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固始汗消灭了与黄教为敌的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以后，曾经化装成朝圣的喇嘛教信徒，从青海到达拉萨，与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秘密会见。这些蒙、藏统治阶级的政治嗅觉都很敏感，他们觉察到明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清朝的满族统治者虽然还未入关，但是武力雄厚，统治地区不断扩大，人据中原为期已不甚远。于是派专人去盛京（今沈阳）向满族统治者表示归顺，坐待明朝灭亡。
鉴于这种局势，土司杨国龙也非等闲之辈。他看到西藏上层已向清朝表示归顺，明朝灭亡只在旦夕。于是他在明王朝无力顾及边务的情况下，乘边备松弛，各地动乱之际，征服异己，扩充地盘，发展经济，大兴土木，修建了格萨尔王殿（关老爷庙）和卓尼寺大经堂。
因为杨国龙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封建王朝交替的时代，形势的发展很明显，助明灭清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助清反明，又不想当一朝的叛逆。所以，在此之际，他尽力维护自己所属百姓的安宁和利益。到清兵人关，推翻明朝以后，才归顺清朝，隶属于洮州厅。
与前代土司相比较，国龙的一生显得平凡，没什么特殊的政绩。他是一位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明智而有远见，能使局部和整体利益协调统一，在动乱中寻求自身的发展。
九代土司杨朝梁（才旺东主）
杨朝梁是第八代土司杨国龙的长子，生于1640年，取藏族名字为才旺东主，汉名杨朝梁。朝梁从4岁起就拜经师桑吉赤烈学习藏文草书和楷书，比较精通历算知识，对藏传佛教也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又请康色哇·桑吉加措来卓尼，并委托他任卓尼寺赤哇8年。在桑吉加措大师任赤哇期间，修筑了卓尼寺周边围墙。同时在土司朝梁和喇嘛的共同努力下修建了旗步寺（纳道寺），招收了很多僧人，塑佛像，建佛塔，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
随着佛教在本地区的发展，新建寺院不断增多，一些原有寺院僧人数量增长，对佛经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限于纸张紧缺，长期以来多从临洮、陇西、秦安等地购买，印一部佛经需要花很大的’代价，直接影响到佛经的广泛流传和僧人的修习。加之修建寺院，铸造金顶、佛像等需铜量也很大。当地既不产铜，又不掌握冶炼技术，以往都得到河北省张家口的喇嘛庙等地订做，再从俗称四十八马站以外的产地运到当地。一件沉重的金顶从几千里之外驮运到卓尼，它的造价、运费合起来就很高了。再说清兵入关不久，明朝残余未尽，各地民乱时有发生，道途也不安宁。于是，为了减少开支，土司朝梁决定就地取材，来解决纸和铜的问题。卓尼地区森林资源非常丰富，造纸原料很多，开一个小小的造纸作坊不成问题。同时，还有炼铜的打算。《如意宝鬉》载于1658年阴历2月学习造纸和冶金术。”在此所讲的冶金术，估计不是指铜铁的冶炼，而是讲学习铜的熔化、锻造等技术，用来制造经堂的顶饰、佛塔及佛像等。后来土司朝梁又拿出大量的资金亲自用金粉书写了佛经《八千颂》，请来善于楷书的人们整理抄写了一部《甘珠尔》，费用总计铜钱736贯。