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密杀令
1943年5月1日，上海临安路135弄一幢不引人注目的陈旧小洋房内，发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盗窃案。被窃的皮箱里有一份由戴笠签署并由蒋介石批准的“密杀令”，该“密杀令”的丢失，立刻惊动了远在重庆的戴笠，以及大汉奸周佛海……
上海临安路135弄一栋小洋房的房客姜惺真，对外身份是瑞士一家公司的职员，真实身份则是军统局驻上海区译电员兼交通员。他与毛人凤私交甚好，大学毕业后被吸引进军统，他经手军统几百份密电，仅密杀令就有二百余件，他知道密杀令关系重大，从来都小心翼翼，生怕有闪失。姜惺真在洋行上班，有一天接到一个暗语电话，是要他接收一份绝密的电报，并立即转交到上海行动组。
姜惺真不敢怠慢，夜间刚开始接收电报，忽然街头警车呼啸，一批汪伪宪兵队把这一带严密封锁起来，“76号”特工挨家挨户搜查逃犯。姜惺真心头紧张，忙问老婆韩慧慧，是不是暴露身份了？韩慧慧也是特工，她是从可靠的下层妇女中发展的成员。她马上到窗口监视，见“76号”特务走后，姜惺真才把密电译出来。
姜惺真把密电藏在皮箱夹缝里，两口子吃罢夜宵，才上床入睡。不料半夜时分，韩慧慧被夜间的冷风冻醒了，她看窗子大开，暗叫“不好”！别是盗贼进来过，偷走什么重要的东西！她唤醒了姜惺真，说窗户怎么开着？姜惺真一个机灵坐起，跳到地上，奔客厅，“哎呀”一声，原来藏有密电的皮箱丢了！
韩慧慧说皮箱丢了，再买一个吧。姜惺真生气地说，胡扯！皮箱里装着那份密杀令！这份密杀令非同一般，姜惺真知道有多么重要。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汪伪政权后，周佛海掌握财政、外交、特工、军事大权；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积极寻找出路，偷偷通过军统上海站联系戴笠，“请求自首，以便自赎，为重庆方面服务”。戴笠得知周佛海有自新表现，欣喜若狂，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指示戴笠，让周佛海向重庆提供“满洲国”、日本国内和南京汪伪政权军事、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日军准备攻打贵州等方面情况，戴笠还要求周佛海利用手中权力，往汪伪政权要害部门安插潜伏特工。戴笠为此派出特工30余名，前往上海，通过周佛海安插到各重要部门。
能够策反周佛海，掐住“76号”特务的脉搏，搞垮汪精卫，是戴笠当时工作的重点。在锄奸行动中，军统多次策划谋杀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到南京，为了谋杀汪精卫牺牲了好几个特工。特工吴赓恕执行谋杀汪精卫的任务，结果走漏消息后，吴赓恕被“76号”逮捕，被汪精卫亲自批准“死刑”。戴笠一直策划谋杀汪精卫，却屡次失败，此次机会他不想放弃。
姜惺真译出的密杀令，就是戴笠要求周佛海安排汪精卫到苏北前线，视察与国民党作战的日伪军，然趁机把他干掉。因为汪精卫要乘坐专机前往，只要周佛海把专机的航线、时间安排提供给军统，就组织谋杀汪精卫的行动。不料密杀令刚刚收到，却让人窃走，事出突然，姜惺真知道自己犯了大忌，不由绝望起来了。
周佛海就此事悄悄约见军统上海站的联系人齐庆斌，说此事暴露，他有杀身之祸。齐庆斌答应立即向重庆方面报告，并请示如何处置此事。齐庆斌于当晚向重庆发出紧急密电，报告了案件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戴笠闻讯后，大为震惊，马上发来回电。内容是：一是立即将姜惺真、韩慧慧安置于临安路135弄住所就地圈禁，找人秘密看守，如果胆敢撤离，就地处决！二是由周佛海出面雇请私人侦探侦办此案，费用由军统负责；军统上海区同时派人员全力协助私人侦探查办该案。周佛海原本打算雇请私人侦探悄悄调查此案，现在有了重庆方面的电令，只得公开侦破。齐庆斌找黄金荣的心腹门徒阿青出面雇请私人侦探，办理此案件。而汪精卫很快获知军统有对他实施暗杀的计划，不由警觉起来，自此行踪不被外人所知，且下令“76号”特工组织加大对军统潜伏人员打击力度，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阿青雇请的私人侦探经过侦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最后军统上海站只好对姜惺真等人及时做了疏散处理，由此针对汪精卫的谋杀行动也暂告休眠了。
魂飞魄散的密杀令
有人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而密杀行动是残酷的解决方案。刀光剑影，血腥残暴。在中国历史上，密杀令一直以其隐秘、恐怖、无情而令世人震惊。随着一些历史事件逐步解密，有关军统执行密杀令的真相浮出水面。“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要道增加了兵力，构筑工事，日夜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了。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官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或跑到香港或去内地大城市躲避战火，有的躲进了上海的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军统上海区特工秘密行动，接连杀掉了陈箓等大汉奸，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士气。
