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找到问题的根本，阿西莫格鲁深入历史，对非洲、拉美和其他“新世界”的欧洲早期移民进行了研究。这一角度的确非常巧妙。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的尝试。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做研究，原料是什么，用量多少，实验条件都尽在掌握，可以反复实验，改变用量，改变实验条件，记录下每次实验的结果。通过这种行为，人类获得了对世界的精确认识。相形之下，经济学家要研究的是真实生活，而且往往是乱如麻的真实生活。更不能把活人拿来反复做实验--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千人千面，禀赋各异，观点、经历和关系也林林总总、错综复杂。因此，经济学家很难声称X导致了Y，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因素M、I、T没有起作用。从历史中找答案是很巧妙的方法。从某些方面看，过去发生的事实最接近于经济学家希望看到的自然的实验。当时现代社会尚未出现，欧洲早期移民到达的大多数地方没有制度。因此，看这些地方制度的演进就像在皮氏培养皿里观察制度的生长。阿西莫格鲁认为我们可以找出是哪些力量推动了制度的演进，以及这些制度起什么作用。阿西莫格鲁最令人惊异的一点发现是，一地在殖民地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至今仍对该地发挥影响力。
他观察了欧洲早期移民到达71个地方（后来均成为独立国家）后发生的事情。他的第一个发现是，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与今天的“坏”制度，即财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有着很强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阿西莫格鲁的解释很有趣，大致是这样：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高，导致前往那个国家的新移民减少。留在该国的为数不多的新移民希望确保他们仍然掌握领导地位，比当地人生活得更富裕，因此他们要确保法律和法庭一直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换言之，他们要确保社会的运行建立在人所控制的法律基础之上，而不是法治。因此，真实的财产权利并未得到恰当的保护。阿西莫格鲁还发现，新移民抵达时当地人口密度也很重要。当地人口越多，越集中，那里的制度就会越坏。同样，这也是由于人数较少的欧洲早期移民希望确保将所有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操纵法律是保存自己的财富及窃取他人财富的最有保障的手段。
相反，在那些早期移民身体状况良好，大批移民随后跟至的地方，比较好的制度建立起来。当地人口少并且分散的情况，更有利于较好的制度的建立，原因是能够被剥削的人口数量少。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发展起了相当好的制度，并延续至今。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令人惊讶的是，阿西莫格鲁的模型同样适用于非洲和拉美。在秘鲁，因黄热病减少了人口的西班牙早期移民遇到的是富裕的城市化的印加人，他们开始了对后者的持续掠夺，这意味着好的制度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社会动荡、收入失衡、经济低增长，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依旧存在。非洲也有很多同样的故事，但也有显著的例外。比如，博茨瓦纳的情况就远远好于很多非洲国家。来到博茨瓦纳的大量早期移民保持了健康的身体状况，建立起与故乡相似的制度，这个国家走向了富裕。事实上，这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不错，它是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和中国经济增速媲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又比如刚果，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遭到人数不多的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移民的开发，甚至始终未能成立一个政府，至今仍灾害连绵。
有趣的是，阿西莫格鲁没有发现移民来自哪个国家跟制度好坏有关系的证据（所以英国???要抛开英国人是“好”殖民者，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是“坏”殖民者的观念。这些观念几乎伴随着每个英国人长大。当然由于火烧圆明园、鸦片战争等惨痛史实，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很难认同英国殖民者有什么高明之处）。他也没有发现宗教、地理或自然资源起到了任何作用。这就是关于制度的全部，几百年前的制度似乎全部关乎疾病和人口。
这不是白白流逝的历史，彼时发生的事情关系到今天。阿西莫格鲁发现，今天的人均GDP与16世纪和17世纪时新移民的死亡率和人口密度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暗示当今第三世界的很多问题可以“归咎于”殖民统治，但不同于我们平常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说，并不是殖民统治本身造成了今天的问题（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仍然这样认为），问题是由早期移民到来之后发生的事情造成的。
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同事发现，拥有坏制度的国家更易发生高通胀、汇率高估和长时期的缓慢增长。对于这些问题，与制度的作用相比较，今天的经济政策（除汇率政策外）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实际原因是软弱的制度意味着精英集团能够也需要控制资源，这往往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通常还会伴随政治危机。那些不占有资源、不受法治保护的群体有时候会发怒。想到今天那些失败的经济体是由于可怕的制度而导致经济失败，真是让人悲观。如果殖民的历史处处限囿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新政府、一套新政策或者很多外国援助又能给一个经济失败的国家带来多少好处呢？
但是，民主就一定管用吗？很多人相信，随着一个国家逐渐富裕，就会自然转变为民主政治，这里所说的民主就是多党制民主竞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由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
对于这一理论的分歧很大。有人发现，人均GDP达到特定水平后（5 000美元是常见标准），向多党制民主转型的社会更有可能保持这种状态。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某一标准，往往会滑向独裁统治，或被军队接管。近年，这一理论又被赋予新的含义。《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华盛顿外交政策评论家认为，试图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够理想、民主制度（新闻舆论自由，公民结社自由等）不够普及的国家创造出民主，往往会以失败告终。扎卡里亚相信“不自由的”民主的结果会是这样：有选举制，但铁腕统治者似乎从不会输掉选举；媒体受到审查；NGO数量很少。因此他建议，推进民主的更佳时机是等到经济成熟、社会繁荣之时。他的著作是对布什政府试图在阿拉伯世界推动自由民主的做法作出的回应。现在对伊拉克脆弱的民主制度能否坚持下去下定论仍显太早--从最初的情况看并不怎么样。但是很难说扎卡里亚的观点是否正确，或者布什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是否就意味着某些事情只在理论上可行--推翻专制政权、以武力建立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具体到伊拉克这个特例却行不通。
阿西莫格鲁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一般来说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出现的确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但是，当他观察到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消失了。换句话说，他相信这一时期的历史非常有说服力。在制度糟糕的国家，精英阶层能够控制整个社会，阻止社会向民主方向的任何迈进，同时也制约着经济增长。坏的制度使得掌握权力的阶层能够阻止好的制度的形成。相形之下，在那些能够保护财产权利的社会里，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制度更适于培育民主。简单地说，要么是个良性循环，要么是个恶性循环，二者之中必居其一。对很多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让人郁闷的诊断。
