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推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银监会也积极参与到农村金融领域中来，于2005年底启动村镇银行改革。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要求较低，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300万元。作为基本上已对中国银行业实现了全面监管、深刻了解农村金融潜在问题的监管机构，银监会认识到它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因此，银监会只允许已经处于它监管之下的银行设立村镇银行，规定单一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率不得低于20%，希望商业银行能够方便地将自身已有体系和有经验的人手移入它们的小型村镇银行。但问题在于，大部分商业银行都不太具有面向农民的小额信贷经验，而且村镇银行实际开展业务时，目光更有可能瞄准中小企业，世界银行的林毅夫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2008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林毅夫认为村镇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会“侵蚀掉为农村的农户放贷的任何动机”。而且，这一规则也会阻止很多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因为它们担心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
村镇银行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可以吸收存款，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一家村镇银行都可以实现一定的规模（不像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因此扩张空间有限）。央行或银监会对村镇银行的贷款利率也没有限制。一个很大的劣势在于，目前村镇银行只能在其所在的村或乡镇开展金融服务。鉴于大多数村镇银行在这样一个小规模客户基础上很难盈利的事实，很多人希望这一地域限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放宽。赚钱是重要的，忽视这一点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外，未来在银监会确认村镇银行运行足够好之后，控股比率或许也应该放松，这样有利于私人资本进来。当然，这是长期的目标。
农民自帮自助
银监会2006年底到2007年所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创建农村资金互助社，将它置于法律架构之下，使之具备法人资格。在资金互助社模式下，一定数量以上、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以自有资金入股，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当然，在此次获得合法身份之前，这种社员间的私下借贷活动是比较普遍的。当前，大多数省份展开了试点工作，部分规模较大，已经正常运行的资金互助社正式注册为法人。据何广文的调研，大多数资金数额较小，但正在形成一定规模。一家位于吉林省的资金互助社规模已经达到850万元，入股社员人数达数百。其他互助社主要在村际扩大规模。
改进农村金融的几点建议
以下是我们在向很多专家请教后总结出的对农村金融政策下一步骤的三点建议。
第一，培养监管能力。目前，银行业监管机构，尤其是地方及其监管机构，在政策监管小额信贷机构方面的能力和经验都很欠缺。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否则会阻碍小额贷款公司转变成可以吸储的金融机构或者扩张。省、市和县一级监管干部需要接受培训，可以借鉴世界范围内一些机构多年来开展小额信贷的经验。关键是要确保社区“拥有”资金（并且不将其看作其他人的慈善资金），确保监管者和小额信贷从业者掌握信贷流程（不同于中国的传统银行业较为依赖贷款抵押的做法，小额信贷必须评估现金流），认识到贷款机构自由确定贷款利率的重要性（外面看来很高的利率或许只是反映了小额信贷的高风险，而且，如果小额信贷是农民获得融资的唯一方式，他们也愿意接受15%甚至20%的利率）。
第二，实行灵活监管。在一个新领域的开始阶段，进行试验（试点）是必要的，以找出哪些因素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同时，也要充分借鉴90年代农村小额信贷混乱的经验教训。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这一领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因此，要想农村小额信贷欣欣向荣，就要允许百花齐放，允许有差别。这也意味着地域限制、所有权限制、较高的资本金比率以及不得吸储的规定等，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放宽。监管者（经过足够培训）将乐于见到对各地遇到难题的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也愿意放手让一些地区的小额信贷机构去尝试哪种模式最有效果。当前存在的问题是，诸多限制制约着实质性进展的取得。很多参与小额信贷领域的慈善机构并不认为过去几年的监管动作事实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很多拥有在其他国家开展面向农民的小额信贷经验的慈善机构认为进展不够显著，那或许我们的政策确实存在问题。“这不是某个机构的失败，”一位小额信贷专家告诉我，“让各种小额信贷机构在一个监管框架内做它们想做的事，然后让更多小额信贷机构获得成长机会。”增加竞争意味着新的客户必须被发掘出来，他们可能就是很小的企业和更多农户。
第三，允许私人资本进来--要理解贷款机构能够盈利是这一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方式，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贷款。前面提到过，我在温州见到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制造业赚得大把资金，希望能有机会进入银行业。但是，我见到的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对当前的小额信贷监管环境感到满意。要开设村镇银行，必须找到一个银行做股东，但大多数在中国经营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不太情愿找合作伙伴。那些开立的村镇银行更希望找到具有中小企业贷款和小额信贷经验的合作者，而不是温州商人。开设小额贷款公司倒不必需要银行，但需要多个股东，且单个股东持股比率不超过20%，这意味着没有人能获得控股权--这是大多数温州商人最看重的目标。而且，小额贷款公司也不能吸储。