他这样慷慨解囊扶植佛教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在宗教方面扬名显誉，以此来扩大政治影响6拉卜楞寺大活佛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布在他撰写的卓尼版大藏经纲目《如意宝鬉》中有这样一段评述，认为这代土司“从多方面弘扬佛法，为了那些持法大德们的长寿和全区上下不断显示出吉祥如意、繁荣昌盛的征兆，以及使自己的政治统治也像须弥山（佛教传说中的一座神山）高而坚固”。因此又将从北京、理塘、卫藏请来的《甘珠尔》的不同版本作了精心校勘，并用银粉重新书写，全部费用总计耗银880两。
杨朝梁所处的时代，从整个国家局势来看，威震西北等地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战火犹未彻底熄灭，“三藩”之乱接踵而来。“三藩是清史前期的一桩大事，由吴三桂带头发动……它是一场社会变乱，一场风暴。它是清朝势力和一切反清势力的又一次较量，一场最后的角逐。陕北农民战争时期的老干将，如马宝（绰号‘两张皮和王辅臣（绰号‘马鹞子’）都参加了。”·在西藏，黄教寺院上层集团也为了权力集中，和以固始汗一系蒙古军事统治力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因此边务松弛，各地不服的统治者相继造反。据载，这段时间内卓尼地区发生了“术布、恶化、卡加、迭部等24部‘生番一般指不中茶纳马的藏族的反叛，抢劫汉藏商客、游人，烧杀掠夺，地方很不安宁”，因此土司杨朝梁出兵收复了“生番”各部。自此，上迭部的益哇、哇巴、曼麻卡松等旗全归杨土司管辖，同早已于1414年归顺的达拉等下迭部落形成了地域上的整体统一。
1674年10月，“兰州、陇西、秦州、挑州等地的汉人迎合‘三藩’事变，向当地的叛军首领吴长毛（临夏人）和王辅臣等投降。”1675年4月，据甘肃巡抚花善疏报，“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兵抵兰州。逆贼出犯，王进宝击败之”，但是叛兵势如破竹，联合吴三桂四川叛部，在很短时间内将甘肃的秦州、临洮、兰州、阶州相继攻陷，官兵一时难以应付，只有下令调遣各州未叛土官，协助官兵一举进剿。《安多政教史》载于康熙十四年，给土司杨朝梁下了征讨反叛的军令。”但没有记载具体的时间和属于哪一级的命令。据康熙十四年四月四日塘报协镇陕西洮岷等处地方副总兵杨，为剿叛安民，恢复城池屡绩报造捷音，事案照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内宁羌之变巩昌府属临、兰、洮、岷俱皆从逆，全城纳钦，本协纠合本属于十四年四月三日围困两洮，攻取城池，救民汤火，解除倒悬。”
1675年4月3日，甘州的张候府，兰州部员，西宁的王重英等来函，要土司朝梁镇压反叛。此事应是在西宁总兵官王进宝抵兰州，击败叛兵以后，由甘肃提督侯张勇，总兵官孙克思等联合发给土司的出兵令。再据《清实录·圣祖实录》记载，当时在甘肃一带直接指挥镇压反叛的先后有西宁总兵官王进宝、甘肃提督侯张勇、总兵官孙克思、抚远大将军图海、巡抚花善等。“康熙十四年二月丁亥，甘肃提督侯张勇疏报，王进宝于二月二十三日，用革袋结筏渡河，大破贼众于新城地方。又有甘肃巡抚花善疏报，三月二十三日，王进宝帅师克临洮府，四月抵达兰州。”
一件为塘报事蒙临洮游府鲁，蒙发告示到职，蒙此卑职（杨朝梁谦称）遵于本月三日发兵七千名前赴洮州，围困城池，讫围困等候抚、镇、都大老爷明示间，猛然潘参将领兵出西门对敌，将卑职番兵鸟枪打死十四名，卑职不得已亦将潘参将贼兵杀死三十余名，四日，潘参将隔城又将卑职番兵鸟枪打死四名，重伤数十名……临洮游鲁府，协镇陕西洮岷等处地方副总兵杨（朝梁），康熙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塘报。
