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彭德怀没有重返八路军总部，而是以总参谋长的身份，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指导全国的抗战。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上升。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和美国记者频繁活动，极力宣传原子弹的威力，警告中共不能与国民党打仗，因为有原子弹的美国会帮助国民党。
一位美国记者到参谋部来采访彭德怀。
他问：“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威力是毁灭性的，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实在无法形容，你听说了吗？”
彭德怀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反问：“有这种事吗？不知道。”
美国记者大惊小怪起来，说：“哎呀呀，你怎么这样闭塞，这样无知，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彭德怀微笑着说：“不是我无知，而是你太愚蠢了。中国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原子弹！你的愚蠢才是我真不知道、没有料想到的！”
美国记者讨了个没趣，面红耳赤。
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开怀大笑。
毛泽东听说这事后，惊奇地说：“没想到彭老总还有这一手！”
为迎接不可避免的全面内战，毛泽东在延安小礼堂升帐点兵：派聂荣臻重返晋察冀解放区，派刘伯承、邓小平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派陈毅前往山东解放区，派林彪前往东北……一个个将领纷纷领命而去。徐向前坐不住了，来到小礼堂：“主席，还有我哩！”
“我没有忘记你，可是你现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先把病治好。”毛泽东宽慰道。
徐向前说：“我的病不严重，不要紧。”
毛泽东说：“好，那就把山西、太原这一坨给你留着。”
徐向前高兴极了，第二天就策马直奔山西。
彭德怀没有去找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主动地点他的将。
他们都在等待。
蒋军在西北集结了34个师(旅)共25万人马，部署胡宗南集团从南线进攻，马步芳、马鸿逵及邓宝珊部从西线、北线策应，留下东面缺口，计划第一步以闪电战拿下延安，摧毁中共首脑机关；第二步聚歼共军于黄河以西；如若不成，则将其赶往黄河以东，彻底解决陕北问题。蒋介石将西北战场的帅印授给胡宗南。
3月13日凌晨，敌人如期发动进攻。洛川、宜川两路敌军如同张开锋刃的剪刀，一左一右由远而近迅速推进。当地面战斗还在延安以南展开时，国民党飞机首先光临延安，仅第一天就有75架轰炸机轮番轰炸延安城，投弹总量达59吨之多。3月12日，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党的中枢机关都能运转自如，中央决定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率一部分机关人员离开延安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城内留下毛泽东、周恩来，住址由枣园后沟搬至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
王家坪总部窑洞外，围坐着部分参战部队的指挥员。
“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现在中国、外国都知道有个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扳着指头，逐一数说着延安的功勋，十分激动。
“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毛泽东通俗晓畅的解释打消了干部们头脑中的顾虑和担忧。
保卫延安的前哨战在城南临真镇、金盆湾、牛武镇、富县茶坊一线展开。彭德怀以总参谋长的身份亲临前线，指挥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约5000余人组织宽约90公里、深约60公里的运动防御阵地，层层阻击胡宗南部队。另以张宗逊、廖汉生带领的第一纵队及新四旅位于二线待机。
毛泽东也有头痛的事。陕北战场上的人马虽然不多，但兵源却不少。教导第一旅是从冀鲁豫军区抽回来的，教导第二旅是从晋察冀军区以及各分区的精锐部队中抽选出来组建的，新编第四旅是从太行奉令赶回的，张宗逊、习仲勋所带第一纵队来自晋绥军区。上述部队虽然也进行过初步整训，统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但只是番号上的组合，并未形成真正的统一机制。特别不妥的是，这些部队统属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事务繁多，战场形势千变万化，任务和形势日愈严峻，中央军委在指导全国战局时很难兼顾，必须选派一位大将独担此任。按照区域划分和部队主要来源，陕北战场应该由贺龙出掌帅印。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可是晋绥正忙于整党、整军、土改，一时脱不开身，而且战斗打响后，河西的人马、弹药、粮饷、补充和战略联系均需贺龙在河东策应。那么，选谁合适？
