寓“为五斗米折腰”宦海的辛酸和痛苦。“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陶渊明自29岁开始出仕，断断续续做过几任地方小官，每次时间都很短。我们看他在《拟古》诗中所写的“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与在《杂诗》中所写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一些句子，就可知道，渊明少年时原也曾有过一番欲有所为的壮志，而并非完全无意于事功。如果能不违背其质性之自然，便可实现此一志意的话，那渊明又何尝不乐于用世有为。只是此人间之世，原是个“真风告退，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序》）的人世。当他步入仕途以后，便发现仕宦之所得，既不能实现其原有的志愿，而折腰事人又违拗了自己的质性，所换来的，只是“口腹自役”的生活，“倾身”之所得，只不过足以“营一饱”而已，则又何必淈泥扬波，徒为所污。这在渊明而言，真是“志意多所耻”，于是乎“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终于选择了躬耕。因为既要保全精神上的真我，又要为家人谋求衣食，则维持生计只有躬耕才是使人最无惭愧的一条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岂但不可欺人，更且不可自欺的。于是藉程氏妹丧之机，便弃官归田了。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里指出：“寻督邮之事，殆非虚构，而谓以此去职，则史家张大之词；妹丧固是实情，然亦去志久决，故藉此急求自免，庶有词以对亲友及执事者耳。”其说较近情理，大体可信。
《归去来辞》开门见山点出主题：“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声惊呼，陶渊明似恶梦初醒般地发现自己竟然“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既然已经让心志屈从于形体而出来做官，那又为什么要独自悲愁呢？好在陷入出仕的泥淖还不算太深，我已明白了如今归隐是对的，所以一旦察觉，马上从迷途上退了出来。“既自以心为形役”以下数句，既是沉痛的自白，又是愤怒的抗议，矛头所向，直指当时的封建官僚制度。因已决计归去，故又有欣然自得的意味。主体的辞从厌恶仕宦生活，决心弃官回家写起，说明了“归去”的当然。有了这层意思，对比之下，下文归去之后的生活就显得更加快乐。接着写水陆兼行，归心似箭，“舟摇摇”四句，言船在水上飞快行走，风吹动着衣衫。问身边的行人前面到了哪里，但恨天亮得这样慢。语句精练，却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加之以“舟摇摇”两句的对偶，读起来，抑扬顿挫，颇有诗歌的韵味，把作者摆脱“樊笼”，复返自然的舒畅心情突现出来。接着用三段文字写归去之后的生活和感受。先是写到家之后，庭院之内的欢乐和安闲。从“乃瞻衡宇”到“有酒盈樽，”用一连串短句子急促地叙述乍回家门欣喜异常的情景。当望见自己家门时，高高兴兴地奔去，见到家僮及仆人来迎接，幼子在门口等候着。家园已经荒凉，只有松树和菊花依然生长如旧。“三径就荒”两句，不只是景物的描写，饱含着诗人的主观感情在里边。“三径”用了汉代蒋翊的一个故实。据《文选》李善注引《三辅决录》说：蒋为汉哀帝时人，在王莽当政时隐居不出。他庭院中有三条小路，只与羊仲、求仲二位隐士来往。后来人们把“三径”作为隐士住所的代称。这里是陶渊明用以比喻自己的院落。“三径就荒”意为久违了田园生活。那么“松菊犹存”也不单指庭院中的苍松与秋菊，而是用此三物喻诗人高洁的品格依然。下文的节奏，便由急转为舒缓，表现归家后安逸、闲适、宁静的生活情趣。自“引壶觞以自酌”至本段末，为我们提供了诗人居家生活的几个画面：引觞自酌、倚窗寄傲、日涉园、抚孤松、极目远眺峰际的流云、天空的归鸟……以此创造出一个安乐闲适的意境来表现隐逸生活的可爱和诗人的孤高自赏。“云无心”两句是非常著名的，描写景物极自然，毫无雕琢，同时又寄托深远。一方面是写眼前景物，很亲切；另一方面是寄托作者的心情：出去做官正像云的无心出岫，并不是有意追求功名利禄，辞官回来正像鸟的倦飞知还，厌倦了官场生活的恶浊才回来。把自己内心受客观景物触动以后产生的复杂感情不露形迹地轻点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作者行文至此，又推出一个高潮。从字面上看，“归去来兮”与开首一句相同，但细品全文，可知其表现的情绪有差异。第一句“归去来”是作者决心归田时的宣言，此句第三次出现时，诗人确已从人事纷扰的仕途上回来，在情绪平静之后，他一定曾回忆前半生，仔细考虑人生世界的究竟。这段生活带给他的精神上的自由，使他越发感到“今是而昨非”，由此更加坚定了他走躬耕道路的决心。
在表现手法上，与民歌的重章复沓相似，借反复吟咏来强调感情。对来日方长的农村生活，他也有着丰富、充实的计划和安排：“悦亲戚之情话……亦崎岖而经丘。”展望明天，他一面宣称“息交绝游”，独来独往；一面却还是不绝亲戚、不离琴书，与山水自然为伴。也是因正为他厌恶当时士大夫的虚伪和官场的恶浊，所以宁肯回到乡间与天真、淳朴的人们“把酒话桑麻”。在纵情山水，感受到田野景物蓬勃可爱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将要过去了，而这短暂的一生中，竟有那么多年白白地浪费在污浊的官场上，他多么地后悔呀！所以下面自然又涌出一阵感叹：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这可以说是陶渊明以另一种形式对丑恶现实的谴责和抗议。许多论者认为，其对人生采取的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是消极的。的确，它在历史上，曾引起很多生不逢时落魄文人的共鸣，但是，联系陶渊明的志向与经历，我们是可以理解这种夕阳迟暮的悲哀的。而且，透过貌似消极遁世的外表，也还能洞悉他终未能忘怀现实。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关于这一点从他下面几句里，可得到证实：“富贵非吾愿……临清流而赋诗”。陶渊明既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来赢取富贵，也不指望逃脱人世的苦难而飞临仙境。为了保全自己这一份心灵上的任真自得的境界，他便投身自然，于是欣然地从他四周的事物中，看到了种种可赏爱的人生妙趣，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他自己的一个寄托心灵的自得的天地。结语“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乃一篇主旨，也就是《神释》诗所谓“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之意。自然这种安闲宁静、乐天任运的隐居生活还是有缺欠的，因为它只能独善其身。
