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中贸易开始兴盛，劳伦斯发现美国收入失衡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放慢了很多。20世纪90年代，零售行业工资水平非常低，但零售业是服务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工资增速降低不是贸易引起的，进一步说就不是由中国直接造成的。事实上，在这10年间，很多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大幅下降（如贸易理论预测），但没有同时发生与进口竞争行业工资水平的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体工资增速迅速放缓。劳伦斯的研究发现，即使在这一时期，工资减速也不应谴责中国。这一时期的数据显示，一般说来，工资收入差异中仅有10%～20%是由贸易引起的。
理解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观察进口类型。如果某种进口商品在美国制造，会产生高收入的岗位，还是低收入的岗位？理论上说，美国应该进口低端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如果这样做的话，意味着美国的低端劳动力将失去工作，进而拉大收入差距。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低收入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他们的（人力）资本不高。但是，劳伦斯发现，总体看来，美国进口商品的生产者得到的工资高于美国国内同行。
乍一听来有点费解。但如果你还记得克鲁格曼早期所做的工作，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一贸易是由专业化而不是比较优势推动的。企业从相似国家的同类企业买入配件。这意味着美国贸易扩张整体上不太可能对相对工资产生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对华贸易当然是不同的，劳伦斯发现，美国自华进口商品包含的工资水平很低，因而意味着可以替代美国低收入劳动力。这又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更有可能影响的是美国的低收入行业，这些行业在价值链中恰好位于它们上方。但劳伦斯还发现，工资含量迅速上升，就是说进口变得更加复杂了。同样，原因可能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复杂产品的最终装配站。
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劳伦斯认为，贸易也不是工资趋势背后的主要因素。其他经济学家也发现，对华贸易对美国工资水平产生的效应是有限的。简言之，结论是，即使从模型上看贸易影响工资的理论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中这一影响非常小。
因此，如果美国收入分化加大不能归罪于不断扩大的对华及其他国家贸易，那原因是什么呢？劳伦斯希望对三个不同的理论加以验证。第一个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因为所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他猜测受教育水平高的人获得的收入水平或许会较高，只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可能不会挣到高工资。经济学家普遍认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具备的生产率越高，因而能够拿到更高的薪酬（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家长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但在很多其他文化中，包括我自己的文化在内，似乎还不十分理解这一点）。第二个理论是，劳伦斯假定，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劳动力赚走所有的钱，普通劳动力成为输家。第三个理论是，大多数利润进入了资本家（企业主）的腰包，工人成为输家（信奉马克思的朋友应该认为这是问题所在）。
经过对数据的多重分析和比较，劳伦斯发现，主要的原因是第三个理论。资本家分得了收入蛋糕中最大的一块。我们不妨花一丁点儿时间解释其背后的理论。当一个经济体扩大时，它会创造出收入。GDP规模可以通过核算该经济体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来衡量。但是当然，个人和企业因为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而获得报酬，因此，GDP也是个人和企业（以及政府）得到的收入总额。收入对工人来说是工资，对企业来说是利润，对政府而言当然是税收。
1970～1999年间，在美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收入中，美国工人获得了其中的66%。并且这一比例在此期间内非常稳定，即便美国对外贸易增长迅猛。2000～2006年间，该比率降至63.9%，比长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下降1.6个百分点。听上去降幅不大，但这一比率几乎未曾变动过，因此，任何一点的变动在经济学家眼里都是巨大的。2006～2008年间，企业利润占美国GDP的比重为自1929年以来最高。也就是说，伴随强劲的增长而来的收益更多地流向企业和企业主，而分给在工厂里、办公桌旁干活的人的部分少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企业主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多于工人所得。但对于位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稍候我们将解释原因；而对于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来说，并不一定要如此）。
美国工资步履蹒跚的真正原因：国内政策
