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软成功初期，当我儿子开始成为世界知名人士时，几乎所有人—从《财富》杂志的记者到门口杂货店的收银员，都忍不住会问我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的？有什么秘密吗？”
大多数时候，我常常自言自语：“就算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吧，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我的儿子比尔，一直在家里被唤做“特利”（Trey）。当他还没有来到人世间时，我们考虑如果婴儿生下来是个男孩，就叫他“比尔·盖茨三世”。他的外婆和曾祖母听说了这个主意以后认为，家族里有两个“比尔”容易产生混乱。作为纸牌游戏的忠实爱好者，她们建议称呼我们的比尔·盖茨三世为“特利”（Trey），任何玩纸牌的人都知道，“Trey”指的是有三点的纸牌，因此，“特利”就成了他小时候家人对他的昵称。
作为一个小男孩，特利的阅读量可能要远远超过同龄的其他孩子，他读书兴趣广泛，废寝忘食，数学、科学书籍与青少年小说，对他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他常常语出惊人，小小年纪对世界的看法和想法往往令我们这些大人瞠目结舌。
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他也曾对科幻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成年人认为理所当然或者无暇顾及的事情，他总是心存好奇，执意要用自己稚嫩的小脑袋深思熟虑一番。
他的母亲玛丽常笑着对我说，特利的动作有时候非常迟缓，经常迟到。似乎每一次我们打算外出时，家里的其他人都已经收拾停当，早早坐在汽车上等候出发，或者至少是已经扣好了大衣扣，整装待发，这时唯独不见特利，大家就会问：“特利在哪儿？”有人就会回答：“还在他的房间里。”
特利的房间位于我们家的日光地下室，地面上的部分连着大门和窗户，正对着庭院。于是他的母亲就会在临行前一次又一次地冲下去喊他：“特利！你还待在下面干吗？”
有一次，特利扬着脑袋，反问她：“我在思考问题啊，妈妈，难道你们从不思考吗？”
请大家站在我们的位置思考问题：当时，我的事业正处于律师从业阶段最艰难的时期，在家中，我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我的妻子玛丽同时照顾着三个孩子，并且作为美国联合慈善总会（the United Way）的志愿者，每天都有数不完的事情等着处理。我们需要承担其他父母所担负的一切责任，履行好抚养子女的职责，生活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而特利却询问我们是否曾经花时间来对工作和生活进行思考。玛丽和我经过短暂的面面相觑之后，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不！”
但是现在，经过对儿子的这一问题近半个世纪的琢磨和思考，我想改变当初的回答。
是的，我确实需要对很多事情进行深思熟虑。
我们在为人父母时，基本从未接受过这方面的正规培训，而“结婚”和“抚养子女”恰恰是我们一生中需要积极面对并尽力解决的最棘手也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充分思考。
例如，对于如何抚养子女、承负家庭义务，我们需要像大多数父母一样积极思考，尝试扮演好父母角色。我们在为人父母时，基本从未接受过这方面的正规培训，而“结婚”和“抚养子女”恰恰是我们一生中需要积极面对并尽力解决的最棘手也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充分思考。
此外，我还需要对世间种种不公平的现象展开思考问题，探索纠正不公的一切可能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将是人类从来没有过的。
当然，我也不是总在思考那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对于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也会花时间考虑，例如：华盛顿大学是否会赢得玫瑰杯美式足球赛冠军？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将自己的诸多想法和其他人分享，这样做是否有价值？
我为今生能够遇到众多杰出人物感到荣幸，他们的故事总是具有某种鼓舞人心的力量，无形中激励着他人成长。
另外，思考回味当年我们照顾年幼孩子的那段家庭生活，我认为我们的经验对他人可能是有用的，至少我们所经历的那些故事在其他家庭看来是有趣的。
多年来，作为一位父亲、律师、积极的活动家和美国公民，经历了种种角色以后，通过理性的思考，站在各种角度进行反思，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希望能通过这本书呈现给我的读者。其实，最高深的道理往往也最简单易懂：我们都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彼此之间相互需要，相互依赖。
展现自我价值就是展现生命
成功的80%应归因于积极展现自我。
—伍迪·艾伦，出自影片《爱与死》
几年前，我有幸获得由基督教青年会颁发的一个奖项。颁奖当天，我环顾拥挤的宴会厅，心里揣摩着：为什么在场的嘉宾都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他们这样为我高兴的原因何在？