陶渊明这篇文章，把他求官弃官的事实始末和动机赤裸裸地写出来，以其本色与世人相见，是渊明人格最忠实的表现。正像苏东坡说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从全篇来看，诗人对社会黑暗的不满和抗议，对乡土田园的向往和热爱，耿介不阿、光明磊落的凛然正气，这些是作品思想的主流，对后人影响是积极的。唐代诗人高适在封丘县尉任上，遇到“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事情时，便情不自禁地“转忆陶潜归去来”（《封丘县》），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古人对《归去来辞》的评价是很高的。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结构、语言，它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全文我们可以感到陶的一种“但识琴中曲，何劳弦上音”的只可以神会而不可以迹求的任真自得的境界。每个词组、每个短句，都有妙在言中而又不尽在言中的极大表现力。全辞情调明朗，极为达观、放旷，朱熹谓“《归去》一篇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痛”（转引自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不为虚美之辞。
（杨彬）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鉴赏”
《桃花源记》，作于陶渊明的晚年，是他的五言古诗《桃花源诗》前边的一篇小记，相当于诗的序言。作者在诗中描绘了桃花源的历史、风俗和恬静的生活，抒发了对淳朴的理想社会的爱慕之情。这篇记，用客观的记叙方法，虚构了一些情节，塑造了一个幽美的世外桃源，并通过这个故事，表示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桃花源记》以其思想、艺术的卓越成就，影响早已超过正文《桃花源诗》，成为一件独立成篇，脍炙人口的珍品。
作者在文中以渔人为导引，把读者从山外引入山内，从而显现出一个美妙的境界。事情的发端是武陵人的“渔”，因“渔”才“缘溪行”，才得遇桃林，才有“欲穷其林”的愿望，才达到“林尽水源”的结果。这里“忘路之远近”的“忘”，既说明他无心计里程，也暗示他已入不辨之境。“忽逢桃花林”，则宕开一笔，别开生面，使渔人的注意力由鱼转向景。桃花林两岸相夹，广有数百步，树无杂色，地有芳草，加之“落英缤纷”，使人感到绿草如茵，落红如雨，红绿相映，动静相配，构成了一个奇异幽雅的境界。这一景象使渔人“甚异”之。因其“甚异”，便引起“复前行，欲穷其林”的强烈愿望。作者巧妙地把渔人发现和进入桃花源完全归之于意外。这里写桃林，即已透出“异”彩，虽然还在山外，可是却有了世外的味道，为写山内异境创造出了迷离恍惚的气氛。
渔人原为“欲穷其林”而行，到了“林尽水源”，本来可以兴尽而罢。可是复得一山，而且“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又是一异，传奇色彩颇浓，引人入胜，使读者不自觉地随着渔人舍船入洞，欲探其究竟。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片新天地。展现在渔人眼前的是欣欣向荣、和爱平等的世外桃源。它正是陶渊明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也是此文的核心。这里土地平坦宽阔，房舍整齐，有肥田、美池、桑树、竹子，道路纵横，时闻鸡犬之声，男女老少皆愉快安乐。以上是着重写渔人看到的景象。在桃源鸟瞰之余，紧缀一语，“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波澜突起，妙趣横生。有此一“惊”，才有后面的一番问答。原来桃源中人入山，是为了避秦时乱，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里只有父子之分，没有君臣之别；只有和平劳动，没有兵火征战；只有自劳自食，没有你争我夺；只有和融熙乐，没有尔虞我诈。渔人受到桃花源中人的热情接待，反衬了这里的世风人情与外界迥异。文章写出了一个美好的境界，写景美是为了衬人美。写这里人们生活的美好，是反衬外界社会的丑恶。有些论者，认为《桃花源记》是复古主义的东西，是开历史的倒车，想让人类社会回到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天地中去。我们细读陶文，不难发现，桃花源中的那种和平、安乐、平等、融洽的生活与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是不同的。陶渊明在这里，正是借用“颂古非今”的手段来反抗现实，是对现实的否定。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战争频仍，政治腐败，生产凋敝，生灵涂炭。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不能不思索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人类社会与其让那些昏君暴君高踞万民之上，制造压迫、剥削、饥饿、死亡等一系列灾难，莫如干脆就不要皇帝，也许不失为一条改革现实的出路，一条通向幸福未来的大道。《桃花源记》正是陶渊明根据他家乡江州一带人民为生活所迫而“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的事实，并结合前人有关追求美好境界方面的思想材料，加以想像虚构而成的。
