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没有诉讼经历的读者，还可以有一个参考指标，即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这一调查覆盖全世界181个国家（地区），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不发达经济体，围绕企业经营的多个方面提出问题，根据工商业人士的打分对各国营商环境做出排名。最近一次调查在2007～2008年完成。问题涉及财产权，同时也涉及与工商业有关的其他制度问题。这一调查的目的是获得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感受，而不仅仅是看正式规则如何如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制度是我们与现实发生的联系，而不是抽象的或不具强制性的规定）。有一类问题专门问修建一个仓库需要几道程序；还有一类问题涉及获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某些方面中国的得分高于平均值（我们将其列示在图8.1中）。中国在合同执行方面排名世界第18位，物权登记方面的手续也非常容易。图8.2显示了中国得分不高的一些领域。在获得建筑许可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手续最为繁冗的地方之一。开办企业也不是很容易，税负也相对较高（此次调研是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后进行的）。
中国营商环境的总排名为第83位，稍高于平均数。看看左右，是一些不太熟悉的邻居。肯尼亚的整体营商环境排在中国前面，同样排在中国前面的还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波兰。在亚洲经济体中，中国内地被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高品质的营商环境远远甩在后面（这两个经济体都位居前五），韩国居第25位。这几个经济体的排名没有带来多大意外。但是，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也排在中国前面。泰国（第13位）、马来西亚（第20位）的营商环境较为稳定。越南（第94位）排在中国之后。亚洲的另外两个巨人，印度（第124位）和印尼（第129位），落在中国后面，这算得上些许安慰。
我们可以再深入地看看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物权登记手续简便、费用低廉是构成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之一，原因很简单，财产登记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在一些非洲国家，物权转移的登记手续需要90天时间，需要的费用大约为物权价值的10%，尽管如此，所有权登记还总是混乱不堪，无法给所有者以保护。在这样的环境下，富人和有政治背景的人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普通企业主和中等收入家庭则不能。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做得不错。平均花费29天登记物权转移，费用为物权价值的3.2%。这给予中国在物权登记方面全世界第30位的排名。
当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企业，他们的财产权需要得到保护。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如何？世界银行课题组的调研人员跟踪了一家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受控股股东欺骗后申请保护的程序。该控股股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该上市公司卖给其所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换句话说，他在窃取财产）。发现结果并不令人乐观。中国的商业制度在要求提交交易所需的完整文件方面做得非常周到，却不能很好地确保这类实质上有问题的交易被认定为无效，也不能确保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为该非法交易承担责任。在这一方面中国基本上没有得分。世界银行调研人员还了解了对有罪一方提起民事诉讼，以使其他股东获得赔偿的难易程度。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好。不管怎么说，2007～2008年中国在全球181个经济体的投资者保护指数排名中名列第88位，不太理想。投资中国股市的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冒风险的企业经营。显然，这是正式规则与实际照以行事的不成文规定之间存在距离的一个实例。遗憾的是，在中国股市中，这两者之间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完美无缺--美国安然的造假、意大利帕玛拉特的财务欺诈、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不负责任”的收购，表明美国和欧洲的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未来几年必须经过显著的制度改革。但是美欧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的不同。世界银行的调研暗示美欧的营商环境平均说来能够更好地避免和处理一般的想钻空子的交易。
更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平均水平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还能增长这么快呢？我想答案在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尤其在产权保护方面。过去30年来，厂房、房屋甚至土地的所有权更加清晰，也更加有保障，尽管离完美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拥有数量巨大且吃苦耐劳的劳动力群体，与中国的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地缘的接近（带来技术和投资），加上全球经济的开放，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作用。重组的制度改进使得这些根本性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得以释放。
但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显露出消极的一面。制度建设仍在途中，被释放的强劲有力的增长动力或许胜过了所有仍然存在的制度问题。但是，现在仍然有足够的增长动力吗？假如今天的增长动力只是最初的改革步骤产生的结果，那么，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我的很多中国朋友相信，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特殊利益集团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制度改革，否则将难免发生严重的危机，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经济发展逐步老化僵化。随着2008年底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仿佛一夜之间，几个咆哮的增长引擎突然安静下来，人们开始追问，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基点在哪里。
由此将我们引向本专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的制度能有多大的改变空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阿西莫格鲁看来，制度环境基本上不会改变--社会建立的时候制度就被创立。但我认为，有理由怀疑阿西莫格鲁的悲观是否适用于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没有了皇室家族滥用权力的担忧，而且，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沧桑巨变。尽管很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继承了很多历史遗产的环境里，但现在怎么样，制度在不断发生变化，还是陷在了哪一步？如果在哪儿被卡壳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仍然借助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调查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下面列出从2004～2008年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结果有喜有忧：
·开办企业所需的日期从48天下降到40天，相关行政费用减少了一半，最低注册资本也明显降低。这是很大的进步。
·申请建筑许可的成本有所降低，但审批仍需336天。时间仍然很长，但比俄罗斯快，那里需要704天。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难度加大。劳动法律历来十分复杂。我们完全赞同有必要保护工人利益，但新《劳动合同法》的部分条款似乎走得有点远。
