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经济学家吃错了药？竟然说进口很重要？嗯，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进口很多，说明你更有可能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假设你的国家资本相对稀缺，你从其他擅长生产某一设备的国家进口一台设备需要5美元，自己建厂生产这种设备则每一台需要花费10美元。如果选择进口，那么可将省下来的5美元用于投资你做起来更有效率的行业。然后，通过出口所生产的产品，赚回利润，再投资于你比贸易伙伴更擅长的行业。这就是比较优势的魔力所在，也是出口并不总是像你预想的那么好的原因。
这一认识抨击了树立贸易壁垒阻碍进口的做法。我们的经济学家朗声断言，进口是个好东西。对进口征税只会令自身经济的成本上升。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大师说贸易战争从来都没有任何意义，等同于向自己的港口投掷石头，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通常的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当然，这一观点也有批评者，我们在第三章见到的批评者之一丹尼·罗德里克，传统贸易理论的最聪明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发挥比较优势对于国家的发展是不够的--应该做的是创造比较优势。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即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开展贸易。他们相信，从中国进口东西对美国经济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们需要对将过分地鼓励出口当作一项经济政策的做法保持谨慎。一些政治人物也宣称，贸易能够创造更多就业。这一说法并没有很多证据。大多数研究似乎表明，贸易能够为经济中某些领域创造就业，同时也毁掉了另一些行业的就业。比如在上述美国对华贸易的例子中，可能创造出了航空业的就业，但减少了汽车制造业的就业。大多数经济数据认为，最终的净效益可能接近于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贸易的另外一个冲击体现在工资方面。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也有分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中国等国家开展贸易对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的拉低幅度大于对高端??动力的拉低幅度。部分经济学家不同意这一结论，认为其他因素，如教育背景、技术、税收政策在决定工资趋势方面比贸易因素重要得多。现在，我们进入这一争辩中，看看谁对谁错。
贸易是否拖累了部分工人的工资？
问题是，贸易如何对工资产生影响？由于搬迁到中国，原本在美国本土的企业关门，企业集体失业的新闻夺人眼球，但毕竟很久才可能发生一回。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就业者的工资是否具有更普遍、更不易被察觉的影响呢？
简单地说，中国一加入全球制造业经济，就使得全球劳动力市场上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低端劳动力。生产线上的男男女女一下子多了起来，他们在流水线上粘粘贴贴、涂涂拧拧。由于新增了大量低端劳动力，从理论上说，应该拉低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这类劳动力的价格。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人更加富裕，他们从美国进口飞机、精密仪器和软件。因此，在美国和其他制造业发达的地方，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种对高技术人才的新增需求推高了高端劳动力的价格。
因此，简单地说，当美国与中国开展贸易，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美国高端劳动力来说应该是下降的。而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可能恰恰相反：低端劳动力（他们的产出突然之间得到了大量有钱的消费者）的工资水平相对于高端劳动力上升。记住，这里我们说的是相对工资，而不是绝对工资。随着经济大势起起落落，工资水平自然有涨有跌。从长期来看，假定劳动生产率按照一定的速度提高，工资水平应该普遍提高。理论上说，只要劳动生产率有增长，不论贸易状况怎么样，包括低端劳动力在内所有工资水平都将提高。当一个国家同中国或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不一定会带来低端劳动力实际工资的降低。这里我们考虑的是低端和高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自然也直接关系到收入差距。与中国的贸易会拉大美国的收入差距吗？
这种由贸易导致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大大慢于高端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的效应，被经济学家称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Effect)。我们需要解释这一理论成立的一个假设，即何谓高端劳动力？一个高端劳动力等于一个低端劳动力加上资本吗？实际上，低端劳动力提高技术的唯一手段是通过教育和技术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而教育需要资源。一般说来，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更有机会使更多人接受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这就是美国和英国高端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多的原因。人力资本是资本，当这些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发挥比较优势是明智的。
最初同外部世界开展贸易时，中国只能生产非常简单的服装和塑料玩具。这类制造业需要大量低端劳动力，只需少量资本购买非常简单的工具即可，出口这类商品显然十分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企业主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工人的薪酬得以增加，尽管工作十分辛苦，很多工作场所的劳动保护状况依然堪忧。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有了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商人们开始有机会用更多资本购置更多机器设备，他们开始有了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想法。大量人手是仍然需要的（想想电脑装配线），但也需要大量资本。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是资本获得了很多补贴。换句话说，便宜的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相对成本在下降。
最终，丰厚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成本开始上升。这种情况发生在2003/2004年，广东和国内其他出口地区的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随着工资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政府提高劳动者社保待遇的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社保缴费等也推高了实际工资。所有这些导致一些地方劳动力成本几乎上升到与资金成本相等的水平。这是深圳等地一些企业宁愿花大价钱投资昂贵的设备，节省上千甚至更多劳动力的原因。2007年我在深圳出口企业调研时，那里的企业主不无得意地向我展示新买的能干几百个人的活儿的设备。他们觉得，由于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不止薪酬，还有2003年以来工人跳槽增多导致的管理成本上升，还是投资资本密集型的设备更划算。这是个巨大的转变，它提醒人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活动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但是，也许中国仍然处于这一转变的最初阶段。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中国仍然有大量人口，今天，劳动力的相对数量仍然超过资本。很多遵循这一事实发展的企业仍会成功，即使它们不高调，不着意吸引媒体眼球。2008年在温州，一个生产打火机的企业老总骄傲地告诉我，他以生产打火机为荣，压根儿没想过什么“升级”。为什么要改变呢--他的厂子里那么多人为他干活，放眼世界，谁与争锋？他对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税费等政策工具推动产业升级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增加更多资本积累。实际工资的绝对额将会上升，原因是人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在不断增加，因此生产能力也相应提高。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的企业数目会增多，中国将出口更多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总的来说，这是好事。我们不应对制造业转移到印度、越南或者非洲感到担心。或者说，我们不应担心适当的时候制造业发生的地域转移。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那一天，意味着中国可以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本和劳动力，生产活动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说存在什么危险的话，或者说在全球经济爆发危机之前存在危险的话，那就是决策者鼓励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的愿望和行动太过迫切。这种激励可通过减税等方式进行。产业升级看起来很美，人们都喜欢“高科技”，但一个大问题是，过快追求产业升级会抑制就业岗位的产生。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的重要资源--劳动力的浪费，而且冒着造成结构性失业的风险。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产业升级推进过快呢？需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对促进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型的一部分激励措施进行反思，并将目光放回到创造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无疑，成功把握这一过程的节奏是非常困难的。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美国和欧洲，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对这些万里之外地方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
