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是杨朝梁的长子，于1679年承袭父职，1681年进京朝觐。关于他的生年，藏汉文史料都没有记载，有关他的事迹在《安多政教》和卓尼版丹珠尔《如意宝轚》中记得较为详细。他从小拜名人高师读书，颇有学问，对佛教的信仰也很虔诚。长大后娶汉族豪门之女为妻。他的青壮年时代正处于吴三桂叛兵在陕、甘、川等地烧杀掠夺，洮州、岷州、巩昌等地兵荒马乱的岁月。杨威与其父杨朝梁在1675年4月3日，接甘肃提督侯张勇等的征讨命令后，于本月初八率兵七千攻打洮州城，后又随父带兵转战岷县、舟曲、武都、临洮、陇西等地，立下了军功。经张勇等的多次申报，1675年6月21日皇帝降旨，在赐封土司杨朝梁的同时，因功授杨威“随营游击兼指挥佥事”，并赐金印一颗及官帽、官衣、绸缎等大量物品。
洮、岷、阶、巩昌等地的“三藩”之乱平息不久，卫拉特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又发生内讧，互相倾轧，制造分裂。准噶尔部在其领袖噶尔丹的领导下，实力不断扩大，相继吞并了厄鲁特右翼札萨克等四部，逼走济侬，冲击内蒙古。于是康熙皇帝曾请达赖喇嘛说服噶尔丹降清。达赖喇嘛念准噶尔、和硕特部互相掠夺，生灵涂炭，多方劝阻，并前往立盟主持和好。经过康熙的劝谕和达赖喇嘛的调解，西蒙各部的内部矛盾终于得到暂时的和解。然噶尔丹自1688年起，屡次侵扰内外蒙古，直接与清军发生冲突，威胁着清朝统治。故清朝发兵，于1690年大败准噶尔部于乌兰布通（今赤峰市）。1696年，康熙帝率领大军亲征准噶尔。在清军征讨的同时，还调遣各地土官协助出击噶尔丹。土司杨威也被征调，相传他率兵到达厄鲁特西部时，当地的蒙古民众前来给土司杨威奉献骏马和整只烤羊表示迎接。这次杨威奉旨率兵征讨噶尔丹，没动一刀一枪，凯旋而归，既奉行了天子命令，又保全了与蒙古的关系。而在此时，迭部各部骚动不安，土司先辈树下的佛法没有得到发展。因此，杨威意图在这里重新发展佛教。于是派兵征讨，捕其首领，宣布法律，安民告示，将迭部沟全部收服。按父亲杨朝梁的办法，将收服的各部按军营管理，派选总管，总管之下又设年迈者协理事务。同时，按佛教法规颁布了森严的法律条规，教育人们弃恶扬善，对遵法守纪者予以奖励。
收服迭部以后，土司杨威依照旧制，设旗管理，共设22旗。
收服迭部沟，使杨土司的统治范围在原来22旗的基础上整整增加了一倍，“共辖44旗，516族，地跨洮叠二州”。
在发展佛教方面，杨威也很有建树。康熙二十年（1681年）农历二月十三日，他和几位精明的总管去北京朝见皇帝，得到康熙皇帝的多次召见。在最后一次召见中，皇帝问杨威“若乃藏人之首领，悉藏经否？”威回答说臣稍知一二。这位土司对释迦教法，特别对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非常信仰。所以他在古雅贡钦巴的协助下，招来垂巴、申札、迭当等地的苯教徒，劝其放弃异教观点，信仰佛法，否则将要以武力惩罚。就这样，苯教在当地很容易地被废除了。从苯教中脱胎而出的一些人在寺院法台处剃度为僧，从此土司也入空门，任路珠寺法台。
1685年在杨威主持下卓尼寺建了两座佛塔，新修了铜佛和阿闷佛殿。与此同时，还从河南蒙旗济侬亲王处请来阿旺贡却尼玛，为土司及寺院主持等面授佛经，为各佛殿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总之，他为地方安宁，百姓乐业，佛法弘扬，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
1689年10月上旬，用白银640两，整理补全了《丹珠尔》大藏经，为佛教在卓尼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十一代土司杨汝松(摩哨贡布）