四月初，洗营大旗赵自友约领百姓百十名乘机作叛，本府差头目李加谟领番兵三十名前去追赶逆贼，赵自友见兵势甚重，自溢飞崖，夺获。
四月八日，本府前差侦探消息塘马兵禀报，有岷州白副将计守备带领兵丁同百姓在野狐桥堵塞，本府随即发兵一百名，差头目李加谟前赴野狐桥追赶，讫又差人在洮州路圆山，见侦探去后，今据回称有洮州李武举约领百姓数百名在于地方横行作叛，要来救洮州城池，本府差嫡子杨威领兵一百二十名前去追赶……
据康熙十四年四月九日塘报，杨朝梁“于本年四月十日带领兵马驰赴旧洮堡围困十二日。据本堡樊守备率领乡绅士庶军民人等归顺，即日剃头，顶戴满帽……”
目下，洮州合郡百姓归顺……拿获首贼，杨朝梁自称理宜亲押投见，但因坐卧营盘，身染寒疾，不能视赴，故差子杨威、头目李加谟、杨都刚、杨国师、大侯完卜带领番兵七十名押解……”
康熙十四年五月闰、甲申，靖逆将军甘肃提督侯张勇等疏报：
逆贼伪总兵潘，伪副曾文耀窃据洮、河二州，番人乘陈肆掠。臣等兵至河州，曾文耀先遁。又遣土官杨朝梁攻洮州，潘败走。恢复洮州、河州二城。番人砻服归巢，待旨嘉奖。
土司杨朝梁统领番兵原系纳马番妇，自奉文公丙洗峡州至今四月之期，俱各荷戈衽甲……今鹑首百结，楹褛无形，呈请于本月十九日统领赴洮，固守边隘……”
就在杨朝梁呈请率部赴洮时，康熙皇帝于6月21日嘉奖他的圣旨已到，封杨朝梁为副将佥事，并赐佥事大印一颗。
杨朝梁撤兵赴洮，原本有退居休养的想法，但在封赐和荣誉面前又被置于脑后。为了地方的安宁和维护杨家番兵的军威，他不顾年迈和转战的艰辛，又重整军容，披挂上马，奔赴另一个战场一跪西。
《洮州厅志》记载，杨朝梁因“吴逆之变以功授洮岷协副将并加世袭，拜他喇布勒哈三品世职，准袭二次。”
康熙十四年七月丁丑，靖逆将军甘肃提督侯张勇等又疏报，自逆贼叛变以来，土官杨朝梁及子杨威，矢忠报国，率本部土兵，并各族土官赵弘、昝承福等，戮力助战。于阶州、巩昌、临洮、岷州屡败贼寇，功绩最着者九月一日，杨朝梁等又率兵一千三百余，包围了陇西城。当地头人、土兵和村民们惊恐万状，剃头改换旗号出城投降。这时洮、河、峨三州及巩昌等地的吴三桂和王辅臣的叛兵基本上得以平服。土司父子像罗刹（天神名）参战一样，所向披靡。所到之处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好局面土司杨朝梁在平服“三藩”之乱中，为地方安宁功占魁首。鉴于提督侯张勇、巡抚花善等的多次疏报，康熙帝对杨朝梁为巩固帝制，安定地方立下的不朽功绩非常高兴，并赞赏他的文才武略，又封杨朝梁为甘州城土司。朝梁考虑到甘州远离卓尼，若去那里任职，对自己家乡的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发展没有益处，于是向提督侯张勇谈了自己的想法，想通过他疏通康熙皇帝。张勇答应了他的要求，向皇帝疏报了这件事。他说广卓尼土司征服长毛叛乱有功，赢得了崇髙的荣誉。乞怜皇上，以其意愿，重新安置。或封为洮州城的副将，路程很近，本人乐于接受。”康熙皇帝应允了他的请求。
又过了一段时间，康熙皇帝下旨，令杨朝梁为驻兰总尉。然而朝梁觉得年龄不饶人，精力也不足，况且多年来为国为民东征西讨，而今地方安宁，人民乐业，需要从宗教方面修身养性，以获得更髙的信誉。但他不敢违背圣旨，于是亲自进京面求康熙皇帝。说“臣已落齿，恐负皇恩，居住故地，对皇上之忠，永远不移。”康熙听了他的诚恳请求，高兴地说若先时镇压长毛屡建奇功，使社稷安矣，而今居守故地，护汉、藏、蒙三族交界之边塞，赐尔等子孙后代都可获土司头衔，每年赏白银244两。”