3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围坐在火盆边。窑洞内安静极了，他们都想到了一个人，但谁也没吱声。
窑外传来吉普车刹车的声音，车未停稳，便听到一个大嗓门嚷道：“快加油，我一会儿还要赶回前线。”不一会，门帘“呼啦”掀开，走进彭德怀。
“回来得真快，说说前线情况。”毛泽东招呼彭德怀坐下，周恩来侧侧身子，给他让座，任弼时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总的看来，情况是好的，部队士气旺盛，指战员决心很大，从富县到临真镇100余里都构筑了防御工事。但有三件事还没有做好。”彭德怀一边喝茶，一边简要汇报巡视南线的情况。
“哪三件事呵？”毛泽东关切地问。
“第一，部队弹药太少，每人还不到五十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二十发炮弹。第二，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速度太慢了，需要加快。特别是中央，要尽快下决心撤出延安城。第三，要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
“你说的前两个问题好办。后面一个问题，我们也在作难。”周恩来说。
“我有一个建议。不过我声明，我这不是闹情绪，也不是个人有野心。”彭德怀神情有些紧张。
华北座谈会以后，彭德怀变成了一个靶子。虽然毛泽东和中央、中央军委仍旧倚重他，但总有些人看不惯他，时时忘不了敲打他。全面内战爆发后，一次闲谈中，有同志讲到蒋介石拥有庞大的军队，如果集中进攻解放区，恐怕不太好对付。彭德怀一拍大腿，跳了起来：“几百万军队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再跟老蒋打几年游击。我只要中央给一个团的兵力，就能跟他打到底！”结果，话传到有些人耳中，就引来一阵非议。有的指责他狂妄自大，个人英雄主义，有人指责他借机向中央要兵权，犯了军阀主义错误，还有的联系百团大战，指责他仍不知约束自己……搞得彭德怀十分恼火和愤怒。这次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又会授人以柄。
“说下去！”毛泽东催促道。
“我想，在贺龙同志还没有回延安之前，陕北这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请主席和在座二位考虑，是否先由我指挥一下，击退胡儿子再说。”彭德怀按陕北百姓的习惯，把胡宗南称为“胡儿子。”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惊喜地交换目光，他们刚才都想到了彭德怀。彭德怀此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要他就任区区2万人马的战场指挥员，实在有点委屈，而且陕北战局又是如此凶险。
“我只是暂时代理。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彭德怀见没人表态，忙补充了一句，仍然是怕人说他伸手索权。
“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叫人佩服哩。”毛泽东心里一颤，站了起来，抓住彭德怀的手，紧紧地握住：“你这次不是什么闹情绪，有野心，想那都是没影的屁话。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为我毛泽东解难哪。”
两人一时都有些激动。捅破隔在心中的窗户纸后，两人都觉得敞亮，长舒了一口气。
“好啊，彭大将军主动请缨，毛主席拜将授印，两全齐美，胡儿子有好受的了。”任弼时咂着桃木烟斗，笑着鼓舞。
“你现在需要什么？”周恩来问。
“我要几个人，组成野战司令部。”彭德怀只提出了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当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其中，将第1纵队、第2纵队、新4旅、教导旅编为西北野战兵团，同时将警1旅、警3旅、新1l旅、骑6师划为地方部队，配合野战军作战。
彭德怀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风，组建起当时全国战略区中最微型的野战司令部，由张文舟、王政柱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后甘泗淇)、张德生任正、副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部司令员。
最能体现彭德怀风格的莫过于一件小得不能再小，同时也是大得不能再大的难事：劝毛泽东离开延安。
毛泽东对延安感情深厚。从1935年11月安家陕北以来，10余年间除1946年重庆谈判离开过40多天外，他一直工作、生活在延安。看惯了清澈柔和的延河水，看惯了矗立雄挺的宝塔山，看惯了晨雾霭云、落日牛羊，看惯了这儿的一草一木。他在城门口送走一批批奔赴全国的干部，一次次地叮咛：“是延河水和陕北老乡的小米把你们喂养大的，千万别忘了延安。”他深深眷念着这块纯朴、滚烫和深情的土地，犹如青枝之恋树根、红花之恋绿叶、甘泉之恋山梁、游子之恋慈母。这种感情每个喝过延河水的人都有，而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最浓烈。另外，他蔑视胡宗南外强中干、绣花枕头般的嚣张，坚持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城，要亲眼看看胡宗南的兵长的是什么样子。