而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是：我频频出入社交界，行走于各大经济政治集团中，曾经给周围的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时，我首次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在社区团体中积极活跃，度过了美好快乐的时光。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通过做更多的社区工作，亲自参与实践，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摆脱困境。
于是，我开始从事公益性的免费律师工作，为从美国商会至学校教育税表决等活动的委员会和理事会奔波。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参与的有些活动性质慢慢发生了改变，我的工作量也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我的妻子玛丽也正因她的事业在社会上崭露头角。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不懈地积极展现自己？我想原因有很多。
首先，我投身于社交活动并积极表现是因为我热爱这项事业，或者说我在乎并关心那些需要我出面的人。有些时候，???出面是因为那些不肯出面的人的消极不作为行为激怒了我。
我积极表现自我已经近乎一种自我强迫行为，在我的几个孩子间成为笑谈。尽管如此，我发现他们也已经沿袭了这一习惯。坦率地说，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正在他们的生命中上演。
一开始我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我钦佩的那些偶像也频频出现于社交场合，并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我的家乡是位于华盛顿州中西部的海湾城市布雷默顿，在那里，积极帮助左邻右舍是高尚得体的行为。我父母几乎90%的时间都在积极帮助他人。我的父亲声望很高，当地每一个民间组织和社交俱乐部都有他的身影，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人。遇到需要为了某项伟大的事业募集资金的时候，我的父亲总是愿意主动站出来，呼吁大家捐款集资，为公益事业献力。他甚至带头促成了当地一座公园的建立。他去世后的一天，我在阅读旧报纸时才知道他的这一事迹，但我并不对此感到吃惊。我的母亲所献力的社区活动则包罗万象，从野餐到基金募集不一而足。她是一名全职志愿者，在多家公司董事会任职。然而，我的父母在家里却从不夸耀他们的活动，他们只是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地积极奉献着。
另一位对我的生命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我们的隔壁邻居多姆·布莱曼。他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和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让人瞠目结舌，他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丰富到足够别人活两辈子。多姆是一家家具加工公司的老板，而他的业余时间，则用于领导我们“童子军”。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事实上，他对社会的贡献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尽管他从来没有获得过高中毕业证书，但是当我们童子军都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参加了西雅图市长的竞选，并取得了胜利。后来，他又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交通运输部的助理部长。
早年间，他是我们童子军的领队，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周末带领我们去冒险，风雨无阻。他曾经带领我们艰难地徒步旅行20英里，穿越奥林匹克山。有一年，他弄到了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增加了更多的座位以后，他带领我们搭乘这辆自己动手改装的巴士游览了黄石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
而我最难忘的记忆是他参与建设我们的塔湖雅营地和日落旅馆（其实是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用自己砍伐的花旗松建造的一座木屋）。多姆认为我们童子军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营地，并建议在营地上搭建一座非凡的木屋，于是我们开始了这项冒险。
第一步，我们说服了当地的狮子协会（Lions Club）支持这项创意—为童子军购买土地，然后我们以横贯该地的塔湖雅河（Tahuya）为营地命名。
营地建成以后，多姆又教会我们如何清理土地，伐木并造林。从那以后，营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我们建屋的方式非常原始。我们用手将树木弄倒，两个人面对面用横锯将原木锯成适当的长度，然后徒手除皮、刨光，再挥舞着横口斧将木材砍成适当尺寸。我们也有一个电动工具—多姆的平板车发动的圆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