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想象中，扶轮社（现称“扶轮国际”）就像其他从事公益事业的俱乐部一样，为商务人士提供每周聚会一次的场所，见面后大家互相出售商品。
事实上，在我们的基金会设立之前，我参加扶轮社会议远没有现在频繁。如果不是对扶轮社心怀敬意，恐怕一个人很难对为世界儿童接种疫苗的事业充满激情。
20多年前，当大多数志愿者努力解决身边的问题时，扶轮社在全球掀起了结束全世界小儿麻痹症的战役，当时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取得胜利。
也正是从那时起，扶轮社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思想—普通人一样能够改变世界。
现在，谈论同小儿麻痹症的斗争，已经不能再唤起美国人的激情，因为如今它不再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但当时事态却非同小可。
我的女儿克里斯蒂出生于1953年。当时，这个国家小儿麻痹症严重蔓延，也没有疫苗。像众多其他父母一样，我也担心女儿会走错了游泳池，感染上小儿麻痹症，依靠人工呼吸器来挣扎求活。
扶轮社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思 想—普通人一样能够改变世界。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全民免疫战役打响，最终结束了美国大部分父母的恐惧。到了80年代，没人再关心小儿麻痹症。但是，扶轮社除外。
当时，在贫穷国家，每天小儿麻痹症仍威胁着大约1000名孩子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在1985年，全球大约140个国家超过百万的扶轮社社员都一齐致力于创建一个无小儿麻痹症的世界。
他们无可挑剔地完成了这项难以置信的工作—由于扶轮社持续多年的努力，全世界范围内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减少了99%。
扶轮社抗击小儿麻痹症的形式多种多样，会员们除了捐款资助外，还积极参加义务劳作。他们利用假期为遥远边区的儿童进行免疫接种，游说一些国家的元首，在战争时期进行停火谈判，目的是为数以百万计的儿童争取足够长的时间接种疫苗。
他们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如何动员民众、筹集资金（金额超过任何人对志愿者捐款额的想象）、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解决全球范围的问题。
和大多数专家一样，我相信，只要我们目标明确、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我们定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