因此，如果说资本所有者从美国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润高于工人的劳动报酬，原因是什么呢？一个解释可能在于金融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见证了迅猛的增长并创造了巨大利润。今天，众所周知金融业是个高收入行业。但是即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资水平高，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金融行业劳动力薪酬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银行利润呈爆炸式增长。这可能会影响整体经济和所有数据。讽刺的是，近几个月一些金融机构创造的“利润”被证明是镜中花水中月，部分金融机构接近破产（消灭股东的财富），有的必须由政府出手相救（消灭纳税人的财富）。
或许，像劳伦斯所指出的，这些是周期性的循环。在经济周期的初级，资本分得的收入比率通常位于很高水平。之后，随着经济周期趋向成熟（在放缓之前）工资开始上升，劳动力得到的收入比率上升。2001～2006年，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因此这一因素产生了影响。低利率（是资本的利好）也帮助企业获得利润。
但克鲁格曼的眼睛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他采用历史的长视角，着眼于税收和其他社会政策。他讲述的故事非常值得在这里复述，因为他向我们描绘了两百年来美国走过的大部分道路--或许也遥望到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稍后我还会再提到，美国走过的道路，对于中国今天重塑社会和经济秩序，并在2010年代建立“大同时代”，不失借鉴意义。
还是先回到美国。一战的疮痍过后，20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的时期。随着经济繁荣，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资本家的财富开始形成。工资水平上升，但资本家利润的增长速度更快，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紧张浮现。不足为奇，人们常常拿这个时代的美国与近些年来的中国相对照。那是一个不平等的时代。繁荣随着30年代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高失业戛然而止。大萧条也将富兰克林·罗斯福送上总统的宝座。罗斯福随后颁布新政，政府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经济中去。他被很多商业界人士视为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有点像今天很多人看待奥巴马）。但事实上，他为资本主义建立了比他的任何前任的梦想都走得更远、更为持续的资本主义模式。引进医疗失业保险制度，确保劳动者在面对不幸时处于适宜的庇护之下。罗斯福还引进了大量的工商业规则--兼并、资本市场和环保。以现在的眼光回望，这些正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东西。记住，很多美国人曾经强烈抵制创建联邦政府和美联储，认为它们会干预最基本的自由。时至今日，很多美国右翼人士仍将罗斯福新政视为对美国自由市场模式的违背，他们认为后一种模式才是美国应该坚持的，荣枯兴衰是自然规律，政府不应该干预。
罗斯福当政期间，工会队伍壮大。1930年，美国非农就业者中10%加入了工会，到1945年上升至33%。随后二战爆发，政府实施长期的工资管制--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增幅超过他们的老板。这些情况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一个高中学历的男性工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实际工资与今天的一样。6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延续并巩固了新政纲领。这些政策强化了社会保障和福利，使政府加大对贫困群体的关爱和对商业的监管力度，并通过增加税收实现上述目的。这是20世纪美国的黄金年代。经过20年代和30年代痛楚的两极分化时代，美国的大同时代出现了。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对社会福利的重要性、税收的再分配作用以及新政的其他方面都达成了共识。然而，到了80年代，新政保护之下的法律和政策架构开始动摇甚至破碎。70年代，由财政保守主义者、福音派基督徒、外交社会政策的新保守派、商业精英和南方白人组成的一群人掌控了共和党，进而掌控了美国政府。在此之前，共和党还是相当的自由派，或者说非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期1969～1974年）竞选时像个保守主义者，上任后却宣布增税，引进环保法规，尝试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所有这些作为都会被今天保守派政治人物视为“自由派”而不屑一顾。8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终于发现了其价值观的推行者--颇有人缘的里根（任期1981～1989年）。里根政府宣布减税，尤其是为高收入者减税，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削弱工会的力量。这是真正的保守派纲领。经过老布什（他提高了税率）和克林顿（他终归未能纠正多少里根的作为）时期的短暂调整停顿后，小布什上台，继续为富人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无视环境问题，彻头彻尾地像一个激进保护主义者那样行事，尤其是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方面。
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策所赐，今日美国的收入平等状况要逊色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克鲁格曼认为，保守主义所实现的，是收入分配方式的相对永久的改变。收入差距因而拉大。大公司的CEO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大幅提高了自己的收入。70年代美国CEO的平均年薪为120万美元，是工人平均年薪的40倍；而现在，前者为900万美元，与后者的差距扩大到370倍。