在此以前土司忙于应急公事，而今吴长毛反叛已经平息。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管辖地盘的不断扩大，他意识到以往那种地方内务松散，管理紊乱，机构不健全的局面急需改变。他为了不减少地方武装力量和军备开支，又不给百姓带来过重的负担，采取“寓兵于民”的措施，进行户籍登记，将所属百姓划分到各个军营，军营编制作为他统治地方的中层权力机构。
另外，在进行整编、清查户籍的同时，对当地的市场、粮食价格作了调查，专设六个内务官掌握市价平衡和斗行（斗行，专指粮食的粜出、籴入或收地租的专门机构）之事。
1.设平衡市价和斗行的6人；
2.设外务官4人；
3.管家3人，专理衙门内务及土司一家的衣食住行。
另外，设小头人24名。24名小头人的管辖范围，相当于解放前的内12掌尕、外4掌尕。16掌尕多数是土司庄园的庄客或者是与土司有血缘关系者逐渐发展形成的部落组织，一般处于土司统治的核心地带。
至于边远地方，为了便于统治，依照明代屯军、屯民编制设旗，不够设旗条件的地方以什尕(有阴山阳山之分)分别管理。
旗下设总管、什尕设头人各1人。到土司杨朝梁时，卓尼48旗的基本雏形已经形成。当时洮州境内的大部分藏族部落，凡在杨土司统治范围之内者，均已纳入他的户籍，编入旗和什尕的管理系统之内。从整体来看，这时卓尼土司在迭部的统治势力还很薄弱，载入户籍的只有下迭部的代古旗。
一种政治制度的强化和它的统治阶级的成熟，其标志在于它的各种统治机构和系统的不断完善。杨朝梁时期的土司制度，已形成了上自土司下至总管、内务、外务、小头人等组成的典型的封建统治集团，标志着卓尼土司在封建中央集权的分封下，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从部落酋长式的头人正式进入了封建统治阶层，具有明显的封建性。
杨朝梁在登记户籍，改编地方武装，建立健全各级统治机构之后，进一步强化了统治机器，又令各营出兵，收复了欧化和卡加六部。接着用兵迭部，劝降了迭部各部落首领，收服了17部落，并派头人管理。他为了长期地从根本上统治迭部藏区，首先采取了佛化措施。因迭部地区苯教盛行，人性剽杆、耿直，若用国法政令，使其接受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利用通过对佛教的宣扬，用“十善法”来约束他们的言行举止。首先用精神控制法使人们意识到行凶、妄为的恶果。先做宗教的忠实信徒，再为土司庶民。这时的杨朝梁年岁已高，再图发展，已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儿子杨威虽然没有正式袭职，但好多政务已由他处理。因而朝梁很少过问政务，只考虑自己的后事。他想多年戎马征战，目的是为了政教事业的发展，虽然说剿杀的是贼盗，从教义上讲罪过仍然不小。于是他想投拜佛门高僧，修善积德，晚年忏悔，立地成佛。从扎贡修行地请来阿旺加参，在古雅山中修了一座静室，让喇嘛在这儿修行传法。土司父子对喇嘛阿旺加参的信仰非常虔诚，经常听取显、密宗的教授。依喇嘛之言，广舍布施，用金银粉汁书写了广略《般若经》多函，并在卓尼寺做了百供千供等法事，举行了集善法会，对寺院原有的佛殿、壁画进行了维修刷新。当时的卓尼寺就像土司的权势一样兴旺。这代土司采取政教合一的措施，完成了终生大业，于1692年5月去世。在办理丧事时，向各大寺院供茶布施，献给达赖喇嘛师徒的供养最丰盛，并向大小昭寺的两尊释迦牟尼佛进了千供，在哲蚌、色拉、甘丹3大寺院举行了茶供、布施，超度他的亡灵。
十代土司杨威（罗桑东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