因此，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有可能演变为民主制。更容易成为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收入不平等程度低；社会精英持有的财产不容易被剥夺；整个社会城市化。这是因为：（1）收入失衡程度越低，转向民主政治后精英从财富再分配中不得不失去的财富越少；（2）如果精英能够保护自身的财富，将更愿意实行民主政治；（3）如果民众集中在城市，比较容易被组织起来。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财富的分配不均衡，人口基本城市化，财富是石油，如果将几家石油企业国有化，很容易控制财富。因此，富有的精英阶层不太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这些因素，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入政权的威胁，沙特阿拉伯转向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被降低。相比之下，譬如韩国等国家，过去20年里从一党制或军队统治下的国家转变为正常运转的民主社会。韩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相当均衡，社会比较富裕，财富来自工商业，不易被剥夺。这意味着精英不会誓死顽抗民主力量，尽管韩国的城市化到20世纪90年代才基本完成。
制度演进的中国样本
现在我们再回到中国，看看与这一宏大的历史理论怎样切合？中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但与一般的殖民地不同。19世纪，中国北方的一部分国土被日本殖民统治，东部沿海被很多西方国家借助所谓的通商口岸实行殖民统治。当然，殖民者进入的这个国家并非像他们在非洲和拉美进入的很多国家那样，是没有任何制度的国家。相反，中国早已有统治阶层，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和执行这些制度的规则共同组成了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已有千百年历史，远比那些殖民国家久远和古老。因此，殖民者只对他们所控制的港口等地域内的制度施加了影响，或者制定了一些制度，如优惠税收制度以及他们所控制地域的司法制度等（香港是个最大的例子）。但范围有限，而且在这些地方，地方性制度与全国性制度并存，包括皇帝—官僚政治制度、一整套土地所有权契约、全国性的税收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19世纪伴随清王朝的衰落，这些本土的制度也疲弱不堪，但仍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殖民者到中国后，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们的制度也从未在中国生根发芽。
20世纪初，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摔成了碎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随后陷入了意识形态和制度方案相互冲突的两派力量之间的内战，中国的20世纪可被视为重建制度的漫长斗争史--驱逐殖民者，取代清王朝的僵化统治。其间经历了很多挫折，也多次走进死胡同。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立了中华民国，随后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以及后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多和平，腐败丛生，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取得多少成就。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殖民者被彻底驱逐出去，一个新的群体控制了中央政府并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新制度。这是对过去的根本性转变。事实上，革命或许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
当然，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与欧洲早期移民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但他们之间的确有一点重要的相似之处：共产党的领导层的确带来了一整套新制度。这些新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是欧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与以前的皇权专制制度、殖民地制度截然对立。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土地、工商业、房屋收归国有，取消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国家占有和分配资源。因此，唯一要紧的制度是那些决定价格制定和资源配置的制度。商业契约不再真正重要。
·一整套庞大复杂的规则被官僚机构开发出来，掌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从权力中央管理国家，需要很大很大的规则成本。同时，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也需要非常强势的最高领导层，他们具备随时改变游戏规则的权力。也就是说，法治服从于党和党的领导人，这意味着某些时候游戏规则的稳定性很低，无论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社会整体。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这一特点--没有规则的治理--对经济增长是无益的，也不能增进社会福祉。
·立法和执法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法院，陷入沉寂。游戏规则年年变，月月变。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计划经济，计划官员制定价格、分配资源。这种模式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在工业领域，但是同时，制度的缺失--尤其是约束权力的制度的缺失--造成了一些糟糕的政策的出台，而其后果则要由广大人民来承受。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部分内容关系到制度的重建，制定了长远的国家治理制度，逐步引进财产权利。制度逐渐成长起来，私人财产权利悄悄重现。70年代末，农民获得了对“他们的”土地的部分权利。80年代，私营企业主开始拥有生产资料，尽管法律的支撑还很脆弱。中央领导人开始公开会见私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释放出私营经济再一次在政治上被接受的清晰信号。城镇居民开始从国家手中长期承租住房，直到90年代末。2003年，农民在理论上获得了对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护。各个行业的立法纷纷出台，包括公司法、证券???、商业银行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等。私营企业获得了更大的成长空间。法院再次活跃起来调解各类纠纷。与六七十年代相比，一切仿佛梦幻。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取得巨大发展。但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制度仍有相当大的缺口，一些不当的制度仍然存在。在很多地方，农民对农田拥有的权利未受到正式的法律保护。每周都会爆出官员受贿改变游戏规则的消息。法院等执法机构有时候会屈从于一些因素。全国上下对于同样的法律和规定也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解读。看到这里，人们会问今天中国的制度到底怎么样？
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处于何种水平？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而且制度的弹性很大，全国人大是否应对通过的法律尽到监督的职责，法院能否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否做到公平。如果亲身卷入一场诉讼中，或许你对于中国的法治达到了何种程度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参差不齐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