杨汝松是第十任土司杨威的长子，生于1686年。当杨汝松6岁时，父亲杨威病故，他1岁就继承了父位，时为1693年。
杨汝松7岁袭职，一切事务由其母亲和手下总管料理。然而他毕竟是卓尼土司的唯一继承人，卓尼的发展仍寄希望于他。为了使其不失众望，请来名僧高师教他学习藏汉两文，使他更早地掌握佛法知识，懂得人间世故，练就治理政务的本领。
杨汝松16岁（康熙四十一年）与阿拉善王爷之女曼香结亲。联姻也是一种政治，他们意识到噶尔丹势力的不断扩张，不只威胁清王朝，在他周边的一些地方政权也属吞并的对象。与蒙古王爷结成联姻关系，可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
在宗教方面，杨汝松完全继承了他的家传。在发展政治、军事的同时，他认识到宗教是杨氏族权发基的根本，故经常拜请一些名僧来讲授佛教经典，他认为“假若不出现像前世父辈时政教事业兴旺发达的局面，虽主政为官又有何益！”由此可看出，他信仰佛教的真正用意，在于加强土司制度和促进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他极力推崇佛教，是为了掌握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1709年12月间，西固（今舟曲）山后武坪24部发生抵抗清朝统治的事件。政府出兵征讨，因武坪番民剽悍骁勇，官军屡遭失败，难能取胜。在这种很难堪的处境下，向土司杨汝松求援。这时的汝松年方23岁，英俊年少，风华正茂。遇上这种大显胆略和才华的机会，岂肯错过。他一马当先，召集各旗总管及随行文书、小头儿策划了出讨事宜，调三千大军于出事地点，将谋反者全部惩服。
“1712年4月18日，武坪族头目二哥等带领山后插岗等18族头目何儿等29名来投诚。又1714年正月25日，据杨土司汝松带领番人普的文住等引山后喇子等19族头目根哈藏等48名来洮投诚，两次俱通详各宪具题，准降归于杨汝松管理讫。”
武坪24部被卓尼土司收服以后，按建制，划分为四旗（即后来人们惯称的黑番四旗：阳山旗、阴山旗、铁坝旗、代巴旗），55族。黑番四旗的归服使杨土司的统治范围向南（四川省松潘龙安界）推进400余里。形成南北510余里，东西190余里的辖区。加上原来的44旗，共48旗16章尕、642族。
此后，又从黑番四旗及多坝等族选派8位代表，向陕西道马总督申报收服武坪24部，划分黑番四旗的详细情况。马总督又转奏于皇帝，康熙皇帝赐金、锏合铸的大印一颗及白银、绸缎、茶、布等许多东西。
1716年，土司杨汝松和弟弟国师阿旺赤列加措去京朝见了康熙皇帝，是时康熙帝将要出宫游猎，下令将卓尼土司杨汝松一行人等编入随从行列。汝松随驾出猎以后，为皇帝表演了精彩的马术和高超的箭法。皇帝非常高兴，赐予衣帽、古玩、绸锻等，并设宴款待，大赞功德。杨汝松兄弟等高兴地回到卓尼，他对这次进京能得到皇帝的赏识感到幸运。他要将这种荣誉和影响扩大到藏区很有影响的宗教上层，故请来五世东考尔活佛阿旺锁南加措，向他请教了显宗、密宗的灌顶讲经以及秘诀的教授。同时还邀请了拉卜楞寺大活佛嘉木样协巴道尔吉、色拉班智达·罗桑金巴、恰盖活佛等。
1717年，发生了准噶尔部袭扰西藏，杀死拉藏汗的事件。拉藏汗是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孙子。因固始汗维护黄教寺院集团，战胜直接威胁黄教的蒙古喀尔喀部的却图汗，在西藏黄教寺院集团和地方政权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拉藏汗继承其父达赖汗统治西藏。
准噶尔部自噶尔丹兵败自杀后，噶尔丹的侄儿策旺阿布坦自立为汗，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以天山北麓的伊犁为中心，逐渐发展自己的实力。
