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换个思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尔默（Calla Wiemer）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威尔默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了中国的储蓄数据，她认为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国经济自2002年以来高速增长。根据威尔默的模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上升0.45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增长越快，家庭收入就越多。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加上儒家思想的些许影响，大量额外收入被储蓄而没有支出。这在中国农村地区更为明显，那里的社会保障体系较城市更欠完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特别是资产所有者，不论这种资产是商业、房地产还是股票），并没有提高各层次群体的平均收入。这些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将额外收入储蓄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四套房子、两辆汽车，不会再热衷于多购买几瓶昂贵的洋酒。
其二，威尔默认为，赡养比率降低也是拉升储蓄的一个原因。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相较劳动力数量有所下降。经济学家将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称为赡养比率，因为儿童和老年人需要靠劳动力人口的收入来供养。老年人赡养比率等于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之比。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规观点是，劳动力人口的储蓄一般来说比非劳动力人口的储蓄多。在我们的一生中，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主要在消费，成年后随着收入增长储蓄增加，退休后将用掉一辈子的储蓄。这种个人的生命周期意味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使储蓄率水平随之改变。例如，一个社会中退休人口越来越多将使整体储蓄率降低，而如果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越来越多，储蓄率将上升（赡养比率下降）。未来数年内，中国将明显步入老龄化社会，则赡养比率将上升（如图7.5所示，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将需要供养更多非劳动力人口），而储蓄率将下降。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考虑到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赡养比率在2015年左右开始上升，威尔默预计，2020年以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将不会低于GDP的40%。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科斯·查门（Marcos Chamon）和艾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家庭储蓄行为。他们发现，1995～2005年间，家庭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7%上升到25%（图7.6）。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表明，不仅家庭储蓄的绝对额有所增加（由于家庭收入增加所致），家庭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也比10年前提高。也就是说，家庭储蓄行为改变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文曾提到，目前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多大差别。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占收入的30%，家庭储蓄率并不算高（但整体储蓄率达到GDP的50%则是世界最高纪录）。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家庭的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约为25%。在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印度，家庭储蓄率更高，约占收入的30%～35%。
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各年龄段人群的储蓄率均有提高。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假设和威尔默的模型，一般来说老年人储蓄不多，他们会将工作时积攒的储蓄逐渐用于年老时的消费支出。但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中国的老年人更愿意储蓄。他们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医疗问题。许多读者可能都会认同这一点。过去10年，随着政府投入减少，居民的医疗开支不断增加，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很大漏洞，还需较长时间完善医保体系，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消费，减少储蓄。在所有调查中，医疗都位列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之一。
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购房需求也是刺激储蓄增长的一个原因。他们发现，1995年，只有17%的城镇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86%。20世纪90年代末，公有住房以很低的价格被私有???，房屋出售价格仅约为市场价的20%，其中包含了公共财富向私人部门的潜在转移。而现在，年轻人需要按市场价购买私有住房，许多人还希望换置更大的房子。经济学家将其视为刺激储蓄的一大原因。简言之，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过去10年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关键性变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在起作用。
到这里，我们已经得到一些对高储蓄率的合理解释，包括经济增长、为医疗和住房存款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收入。收入是否也是导致储蓄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的，理由是中国家庭增加储蓄是由于他们得到的收入较总收入水平减少了。也就是说，家庭储蓄率提高是因为家庭总收入较整体经济规模有所减少。
让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在发达经济体，年收入中劳动力收入所占比重较稳定（约为总收入的56%），不过近期美国劳动力收入水平受到一定冲击（见第十一章）。劳动力收入包括每个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农民耕作获得的收入。与此相比，如图7.7所示，中国经济中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明显出现大幅下滑。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从1996年的69%降至2004年的58%，2005年略有回升。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家庭收入越来越少。一些经济学家从2005年后的其他数据中还发现这一趋势似乎愈演愈烈。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则家庭储蓄率无疑会有所增加。
但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数据的片面性。因此，我认为图7.7可能夸大了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比率的下滑程度。这里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是统计范畴界定的问题。对家庭收入的界定曾发生很大改变，影响了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将单个法人所有的小型企业收入界定为个人收入。2004年开始，统计局将这类收入重新界定为企业收入。这一变化使得近几年家庭收入占比有所下滑。
第二个问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巨大转变。总体来说，这导致家庭收入上升，因为人们通常在农业以外的产业生产力更高。不过，虽然人们到工厂之后收入得到提高，但工业活动产生的新收入中劳动力收入的占比却比农业生产中要低。细想一下就能明白。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机械化程度仍不高，主要靠劳动力耕作。这意味着，劳动力应得到大部分收入。而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置设备和经营场所等，也就是说，企业的总投入中劳动力投入占比减少，因此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降低。因此，在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大部分新增收入将流向资本家。这是众多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经历的自然现象。