由央行起草并于2008年底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的《放贷人条例》，看来也没有令温州地下钱庄感受到更多兴奋。根据该条例，借贷利率不能超过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央行这一规定显然是旨在防止形成高利贷。但是，当前地下融资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短期借贷，本身就是很有风险的，现在的实际市场利率突破了4倍基准利率的上限。而且，该条例禁止放贷人吸收存款，也就是说他们仍要依靠自有资金。在监管者的眼中，这可以阻止穷人的血汗钱被无德放贷人窃取。但这一条例的不利之处在于，那些活跃在金融灰市中的放贷者没有很大的动力从阴影中走向明处。
总之，到目前为止，小额信贷领域的改革已显露出希望的曙光，但在规范地下融资以及为中小企业和农民提供融资帮助方面做得还不够。在2009年即将走过的时候，中国仍在寻求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领域的艰难突破。
第七、中国的储蓄过剩问题
在很多人眼里经济学家真是一群怪人。过去几年来，这群人喋喋不休，要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支出。实在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减少储蓄？疯了吧？人们会想，你们这些人倒是不用为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给儿子买房这类很花钱的事儿操心。实际上，辛辛苦苦挣钱，尽可能多存点钱是当今许多中国人的主要生存策略。
我很理解并同意人们的这种想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就像下面我将谈到的，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亚洲处于非常正常的水平。中国人并没有比他们的邻居印尼人，或者巴西人、俄罗斯人储蓄得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低于印度家庭。因此，政策关注点不应落在鼓励家庭支出、降低家庭储蓄率上。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目前中国家庭支出占其收入的比率已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否则，过去五年来官方公布的消费年增长率也不会达到8%～10%，甚至在2008年达到12%。因此，问题不在这里。我们真正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如果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社保体系得以完善，人们自然将增加支出。因此，提高收入应成为政策关注点。
另外还需要看到，中国整体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家庭储蓄率高，而是因为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率。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设法减少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也将有助于降低整体储蓄率。但这需要跳出固有的政策思维模式，包括建立一个债券市场，以及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能够支付红利。如果措施得当，我们会发现，家庭也将受益于这类政策调整。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的高储蓄率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本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如何才能在不损害中国家庭利益的同时降低中国的储蓄率。这里，我们将借鉴中美两国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家庭的收入应该得到提高。
对储蓄的理解
图7.1展示了中国的储蓄和投资。近年来，二者均快速增长，但储蓄增速更快。储蓄占GDP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末下降之后，从2000年的37.7%跃升至2004年的45.7%。但需要注意的是，储蓄总额的数据并不仅是家庭储蓄，还包括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从根本上说，储蓄就是收入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这些钱被存入银行，即成为储蓄。但你也可能选择将这些钱投资购置机器设备或厂房。投资来源于储蓄。当你完成了消费和投资后，可能还余下一些储蓄，我们称之为“过剩”储蓄，因为它们没有被用掉，或至少没有在中国国内用掉。如我们在第十二章将看到的，部分剩余储蓄可能???得不被输出中国，投资于国外市场。
因此，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整体储蓄水平（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在上升；同时，投资规模一直稳定在GDP的40%左右。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增长停滞，而是投资增速与整体经济增速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中国的“过剩”储蓄也有所增长。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对中国有着积极的意义。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中国不用从外国借钱来满足投资需求。实际上，中国根本不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中国国内的储蓄已足够支持所有投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部市场和管理等“软”件。今后，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是靠大量累积资本投入大型基建项目来拉动，因此中国将更迫切地需要这些“软”件，这样，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它带来的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对于中国将更加重要。