1717年，策旺阿喇布坦派兵袭扰西藏。为了安定西藏地方，清政府自1718年至1720年间，先后两次派兵进入西藏。在清朝政府两次出兵西藏征服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卓尼杨土司也被征调。据《安多政教史》载：1718年，准噶尔的军队进入前藏地区，因此土司汝松奉旨和5个将领率装备精良的500士兵抵通天河中游驻守。据史料分析，卓尼土司这次奉旨讨击准噶尔，没有正面与准噶尔交锋，只是按兵通天河畔，作为清军二线的增援部队。因出征有功，又受到朝廷的嘉奖。并分封随军将领为总兵、司兵、千总、万总等佥事官职，赐以白银，布匹等物质奖励。
接着卓尼土司又出兵收服了欧化等地。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不少问题接踵而来。像下作格和迭部的撒茹、仓茹等部地处辖区边缘，鞭长莫及，有事不能及时处理，调兵遣将也非常困难。如果在这些地区发生变乱，会直接影响土司的声誉。经反复斟酌，决定将迭部的撒茹、仓茹归松州府管辖；下作格地接临夏，则归属河州管理。
随着土司统治的不断壮大，物质财富较以前丰富了许多。再说此时地方安宁，人民乐业，土司汝松半辈子的戎马生活也告结束，这时他需要的是精神财富。他把一切精力集中在对佛教的信仰方面，邀请名僧、学者讲经传法，广作佛事，渴望从佛教中寻到维护土司统治的精神支柱。他经常向家人们谈到，“假若刊印一部《甘珠尔》大藏经，不仅可以完成自己和他人的功果，也可作为对佛法的一种供养。”
因此，汝松将这种愿望付诸实施。在其夫人的建议下，免除了刻版者的税收、徭役，并封他们为达汗(有权势者，古代蒙古一官职名），鼓励刻版者尽职尽责，以此提高刻版的效率。
为了迎合和赶上佛教在整个藏区发展的势头，土司汝松从速计议，委派两位头人筹办刻版所需的木头和工具。由看仁波钦依据理塘、北京和拉萨等三种印版整理出刻版的蓝本。为了使得刻版工作更加完善，对一些错别字进行了更正，同时又请精通语法的学者作了全面的校订，最后以校本作为卓尼版《甘珠尔》的刻写依据。
各项准备就绪以后，于1721年6月4日开始刻写印版，到1731年4月21日全部刻完，历时9年。先后用于刻写《甘珠尔》的费用计白银17525两。他“向各方众生施舍了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佛法布施”，为佛教的发展、佛教文化的广泛流传作出了贡献。
刻版完成后，请恰盖佛、道旦加措、看仁波钦·罗桑旦贝坚参等主持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
另外，杨汝松的弟弟，禅定寺堪布，国师阿旺赤烈加措，对卓尼地区佛教的发展也很有建树；为卓尼土司统治的巩固与发展，从宗教方面作了很好的配合。
十二代土司杨冲霄（嘉样闹布）
土司杨冲霄，生于1703年10月19日，1725年11岁袭父职。
由于卓尼地处藏汉边界。元、明、清以来洮州地区，包括卓尼，事实上成了发展汉藏关系和民族贸易的枢纽。仅明代乌斯藏僧侣及地方贵族去京朝贡，经洮州转奏者不下二三十次。而洮州，包括卓尼头人，僧侣去乌斯藏或北京求师、拜佛、进贡者也不计其数。到了清代这种往来更加频繁而密切。这就造成卓尼土司注重知识，注重文化的社会氛围，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历任土司都很重视对后辈的培养，特别重视对藏汉文化的学习。杨冲霄六七岁时，就显得天赋很高，聪明过人。杨汝松请来有名的藏族学者教冲霄学习藏文，又命冲霄拜岷县张师爷学习汉文，精通了书写技巧及诵读方法等。期间他已阅读了一些有关世俗与佛教的着作。后又拜经师智华夏知学习梵文构词法、历算、韵律学、藏文文法等。