16日过去了，毛泽东看电报，批文件，没动。
17日过去了，毛泽东对着地图，沉思默想，没有离城的意思。
18日清晨，中央各机关和全城百姓都已井然有序地撤离了，城内已能听到郊外爆豆般的枪声。毛泽东仍在找人谈话。
这天一起床，彭德怀就叫人找警卫参谋龙飞虎和警卫排长阎长林。
“主席一向不顾个人安危。他不顾，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要由着他的性子来，紧急时抬也要把他抬走。”说完，彭德怀赶往前线。
从上午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阎长林、龙飞虎、汪东兴、江青轮流劝说毛泽东离开，不起作用。任弼时、周恩来被逼最后上阵，一样无效。无奈，周恩来派人请回彭德怀。
这时，太阳快落山了，夕阳照得山川一片血红。
“什么时候了，还蘑菇什么？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彭德怀人未到，声先到。
警卫人员、参谋、秘书立即忙起来。看到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彭德怀又转往别处检查疏散情况。
晚八时，灯光将窑洞照得通红，毛泽东细嚼慢咽地吃起饭来。
“主席怎么还不走？”彭德怀闻报又赶回窑洞，心急火燎地叫道：“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你先走一步，部队代你看，我代你看。”
毛泽东自顾自地吃饭，速度并未加快。
“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东西搬出去。”彭德怀先把毛泽东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轰”上车。
毛泽东皱皱眉头，不好再坚持下去，对周恩来说：“我实在不愿意走。可是彭老总一定要我走。没办法，惹不起他，只好走了。”
一队吉普车驶出延安城，毛泽东回望城楼，动情地说：“延安城我们是要回来的，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西北野战军自3月19日撤出延安城以来，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以伤亡2000余人的轻微代价歼敌14000余人，毛泽东称之为“三战三捷”。这些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胡宗南歼灭解放军或将解放军赶过黄河的计划，初步扭转了陕北战场极端危急的局面。5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针砭道：“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军凶焰正在下降，胡宗南的指挥无能，使这个下降来得更快、更剧烈，更富有戏剧性”。
陕北三战三捷充分体现了彭德怀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针对敌军占领延安后的骄横和急于寻找我军作战的心理，运用毛泽东密授的“蘑菇”战术，调动敌人，使其在边区内团团转，处处扑空，疲于奔命，然后瞅准时机，牵大吃小，歼灭分散孤立之敌。
5月29日至6月16日，西北野战军出击陇东，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一师；7月7日，又发动了三边战役，收复定边、安边、靖边。这时，边区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粮荒。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和陈赓纵队是否仍依原定部署来边区集中作战问题，中央于7月21日至7月23日在陕北小河村召开会议，史称小河会议。这次会议确定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全面反攻，毛泽东提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旷世奇想。
这一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4个纵队，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陈毅、粟裕率7个纵队，为左后一军，在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向南挺进豫皖苏，建立根据地；陈赓、谢富治率太岳部队改变转进陕北的计划，作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建立根据地。这三路大军形成“品”字阵势，在南临长江，北枕黄河，西起汉水，东到黄海的江汉河海纵横驰骋，实现逐鹿中原的目标。为配合三路大军的战略行动，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主力出击榆林，调动左翼胡宗南集团北上；许世友率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出击胶东，将国民党右翼兵团引向海边。