文章最后，写渔人在归途中虽“处处志之”，待到再访时，终究“遂迷，不复得路”，暗示桃花源并不存在。可见开头写“忘路之远近”，并非虚笔，正与此相呼应。但作者并不就此为止，却用刘子骥亲往未果作结。刘子骥是陶渊明同时代人，好游山泽，隐居不仕。陶借助这一人物又为故事增加了几分真实感。
本文虽是虚拟，却用纪实笔法，似虚似实，若有若无，亦真亦假。真实的一面写得如在眼前，虚幻的一面写得迷惝，无法追寻。“晋太元中”虽指明朝代，但不明写年月，实中就有了虚。“武陵人捕鱼为业”，写出了渔人的郡县，但未写明住址、名姓，又于事无考。后来写渔人再去，刘子骥亲往等，都像实有其事。这两方面的巧妙结合，更加突出了桃花源的美妙。结尾用“遂无问津者”收住，天衣无缝，找不出任何破绽，读者除了叹服，对桃花源其地、其人、其事的有无，不能再问一语、再撰一词，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能。
（杨彬）
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鉴赏”
陶渊明历来都被称为“田园诗人”，因为他的很多杰出诗篇都是归隐田园以后的作品。他赞美劳动的生活与大自然的优美闲静，幻想出现没有贫困与压榨的理想社会。语言朴素，自然优美，一反六朝时代追求华丽堆砌的文风，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对后代文学有很大影响。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他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的自画像。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他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他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他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他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为什么看中五柳树呢？也许他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他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他的志趣。
对他的名字作了介绍之后，接着写他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他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他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他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他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他没有志趣。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一是饮酒，一是写文章，可见他的志趣是高雅的。他虽然隐姓埋名，但与道家说的“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并不一样。不过，他“好读书，不求甚解”，为什么不求甚解？这就与他的“不慕荣利”有关。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并不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既不追求名，也不追求利，只求精神上得到安慰。他有什么“会意”呢？没写。我们从陶渊明所写的《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作中可以想见。他从书中得到哲理，得到启示，对当时的混乱、丑恶的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但只能“会意”，不能言传，因而“闲静少言”，只是不说，不是不知。这使我们隐隐地感到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也隐隐地感到那个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二个志趣——饮酒。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但读书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说明他内心里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有波澜的。内心的波澜没有表现出来，却找到了一个使波澜平静的方法，这就是嗜酒。“嗜”字说明不是一般的小饮，而是“期在必醉”。尽管“家贫”，也没有改变这一嗜好，就因为在醉乡中可以使心灵的波澜得到平静。这是他在那种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三个志趣——著文章。他著文章的目的是“自娱”，不是要给别人看，更不是要献给统治者，去求官得禄。这一点也说明了他内心里的确有“会意”，有话要说的，只是不愿对别人说，写文章给自己看。“闲静少言”而又“常著文章自娱”，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他实际上是有痛苦的，但能从读书、饮酒、写文章当中得到解脱。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正好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作者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表明作者也很欣赏道家所鼓吹的无为而治的古代社会，但全文主要精神仍然是儒家的“独善其身”。全文不足二百字，语言洗练，于平淡之中表现深刻的内容，这是陶渊明诗文的一大特色。
（邱子钊）
与子俨等疏