可以说他对“大小五明”(小五明：历算、诗、词、韵、戏曲；大五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都有所接触。作为一个统治48旗的地方首领，杨冲霄从知识方面充实了自己。
冲霄于14岁完婚，1725年继父位。同年考包各部发生民变，在清兵无力镇压的情况下，皇帝下诏，令土司嘉样闹布出兵讨伐。故于4月1日点兵开赴出事之地。历时4月，彻底平服了反叛，深得清政府的嘉奖。
1731年，清政府为了加强边备，决定在青海乔当科筑一守城，下令要土司抽调人力。土司只得从自己的属民中抽调壮男500多前往乔当科，不多时就完成了筑城任务。土司冲霄因功受赏，被封为“奏员总督的顶戴花翎，政教二业的施主。”
卓尼土司的统治是一个较完整的政教合一体系，决定了宗教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为了满足政治上的需要，要达到超脱的目的是自相矛盾的。从很多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土司的每次军事行动，虽然在他心灵上留下创伤而感到痛心，但又是他扩充势力，获得赐封的重要机会。
筑城之役完成不久，又发生闹布佳斯合的反叛，清廷发兵仍然失利。土司杨冲霄应召，率本部人马随官兵前去征讨，活捉闹布佳斯合。因功受奖，得金、银、绸缎等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冲霄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不仅渴望超脱世俗的烦恼，而且在政务闲暇之际经常在山间静修地或宫殿中静修《马鸣法王》和《怖畏金刚》等本尊，聆听恰盖佛对佛教教义的理论阐述。他把《戒律源续部》中的赞诗和《绝妙经》中佛和更噶波的对话作为从生死轮回和恶趣的恐怖中解脱的理论依据。
土司冲霄的后半生，把主要的精力、财力放到画佛像、造佛塔上面，除此，还印了很多佛经。这些虽说出于土司的诚心，但土司的钱财大部分来自于民，百姓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1734年前后，杓哇旗的部分属民在南拉秀等的带领下，要求脱离土司的统治，投靠陕西府。土司四处疏通告发，并转奏皇帝。因卓尼土司是陕西府下为维护皇权贡献最大的土司之一，当然深得皇帝的庇护。皇帝的裁决是南拉秀等人的呈文，仅是他们图谋反对自己土司的种种诡辩，没一点可置信的地方。又从洮司呈文上究查，杓哇3旗，本属土司管辖。因此将南拉秀及其家小流放到3000里外的地方，3年内不得回乡，其他百姓仍按原先的规矩属于洮司之下。”据载这条裁决于1735年9月3日才收到，时值清世宗雍正帝驾崩，故南拉秀等在土司的请求下没有被流放。
1751年，第五十三任甘丹寺法台坚赞桑盖莅临卓尼，在土司夫妇及卓尼禅定寺法台的请求下，向全体僧俗传授了《金刚经》灌顶。土司冲霄为获得佛法正果，维护政教合一的土司统治，尽了最后的努力，此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传说这位土司的夫人仁钦华宗对佛教的信仰更加虔诚。她刺绣的“唐卡”(佛像），在佛教圣地西藏也享有盛誉。
杨冲霄的两个弟弟罗桑巴觉和罗桑丹贝坚赞，分别出生于1706年和1708年，他们两位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可以说这时杨土司的家庭是一个完全佛化了的家庭。
罗桑巴觉除15岁时随父出征到过河南蒙旗济侬亲王的领地俄尔盖之外，可以说是在香火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