在小河会议上，军委为统一和加强西北战场前后方工作的领导，决定分设两个班子。一个班子负责前线，将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下辖一纵、二纵、三纵和教导旅、新四旅，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任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书记，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另一个班子负责后方，由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地方部队及地方工作。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找到贺龙。
“贺龙同志，我一直想跟你说句话。”
“什么话？”贺龙见毛泽东神色十分严重，有些惊讶地问。
“你虽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但实际上没有带兵打仗，实在受委屈了。”这句话，毛泽东憋了很久，一直没有机会说。贺龙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杰出将领，原来指挥着3个纵队，可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先是调走张宗逊领导的一纵，接着调走王震领导的二纵，现在又调走了许光达领导的三纵。
“不打仗，手是有点痒痒。但是，党的决议，我无条件服从，而且是高高兴兴地服从。”
毛泽东释怀大笑：“好呀！彭老总，贺老总，你们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一个当韩信，一个当萧何。”
贺龙心甘情愿地做了彭德怀的总“粮草官”，为保障西北战局的顺利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当时任一纵党委书记的廖汉生回忆道：
8月3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出发，北上榆林。
榆林，旧称榆阳，又叫驼城，位于晋陕绥边界地区，紧临长城和沙漠，是国民党设置在边区北面的战略要地，由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和胡宗南第二十八旅共15000余人驻守。
榆林城是边塞上最有特色的一座“兵城”。史书记载，“榆林府，习弓马，好战斗”，“兵马参半，以饷为命”，“家城一起，无城无家”。可以说，城内居民与城外猎户俱是军事人员和准军事人员，他们把城池与家庭看做是浑然一体的生命屏障。从秦代时边关小塞到明代九边重镇，榆林人在累累白骨之上建树起强悍忠勇的名声。
彭德怀挥军北上，急煞了邓宝珊，他致电西安，请求胡宗南援助。
“我军主力屯集延安附近，距榆林千里之遥，且共军已兵临贵部，此时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胡宗南冷冷地一口拒绝。
邓宝珊无奈，只得一日数电催促南京想办法。胡宗南为保存实力，可以不发兵救援人。但蒋介石不能坐视不管，他认为榆林丢失会严重影响西北战局，共军消灭邓宝珊之后，战略形势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届时共军北面无后顾之忧，东面有黄河天堑，可以专心与南面的胡宗南周旋，获得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西北战局将一发不可收拾。为此，蒋介石8月5日亲自飞抵延安，督促胡宗南发兵北援。
“我军二十余万人，竟然对付不了共匪二万余人，这个仗是怎么打的，胜势致颓的原因是什么，在座各位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蒋介石说到这里，停顿下来，用刻毒的目光一一打量参加会议的旅以上将官。
众将官屏声敛气，汗出如浆，不敢抬头，惟恐与蒋介石的目光遭遇。
“学生不才，实在无颜……”胡宗南嗫嚅着，以前狂傲不羁的神情荡然无存。
“原因很简单，两个字：不和，部队与部队不和，上级与下级不和，将官与士兵不和。为什么不和呢？问题都出在想各自保存实力，不肯作出牺牲。大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船都要沉了，实力不也要泡汤吗？现在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次救援作战，主官不退而部下先退，致主官有伤亡情形者，杀其部下；部下未退而主官先退者，杀主官；见危不救致友军有重伤而己身完整者，杀该军将领。”蒋介石疾言厉色、咬牙切齿的狰狞样子，令与会将官不寒而栗。
8月6日，攻榆战斗打响。西北野战军集中3个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扫除外围据点，进抵城垣，围绕凌霄塔等高地展开激烈争夺。
在蒋介石的严厉训斥下，胡宗南急令其在保安、安塞地区分兵“清剿”的整编第一军一师、九十师和整编第二十九军三十六师以及第十二旅、第五十五旅6万余人结成方阵，滚筒式地向北疾进。
增援部队之中，以钟松所率第三十六师最为迅猛。三十六师姿意狂进至少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三十六师原辖二十八、一二三、一六五3个旅，其中第二十八旅几个月前空投榆林，目前已处于危城之中，唇亡齿寒，该师只有破解榆林之围才能保持全师编制的完整。第二，三十六师是胡宗南手中最得力的王牌之一，抗战时期，该师驻防洛川一带，屡次窜入陕甘宁边区，经常占点小便宜。师长钟松公开宣称：“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啃不到三十六师。”