告俨、俟、份、佚、佟：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径，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痰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
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鉴赏”
这是陶渊明给他儿子们的一封信。大约写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渊明57岁的时候。信中，作者扼要地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生活，叙述了他的平生志愿，还告诫儿子要互相友爱。
文章开始，陶渊明便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生与死的达观态度。据此我们大体可知，作者作此文时，已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给孩儿们留下这篇遗嘱。陶渊明认为：天地赋予我们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自古以来，即使是圣贤之人，也没有谁能够逃脱死亡。接着，他便引用孔子学生的话，继续谈这一问题。子夏曾有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议论，渊明认为：像颜渊、子贡、子张、子路这样亲受孔夫子教诲的人也都发出这种议论，难道不是因为命运的好坏不可妄求，寿命的长短永远无法再额外求到的缘故吗？今天我们看来，这种任命随化的生死观当然是消极的，不可取的。但结合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结合他的经历，我们从这番议论中，是可以看出他甘于贫贱，至死都秉持固穷操守的高尚志趣的。
疏的二、三两段扼要地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生活。自述在青年时代几次外出做官，主要是因为家贫，即文中所说的“家弊”。而由于他本性刚直、倔强，同当时社会趋炎附势的风气常常发生矛盾。他既不肯改变自己做人的准则，所以估计再长期周旋官场，终不免招致世俗的祸患。然而，就此弃官归田，谈何容易啊！在他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曾流露心迹“人生归有道，衣食圈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明白：即使实现不了“大济营生”的志愿，也要小济一下妻子儿女啊。为此，他曾在思想上做过激烈的斗争，但最终还是弃官归隐，至死也未出仕。对此梁启超先生说得好：“他也曾转念头做官混饭吃，但这种勾当和他那脾气，到底不能相容，他精神上很经过一番交战，结果觉得做官混饭吃的苦痛，比挨饿的苦痛还要厉害，他才决然弃彼取此。”文中的“□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十一个字中，包含了多少内心的苦痛和对儿子们的歉意！这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又深切的情感。陶在《咏贫士》第七首中有“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之句，恰是此种感情的旁证。他在此不仅只对孩子们致歉，而且还希望他们能理解父亲的选择，所以用了“孺仲贤妻之言”这一故实。孺仲，即东汉时王霸，《后汉书·列女传》载：王霸年轻时就有高尚的节操。汉光武帝几次聘请都不肯出仕。他的好友令孤子伯做了楚相，其子做了功曹。子伯叫儿子到王霸家送信，王霸看到子伯的儿子衣着华丽，举止大方，而自己的儿子蓬头疏齿，不懂礼节，很感惭愧。他的妻子说：“你立志不做官，亲自做劳苦的事，儿子也要耕田，耕田怎能不蓬头垢面？你怎么忘了自己的志向而为儿子惭愧呢？”王霸听了觉得有理，就和她隐居了一辈子。那么陶渊明自隐居以来，十几年的生活中，就没有什么遗憾吗？不是的。“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透露出了他欲觅知音的渴望。“二仲”见《归去来辞》中“三径就荒”一句。“莱妇”是《列女传》中所载另一位人物，即老莱子和妻子。老莱子是春秋时楚国人，隐居在蒙山，楚王聘请他做官，其妻说：“能给你官做的人就能办你的罪，在这样的乱世去做官，能免除灾患吗？”老莱子就随着她逃到江南去了。由此可见，陶渊明并不像后人所想像的那样“浑身静穆”，即使摆脱了仕途的污秽，其内心还是大有苦闷在的。
自“少学琴书”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短短一段话，刻画出陶渊明青少年时代三幅图景。其一为：他少年时代认真读书，废寝忘食的形象。其二为：在山林中欣赏自然景色而感到无限喜悦的形象。其三为：旧历五、六月时，他在北窗下高卧，无忧无虑的形象。这一段文字通过具体形象的手法描绘出来，为全文增添了轻快、生动的一笔。然而年轻时意念浅薄，知识很少。随着日月的消失，机缘巧遇也很容易地就过去了。而今再远远地回顾以往，一切是多么渺茫啊！“疾患以来”几句，乃陶向儿子述说他已年高体衰，患病之后，尽管有亲友为之买药挽救，自己也担心寿命有限了。
他希望儿子们在日后贫困的岁月里，要互相关心，并以古代的鲍叔、管仲、归生、伍举、韩融和当时的汜毓为例，告诫孩子们要和睦相处，即使不能做到与前人完全相同，也要心怀至诚地推崇仿效他们，像《诗经》里面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陶对儿女们的希望。这段话如抚儿女于膝前，亲切嘱咐。
全文写陶渊明一生的经历，极为简练概括，用平易浅显的语言述说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并期望子辈也能按照他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生活下去。
陶渊明一生想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是形成他的文章自然、朴素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
（杨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