一个贸易难题
现在想来或许会觉得奇怪，但在20年前，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为什么美国的工资水平没有受到二战以后贸易大幅扩张的影响。克鲁格曼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他以优雅清新的笔触阐释了为什么一般贸易理论不能正确解释当时发生的事。他解释说，“产业内”贸易是关键，也就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贸易。
直到20世纪80年代，产业内贸易在美国贸易中占据主流，因为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大多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企业间的贸易基本在产业内进行，彼此相互买卖配件和原材料，这就是产业内贸易。当某美国企业与某欧洲企业开展贸易时，它们贸易的产品通常出自同一行业。这一贸易并不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因为欧洲和美国多多少少具有相当的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出于其他原因。
它们之间仍然进行大量贸易的原因在于，两地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同--出于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专长，不同的文化结构。背后的原因之一是规模经济。一旦某一对外贸易活跃的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它将比其他地域的条件与其相当但缺乏经济规模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位于其他地域的类似企业可能不仅输在国外市场上，同时也输在国内，意味着等待它们的只能是倒闭。也就是说，二战以后，贸易不再由比较贸易理论驱动。
克鲁格曼创建了一个模型，显示当产业内贸易在整体贸易中占据主导时，收入再分配受限。换言之，低端劳动力的工资相对高端劳动力不再下降。事实上，克鲁格曼发现，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贸易双方的劳动力都能获得较高工资，没有哪一方的工资相对哪一方下降。大家都从贸易中受益。
克鲁格曼相信，近30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极大增加--2006年美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超过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占美国GDP的比重自1989年以来增长了一倍。图11.3显示了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比重（目前是45%，较前几年大幅提高），图11.4显示了中国对美进口占美国GDP的比重（目前为2%以上，1993年仅为0.3%）。尽管实际规模仍然不大，但不可忽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给其他国家制造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同样也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
所以，产业内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降低，同时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额扩大，传统贸易理论就应该能发挥作用了，美国低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会相应下降。
然而，这样简单的推论是有问题的。看看美国从中国手中实际买了什么，你会惊奇地见到高科技产品，大部分是电脑、Ipod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在这里请记住丹尼·罗德里克的发现--中国出口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相类似。当然，中国出口中还有大量的服装、玩具和简单的塑料制品，但是，外部世界对华进口的平均附加值相对提高了。这是传统贸易理论未曾预言的。中国本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又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当中国显然不再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始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时候，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怎么还在下降？
克鲁格曼透过对相关产业内部的透视，解决了这一明显的矛盾之处。他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认为中国可能在这一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供应链中处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小环境中。这一行业的企业在最后的装配中使用中国劳动力，将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工作留给上游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或美国。他指出，例如半导体行业中，晶圆（指硅半导体积体电路制作所用的硅晶片）生产厂家基本上仍然位于发达国家，而更为劳动密集型的、处于产业链下游的芯片生产则在中国等地完成。电视、Ipod等行业也莫不如此。其结果是，鉴于中国在很多行业的产业链中所做的只是提供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便宜的装配地点，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对于美欧劳动力的工资应该没有产生大的冲击。
但是，由于中国同时也在开发中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如汽车配件），这会影响到美国的工资吗？
细看美国工资
这里我们请出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他对美国工资数据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观察。他发现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指经过物价因素调整之后的工资水平）自2000年以来根本没有增长。2000～2006年间，美国私人部门实际工资增速只有2.1%。对蓝领工人来说，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常缓慢的工资增速的延续。相形之下，对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个新现象--1980～2000年间他们的实际工资获得较快增长。与此同时，部分劳动力，即收入最高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增长也更快。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根据同样的数据判断，几乎所有劳动力的生产率都在提高。理论上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力应得到更多的工资。因此，有一些事情不是简单相加那么简单。生产率普遍提升，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工资增长？该谴责中国吗？
劳伦斯没看出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但在此期间，美中贸易增长非常缓慢，双边贸易规模仍然很小。劳伦斯等人反复咀嚼数据，发现这10年美国收入差距拉大另有原因：技术创新。换而言之，那些懂得操作机器设备，尤其是会操作电脑，以及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比如医生、律师、会计师或者经济学家），其收入高过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这是IT革命发生以来美国的结构性变化驱动的。劳伦斯等人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收入失衡扩大中仅有10%～20%是由贸易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