胡宗南北援大军从保安、安塞出发，进至绥德一线，遭到西北野战军打援部队阻击，缩成一团，虽然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畏怯不敢挪动。双方呈对峙状态。
这时乖巧的钟松机灵地避开解放军阻击线，沿长城外侧，闯入沙漠无人区，轻装直奔榆林。
茫茫沙漠，无边无际。时值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滚烫的太阳、滚烫的沙子，连风都是滚烫的热风。沿途无水，不见生命的绿色，只有官兵“嗬嗬”喘气的声音。由飞机投下的大饼，由于缺水，无法下咽，被士兵抛得东一片，西一片。不断有骡马和士兵渴死，中暑热死，体乏累死。
“杀马放血。”钟松下令弃置所有重武器，杀掉驮运的骡马，让士兵们喝血解渴。
钟松以其执拗和坚忍取得了成功。经过三天减员惨重的死亡行军，三十六师组成的快速纵队于8月12日抵达距榆林不足30里路的苏庄子和天鹅海子，出乎意料地插到了攻城不下的西北野战军侧翼。12日傍晚，西北野战军停止攻城，撤围南下，转至榆林与佳县之间待机。
钟松解围成功，与榆林守军合兵，总数达2万余人，由北向南挤压；董钊、刘戡所率6万援军突破绥德防线，由南向北逆袭，将西北野战军主力及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逼挤于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范围。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要求“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战争与对弈息息相通，有学者考察，对弈就是直接脱胎于战争。弈至中盘，棋势落后，只有放出胜负手，才能起死回生，造成局势逆转。
彭德怀放出的“胜负手”就是击破南下之敌，伏击钟松第三十六师。
这一招胡宗南没想到，钟松也没想到。在他们看来，共军应该寻歼的对象是弱小孤立之敌，而不应该是三十六师这样的王牌部队、得胜之师。
彭德怀以他如炬的慧眼透过表象的迷雾看清了钟松强大后面潜藏的破绽：这支曾经是王牌的精锐部队已经在沙漠之旅中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归德堡位于无定河以东，是榆林南下米(脂)佳(县)的必经之所。8月15日，彭德怀集中西野主力设伏于归德堡附近。整整一天无消息。
彭德怀命人打听，才知道钟松仿佛嗅出了危险的气味，竟然西渡无定河，钻入了鱼河堡。“这龟儿子比胡宗南强。”彭德怀这句话不知是气恼，还是夸奖。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西北野战军节节后撤，引得三十六师跟进步伐加快。彭德怀又令部队隐蔽于鱼河堡到镇川堡中间的公路两侧，谁知钟松比猴子还精，抢先窜过伏击区，又钻入镇川堡。
8月18日，钟松接到密报，获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靖边小河已来到佳县，正在向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全力靠拢。钟松急忙向尾追中共中央机关的刘戡发电：“我师已逼进解放军主力，请你部速与职部靠拢，好与彭德怀决战。”
刘戡在胡宗南集团诸将领中素以稳健用兵自许，他宁可缓进紧缩，用钝刀割刀，也不愿贪功疾进，因小失大。刘戡是钟松的上司，便以长官命令提醒钟松老弟吸取过去分兵浪战遭到覆灭的教训，稳守镇川堡待命，不可冒进。
钟松个性倔强，处事干脆，有机断专行、敢于行险的习惯。这次兵出奇招援榆成功又进一步助长了他刚愎自用的毛病。他认为刘戡过于胆小谨慎，决定离开主力，单独击破彭德怀。遂命令以整编一二三旅为前梯队，走大路直抵乌龙铺，自己亲率师部和整编一六五旅走山路，经沙家店直插乌龙铺，与前纵队合围解放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
这次用兵布阵，再次体现了钟松不拘常规，别出心裁的指挥风格。国民党部队机械化程度高，重武器多，士兵长于平原野战。按一般将领的行进方法，一般是将师部和两个旅分为前后梯队，循大路交互掩护，逐次前进。钟松认为此法彭德怀早已熟谙，青化砭、羊马河两役证明此种战法容易形成一字长蛇阵受到分割，如果此次沿袭旧例，必定重蹈覆辙。因此，他将后梯队走山道，抄捷径，抢时间。钟松估计，前梯队行进途中十有八九会遭到彭德怀伏击，但彭部围歼一个整编旅所需时间不会少于4小时，在这4小时内，后梯队突然从沙家店方向驰入战场，定可杀得彭德怀措手不及。
在钟松揣测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也在琢磨钟松。
古今兵法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料敌制先。所谓“善医者因症立方，善兵者因敌立法”，其精髓所在即审时度势，敌变我变。从钟松绕道攻榆和归德堡、鱼河堡辗转腾挪之中，彭德怀发现这个年青人行军打仗很注意“以迂为直”和“出其不意”的战术运用。他估计钟松此次必定再行险招，其主力可能经沙家店东窜，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在沙家店地区撒下天罗地网。
8月19日，敌一二三旅在旅长刘子奇率领下，循大路快速前进，只一日便到达乌龙堡。钟松闻知刘部已抵达乌龙堡，带上师部和一六五旅离开镇川堡，进入沙家店。
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彭德怀的战场指挥可谓恰到好处。刘子奇催领前梯队行进时，他像老僧入定，不闻不问；钟松带领后梯队离堡启程时，他像局外人一样轻松自在；一旦侦察员报知钟松已到沙家店，彭德怀立即连珠炮般发布命令，部队雷厉风行地展开行动：