但“过剩”储蓄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过剩”储蓄的出现显示出中国企业和家庭的产出超过其消费和投资，部分地体现为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那么，“过剩”储蓄怎么会带来贸易顺差呢？
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模式会反映在其对外贸易账户中。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国内经济失衡，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同样失衡。例如，如果一国表现为大额贸易逆差（如美国），那么它消费和投资多，储蓄少；如果一国表现为贸易顺差（如中国），则情况正好相反：该国的家庭和企业拥有大量储蓄，储蓄增速超过投资增速。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反映出储蓄过剩且投资占支配地位，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反映出美国储蓄不足。经济学中的变量总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互关联。
图7.2中显示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在2007年达到顶峰，占同期GDP的11.3%，2008年降至GDP的9.5%。从下面两幅图中可看出，从2005年开始，贸易顺差和“过剩”储蓄同时快速增长。
谁在储蓄？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时，通常会联想到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是不容忽视的。企业和政府都有大量收入，并可决定将收入用于支出（消费）或储蓄。
如图7.3所示，2008 年储蓄总额约相当于GDP 的50%。储蓄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构成。近年来，企业储蓄增幅最大。2005 年家庭储蓄约占GDP的21.2%，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GDP占比分别为6.3%和20%（2005 年数据是迄今最近的公开数据）。
同时，三个储蓄主体都至少会将部分储蓄用于投资，而“过剩”储蓄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其与贸易顺差相当）。图7.4中我们展示了各储蓄主体的“过剩”储蓄（公开数据截至2005年）。家庭“过剩”储蓄约占GDP的11.7%；政府“过剩”储蓄仅为GDP 的1.1%；而企业储蓄呈现“赤字”（即企业的投资超过储蓄，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借款，主要是向家庭借款来为投资活动筹资），规模达GDP的8.7%。
不难看出，中国的高额“过剩”储蓄主要由大规模的家庭“过剩”储蓄所致。不过，虽然家庭“过剩”储蓄规模较大，但近年来未见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出些变化的话，就是家庭“过剩”储蓄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所下滑。政府“过剩”储蓄在2004～2005年降至仅为GDP 的1.1%。企业储蓄“赤字”在2004～2005年显著缩减。这显然是近年来整体“过剩”储蓄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企业储蓄“赤字”的缩减可能是由于企业储蓄水平猛增，我们猜测，导致企业储蓄猛增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收入迅速增长以及企业红利分配制度的缺失（国有企业留存收益，不分配红利）。这显然是推高2004～2005年整体“过剩”储蓄水平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应将这种新的经济失衡归咎于家庭。
为何储蓄？
这里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按经济学原理，一国的富裕程度越高，消费将越多，储蓄水平则越低。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应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应逐步减少。但为什么中国的“过剩”储蓄反而有所增加？
为了找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分别来分析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行为。它们更倾向于消费还是储蓄？其行为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家庭
随着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人们自然将减少储蓄吗？如今，各地消费增长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城市的人们买车买房，信用卡（在年轻人中代表负储蓄率的标志）使用量激增，即使在农村地区，手机、电视等商品也极为普及。那么，为什么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仍维持高位，并存在大量“过剩”储蓄呢？
有人试图以儒家文化鼓励储蓄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可以理解，文化因素确实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传统文化正在发生改变。此外，文化因素是常年存在的，但要解释近五年来中国储蓄显著增长的原因，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