·物权登记的成本也略有降低，从物权价值的3.6%降低到3.2%。便宜了当然更好。
·银行潜在客户的信用信息更容易查找，理论上应该使得银行可以多向小企业放贷，但实际发生得并不多，银行仍然需要抵押，或者更愿意向大型国企放贷。
·企业缴纳税款的种类和程序也有所简化。目前，大部分企业只需缴纳5种税，大大低于2004年该调查开始时的35种。计算应纳税额所需的时间也有所下降，但一年中有504个小时用于清算税款，仍然十分繁重。与2007年所需的972个小时相比进步不是很大。
·货物进出口所需的行政费用略有提高，在港口发生的费用也有所上升。
·企业破产时，股东本金回收率略有上升，从1美元本金收回32美分上升到35美分。但还是不够高，股东本金回收率最高的经济体在90美元以上。
世界银行未列出调查开展初期的整体排名，在有综合排名的最近两年中，中国的营商环境获得了改善，世界综合排名从第90位上升到第83位。不错但还不够理想，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仍然十分普通，这也预示着仍需很多努力。
那么需要做什么？理论上说，需要简化已有商业规则，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加强对既有规则的日常强制执行。说来容易，难在落实。
以下提出三点想法，希望对于改进中国营商环境具有操作性：
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改善营商环境”委员会，并纳入部分成功的私营企业。委员会要有明确的任命以协调监管工商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行为，简化所有影响企业的规则。这实现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如果认真去做，将给商业和整体经济以巨大的供应面提振。降低营商成本意味着更多就业。这样一个委员会能够顺滑多头审批程序，简化与投资有关的复杂监管程序，简化资金出入境手续，顺畅管理工作。委员会的管理者和企业之间可以坦率地谈论遇到的问题。委员会的目标应该是减少或简化成千上万条法律法规。
在全国推广之前，对政府推出的所有重要的政策建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意味着由某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对所有需要使用公共资金的新政策作出评估，这一评估可在政策实施之前进行，或者在地方试点后进行。这一机构不同于国家审计署，它应该是独立的，它的任务是评估任何政府项目的资金价值。评估可以采用现代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可以评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对城镇消费者发放补贴、农村医疗保险以及新社保制度等。委员会的作用应该十分明确--像审计工作者一样，应该被赋予查弊纠错、制止浪费的权力。同样，重心在于确保，当政府进行市场干预时，产出要大于投入。这样的改革应能有助于降低无效甚至浪费的政府干预。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得到改进，包括司法仲裁程序制度的改进，以确保将地方对商业监管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程度。可以开通全国性热线通报弊案的查处情况，扩大中央反腐部门的规模，明确其职责，等等。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本章，那就是制度很难被改革，如果你不用上全部的气力，它们就不会被改变。
第九、拯救中国？2009～2010年财政刺激计划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真有意思。全球经济刚刚经受了记忆中最为猛烈的一次冲击。2008年下半年，G3经济体工业活动的下滑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更为急剧。全球股市暴跌，截至2009年11月本书完稿时，金融危机已经结束，美国和欧盟经济体也出现复苏的“绿芽”，但全球经济能否尽快恢复正常仍不明朗。无疑市场情绪开始转好，金融市场承受的重压（和市场恐慌）也大大缓解，但仍有许多问题令人担心。美国的银行体系仍面临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巨额信用卡债务的风险。面对东欧和部分西欧经济体遭受的猛烈冲击，欧洲银行业仍然非常脆弱，但与美国银行业不同的是，它们不必一定确认坏账或注入资本金。在亚洲，部分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担心，即便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2010年到2011年能否看到G3经济体消费显著回暖。我也有几分怀疑。如果看不到G3经济体的好转迹象，数以万计的亚洲出口企业无疑将处境艰难。就算企业可以苦撑数月没有订单的日子，但半年之后呢？恐怕有难以为继之虞。
面对海外需求史无前例的暴跌，2008年10月北京决定启动一项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本章中，我将谈谈与此次财政刺激计划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现预算赤字的情况下，我们想知道中国的财政状况是否健康。数据表明，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尚属不错，不过仍存在较大规模的非正式债务。
·中国财政刺激计划的基本构成。经济刺激几乎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已有项目追加投资的计划可以迅速展开，2009年下半年新开工项目启动。不过，由于许多项目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所以很难准确把握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和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地方政府如何为刺激计划筹资。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由国有基建公司使用土地和银行贷款融资运作。只有少部分资金（约20%）来自财政预算。我在下文中也提到地方政府如何为手中的投资项目筹集资金。
·最后我们来分析经济刺激计划在中期内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些是积极的，包括更加完善的铁路系统、城市地铁系统以及其他有助于未来经济发展的公共项目。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财政刺激计划也是有代价的。由于融资压力大都落在银行而非财政身上，所以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面临恶化风险，银行不良贷款可能出现新一轮高潮，同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会扩大。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都表明，债务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再与其他问题搅和在一起，将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中国的债务问题或许尚在可控范围内，当然我希望如此，但目前扩大的债务多为隐性债务，这一点不容乐观。
本章不太涉及国际上经济学家的研究，着重探讨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的具体操作，尤其是融资方式，其中也提及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财政状况是否健康？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中国的财政状况看起来十分健康。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税收征管方式的改进，以及20世纪90年代税收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2003～2008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强劲增长。2008年，财政预算收入总额达5.9万亿元，约占同期GDP的19%。加上社保收入，财政总收入占到GDP的24%，已接近发达国家税收水平。OECD经济体平均税收收入约占GDP的36%，美国约为27%。从图9.1中可看出，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税基相对较大。而图9.2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2008～2009年之前，财政支出也保持强劲增长，但其增速一直低于财政收入（图9.3）。在这种情况下，多年的财政赤字局面被打破，2007年中央财政首现盈余，占GDP的0.7%。不过据我估算，2007年的实际财政盈余接近GDP的1.5%，其中包括社保账户的收支余额。按照国际惯例，计算财政收支时应包含社保账户的收支情况，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预算收支数据，区别于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从近年的数据可见，非官方的预算收支数据要显著高于官方的财政收支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