许光达率第三纵队两个旅和绥德军分区警备四团、六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飞刀斩断一二三旅与其主力的联系；
王震率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等4个旅在沙家店以东的常家高山一带布下口袋阵，专候钟松主力；
贺炳炎率第一纵队两个旅绕至沙家店以西地区，堵住三十六师退路，并截断敌人留在镇川堡的独立团与师部的联系。
20日凌晨，钟松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部队已被截为三段，大惊失色，一面令刘子奇率一二三旅不惜一切代价，向师部靠拢，一面频频向近在咫尺的刘戡发电求援。
早就对钟松心怀妒忌的刘戡巴不得共军薄惩这个狂妄之徒，在电话中百般拖延，声称：“不经胡先生批准，我不能随便调动一个团；不经国防部批准，我不能随便调动一个旅。”钟松把状告到胡宗南那，胡宗南大动肝火，严令刘戡以主力增援，否则撤他的职，送他上军事法庭。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戡才令五十五旅和十二旅增援，恰逢大雨，山洪暴发，山道泥泞，部队进行迟缓，好不容易赶到乌龙铺，又被西野阻击部队挡住，无法挪动半步。
20日清晨，围歼战斗打响。上午10时，与战场仅隔十余里的毛泽东听到枪声，通过电话与前线取得联系，询问战况。
“你是李德胜吗？”彭德怀称呼毛泽东的代号。
“是的，我是毛泽东。”话筒里传出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彭德怀和在场的人先是一阵惊愕，继而欢呼起来。毛泽东以取消代号的方式告诉西北野战军将士爬山峁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20日下午1时，彭德怀发出歼敌动员令：“彻底消灭敌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发挥你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
这次战斗激战到晚上8时，全歼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钟松跳崖逃脱，刘子奇等人被俘。
8月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沙家店战役的成功经验。习仲勋主持会议，请彭德怀讲话。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在会场响起。
彭德怀对这种仪式不太习惯。
“我和同志们在一道工作，经常见面，有的是一日三见面，我要有话讲，你们不鼓掌欢迎，我也要讲；我要无话说，莫说鼓掌，你就是放大炮我也不会讲，今后免了这一套。”
停顿了一会，彭德怀讲起大胜之时要保持清醒头脑的问题：“山里没有树，那是死山；水里没有鱼，那是死水。不要觉得你就了不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关怀，两万五千人能抗住二十五万强敌！如果有人讲他能做到，那我就要讲：同志，莫听他吹牛，他是个疯子。”
全场大笑。
“你们中间，有那么一些同志，往往把自己的成绩看得比天还大，看别人的优点比豆子还小，把别人的缺点看得比天还要大。这种人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公式：成绩是自己的，缺点是别个的。打了胜仗，站在别人面前耀武扬威；打了败仗，把别人推出来做替死鬼。不是我彭德怀言重，而是我们中间确有这样的人。”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彭德怀难得幽默地说了一句：“这种鼓掌我不反对，说明同志们支持我这种看法。”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来到会场，看望西北野战军指战员。由于大半年没见到中央首长，会场情绪非常热烈。
“同志们呀！你们晓不晓得，你们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打了一个么子仗吗？”毛泽东激动地问大家。
在场干部一时不解其意，无人回答。
“你们晓得这一仗打出一个么子形势来了吗？”毛泽东又问。
仍然无人回答，会场鸦雀无声。
“你们打了一个翻身仗，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峁了。沙家店一仗以后，我们就要从内线作战转入到外线作战，从被动的守势变为主动的攻势。一句话，我们要打到蒋管区去，打到全国去！”
毛泽东略待会场欢声平静，继续说：“沙家店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两面均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军，回旋余地狭小，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仅用一天就取得了了不起的决定性胜利。此仗，你们有功，广大指战员有功，彭老总也有很大功劳。”说到这儿，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咏诵起10年前的一首旧作：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过峁了。”彭德怀在巨大的荣誉面前轻轻地咕噜了一句话。他站在沙家店的巅峰，似乎看到了胡宗南、蒋介石的末日，看到了猎猎飘扬的鲜红军旗，看到了新中国的大门正在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