第三，统计数据可能没有体现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大规模增长，以及自2003年以来私营部门劳动力实际工资的提高。这是由于官方劳动力收入调查仅包含政府和国有企业员工，忽略了过去10年来受雇于私营制造业的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调查中没有体现2004～2008年间这部分劳动者实际工资的提高。这使得统计数据出现偏差，拉低了家庭收入，推高了家庭储蓄率（因为家庭在银行的存款金额很容易衡量），也导致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被严重低估，家庭收入的占比下滑。
那么，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可能有所下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自然结果（加之对劳动力数据的一些统计问题）。阻止这一趋势的最好方法是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在服务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将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家庭来提高家庭收入）并向私人投资开放服务业。减少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政策鼓励也会起到一定作用。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结果可能使家庭收入中更大一部分用于消费，减少储蓄。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还将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企业
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由家庭储蓄拉动，企业和政府储蓄也起到很大作用。具体这个作用有多大？图7.7显示，近年来企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利润一般体现出上升趋势，其增速可能超过工资增速。面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企业与家庭一样，选择增加储蓄。
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仍很难通过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所以需要借助自身的储蓄用于投资。同时，过去几年来，人人都在追求高增长模式，因此企业也有储蓄、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此外，与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同，国有企业几乎很少向其所有者--国家支付红利（下文将详述）。如果国有企业支付红利，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再分配至需要资金的家庭。但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通常为垄断利润）留存为自有储蓄。
2005年，企业储蓄约占GDP的20%，但其投资更多（图7.8）。企业的投资额怎么能够大于其储蓄呢？这是因为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借入家庭存入银行的储蓄。另外，企业还可以吸收股权投资（有时还吸收国外储蓄），一些幸运的大型国企还能从中央财政获得转移资金（政府自有储蓄外的资金，下文将详述）。
世界银行驻中国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对中国的高储蓄之谜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减少企业储蓄的好办法。高路易认为，由于缺乏红利分配制度且股权集中度较高，集中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得以留存很大一部分利润。2007年，中国政府针对大型国企试行了新的国有企业分红制度，规定国有企业按其税后收入的10%～15%向财政部上缴企业红利，财政部再将这些资金用于社会服务支出。
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变化，否则，国有企业会用这些资金继续投资，其中一些投资项目可能会白白浪费资金，而社会公众作为资金的最终拥有者（至少从理论上说）却得不到任何益处。将更多利润从企业的掌控中抽走，将对企业产生更多约束。但目前新的国企分红计划试行范围还很小，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我的一位朋友还提出一个好建议--可对分红比率最高的国有企业给予奖励，以鼓励国有企业的分红行为。鉴于每年的企业利润有波动性，可建立一个企业红利分配基金来熨平这种波动性。该基金可用高利润年份的收入抵补低利润年份的支出。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要保证这些资金不再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建项目已经够多了。这些资金可直接投入医疗（增大对医保体系的投入，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教育（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确保教师收入水平）以及低收入群体扶助计划（提高农民的基本失业补助）。当前，中央财政面临财政预算压力--2009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因此政府在增加公共支出方面十分谨慎。找到一个大规模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并将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将对经济产生显著的刺激效应。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国企抽取更多收入转移给家庭。这才是真正关注普通家庭的政策措施。
政府
政府也在储蓄，但储蓄规模较家庭和企业要小得多。如图7.4所示，政府“过剩”储蓄很少。也就是说，政府基本达到收支平衡，储蓄全部用于投资。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自2000年以来，政府获得的可支配收入约占GDP的20%，其中包括家庭和企业上交政府部门的税收。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统计数据存在低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和殷剑峰认为，自2001年以来，政府收入数据存在低估，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上报其全部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自2004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土地销售收入一路飙升，但数据并不透明，当地政府并不将此纳入预算，因此也不受地方人大的监督。这些资金被放置在预算外账户中。地方政府通常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保存其表外收入。我们估计这类银行账户在官方统计中均被归类为企业存款。这些资金如何处理也是个谜--看似大部分资金被注入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2008年，土地收入已被建议列入地方预算中，但这方面进展似乎并不大。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进行估算。
这还不是唯一需要担心的表外收入。铁道部和建设部等部门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账户（专项资金账户），这些账户是非公开的。地方政府销售汽车牌照的收入也趋向于进入预算外账户。尽管近年来各项收费已有所减少，但可能仍存在其他收入渠道。由于我们无法一一估算，这里仅将土地收入分列出来。
政府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支付工资、购买商品，剩下的部分被储蓄起来。政府可通过两种方式“投资”其储蓄。首先是资本转移，主要方式为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但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的国家支持逐渐消除，这类投资有所减少。其次是政府投资，该部分投资一直平稳增长，2005年达到9 500亿元，占GDP的5%（不包括土地销售）。政府投资（至少是体现在财政预算中的投资额）占2005年投资总额的13%，加上补贴（我们猜测这部分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投资）所占的3%，总计占比为16%。
在大多数年份，政府的消费、投资和补贴支出超过其收入，因此中央财政需要借入更多资金维持赤字运行。其筹资方式即发行国债。商业银行代表其储户（家庭和企业），成为国债的大买家，我们估计，政府筹得资金被放置在财政部在央行的账户中。中央财政每年的债券发行规模一般都超过其预算赤字。例如从2000年到2008年，官方预算赤字累计达1.6万亿元，而同期政府通过净债券发行增加借款3.5万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在大量囤积家庭储蓄，并将其存入财政部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每年前11个月，资金都会持续流入国库账户，而12月份，该账户中的部分资金会转移至地方政府，因此最好选取每年11月的统计金额进行比较。2005年11月，财政存款余额为1.1万亿元，占GDP的5.9%；2007年11月增至2.3万亿元，GDP占比为9.2%；2008年11月为2.7万亿元，GDP占比略降至8.8%。从表面上看，财政存款规模十分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