而且，由于税收规则的变化，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也加大了。从表11.1中各历史时期联邦平均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看出，小布什时期以来，富人得以将更多财富留在手中，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1994年克林顿主政时收入最高的1%群体适用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35.8%，到2004年小布什减税之后，这一税率降为31.1%（当然还有州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小布什还成功地降低了房地产税，即不动产的遗产继承人缴纳的一种税。这也是当今美国面临的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此举造成财富于几代人间聚集在富裕阶层，从而维持着不平等局面。这意味着富爸爸的孩子比穷爸爸的孩子更有可能干得好，相当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大。
收入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税率水平上，也渗透进文化中。以上我们了解到的资本家得到更多收入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以多种方式衡量，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你的孩子强过你的可能性）低于欧洲。在美国，孩子能否进一所好学校更多地取决于家长的财力和教育背景。孩子未来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社会流动性--让一个贫困家庭里出来的黑人成为总统的魔力，也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发动机之一--正面临威胁。
克鲁格曼教授和奥巴马总统为什么想实现全民医保？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大不是由技术革新、移民或者与中国或随便哪个国家的贸易造成的，主要是由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促成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欧洲也一样和中国开展贸易，也发生了深刻的技术革新，却没有出现美国那样迅速拉大的收入失衡。
克鲁格曼的对策是恢复罗斯福新政的一些重要元素。在他的规划中，医疗是中心，因为他相信医疗保障能够对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带来直接和重要的改善，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者。
构建医疗体系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想必中国的领导人在这几年重建医疗体系的辛碌中对此深有体会。这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医疗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及克鲁格曼给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怎样的改进建议。想必这是中国感兴趣的，因为中国的医疗体系面临的一些问题与之有着惊人相似。比如，看病都很贵，低收入者求医都很难，体系改革均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
美国纳税人只有到65岁以后，才能进入医疗补助（Medicaid）项目，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另一项政府项目医疗保险（Medicare）则只惠及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其他人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或参加雇主医保计划，那些没工作或没钱购买保险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因此，那些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很可能过着不够健康的生活（健康是与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要向私人医保机构缴纳较高的保费。
紧急情况下，医院有义务对每一个人实施救护和治疗，但仅限于紧急情况，在美国一些城市，流传着医院付钱给救护车，让他们不要把没钱治病的病人拉到医院的骇人传闻。一旦不幸发生疾病，无医保者必须支付一大笔钱。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失业是巨大的麻烦的原因--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医保，而且可能丢掉了整个家庭的保障。并且，由于相关费用上升，雇主也在不断压缩雇员的医疗保险支出。1950年医疗保健支出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2%，到2005年上升为16%。这意味着，即使你有工作，也未必能享受医疗保障。
缺乏普遍覆盖的医保，使得美国在富裕国家中显得十分另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政府以税收或保险承担大部分的医保费用。具体提供医疗服务的既有公立医疗机构也有私人机构。也有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做法，即政府既以税收支付医保，也提供医疗服务。采用后一种模式最典型的是英国，被称为“全国健康服务”（ National Heath Service，以下简称NHS）。身为一名英国人，我可以走进任何一家诊所或者医院享受免费诊疗。全国范围内NHS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差距很大，存在多种不同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就医（住院）等候时间过长广受诟病。自1997年以来，工党政府加大了对NHS的资金投入，大幅提高医护人员薪酬，但很多人觉得医疗服务质量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明显改善。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在医疗保险税之外仍然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这样在发生疾病的时候，通常可以得到比NHS系统快得多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