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在北伐战争期间支持孙传芳，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后来他依附于日本人，投敌当上伪上海市长。蒋介石严令戴笠将傅筱庵暗杀。军统利用傅筱庵的厨师对他当汉奸的不满情绪，经过周密策划，令厨师将傅筱庵用菜刀砍死，这位厨师杀掉傅筱庵后，在军统上海特工掩护下，逃往重庆，由军统发给奖金。另一位汉奸何缵出任杭州市市长，也被军统特工击毙。而军统在天津组建锄奸团，多次在沦陷区内开展锄奸行动，给日伪人员震动很大。比如将天津大盐商、商会会长、甘心出任伪职的王竹林击毙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后来锄奸团又在大光明电影院把正看电影的大汉奸程锡庚杀死。天津沦陷后，中原公司生意兴隆，经常有日伪组织各种游艺歌舞，宣扬“大东亚圣战”且粉饰升平。锄奸团为了打击日伪气焰，于1940年8月27日夜将公司大楼爆破炸毁。爆炸后引起的大火，将大楼烧成灰烬。
在执行密杀令时，也存在有争议的行动。据上海潜伏区的情报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广州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政务总裁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与日方专使秘密接触，欲图主政维持会。戴笠得到蒋介石批准后，下达了对唐绍仪的密杀令。周伟龙根据戴笠的命令，组织两名军统杀手，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在上海租界福开森路唐绍仪的寓所，以送古玩为名，将唐绍仪用利斧砍死。事出之后，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认为唐绍仪投敌卖国证据不足，集体向蒋介石告状，要求缉凶，但是蒋介石只承认杀害唐绍仪时间过早，就以自己名义，发唁电给唐绍仪遗属、送治丧费等，将这件血案遮掩过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指示各外勤区、站迅速布置潜伏特务，应对沦陷区的情报工作。再就是规定特务处的工作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戴笠同时又发布命令，抗战期间特工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作战和潜伏工作。一天，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里，戴笠主持召开军统上海区组长以上的骨干特工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织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比较集中的居住地区，过去只派特务朱松舟在虹口开当铺搞情报，曾经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虹口地区的潜伏力量配备，配备了10名左右的组员和1部电台，针对日本重要人物实施“密裁行动”。
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利用谋杀方式除奸灭害，对防止国内敌对势力的分裂行为，有着极强的震慑作用。戴笠是密杀令的忠实执行者。利用非常手段制裁手段，打击敌对势力，是军统的重要一项工作。但是，对日伪高层的谋杀，成功率几乎是零。所以陈立夫很是瞧不起戴笠，认为靠打打杀杀消灭不了日伪政权。只有蒋介石相信利用暗杀等手段可以彻底解决问题。蒋介石对戴笠多次发出密杀令，要求军统尽快处理掉这些民族败类和日本军官。
戴笠立即向全国各地军统工作站发出“密杀令”，全部是由蒋介石“钦定”，戴笠是忠实的执行者。后世有人评价说戴笠是杀人狂魔，滥杀无辜。其实，他只是组织、策划与坚决的执行者。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党首，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把制裁敌对的行动交由戴笠去完成，是最精明不过的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布置给军统局的暗杀令，大半是清除分裂势力与日本侵略军的高官。1940年至1941年军统就在上海制裁了二百多人，有日本派遣军的高官、汪伪政权的官吏与特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
密杀令代表权威，也是一道魔咒，军统特工也深受其害。在执行“制裁行动”中，军统特工每年都有几百人葬身其间。抗战八年间，有一万六千多名特务死在对方的枪口下。
执行密杀令的特工
戴笠为蒋介石效忠达15年之久，两个人配合默契，蒋介石每次发出的“密杀令”，戴笠都布置出三套方案应对。他同时派出江山籍的特工当“监军”，对密杀行动全程跟踪监督。杨杏佛早年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上海市党部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老牌国民党员。1933年时，出于对蒋介石的施政行为不满，他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他揭露蒋介石的专制，到处发表演讲，惹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戴笠，命令他杀一儆百。起初，戴笠拟定的名单中有蔡元培、鲁迅等人。经过分析，只有杀杨杏佛可能起到震慑作用，经报批准后，戴笠亲自指挥了这次暗杀活动。
这次暗杀是政治性秘密暗杀，蒋介石一再叮嘱绝对不许暴露。因而戴笠除了精心策划之外，还特别规定，所有参加暗杀行动的杀手都要“不成功便成仁”，面临被捕时必须自杀，绝对不得泄露此次行动的秘密。1933年6月18日，他们利用杨杏佛出门锻炼的机会，当场将杨杏佛暗杀。过得诚是其中一个杀手，逃离现场时，跑错了方向，结果被租界的巡捕围住了，绝望之际只好拔枪自杀，但是子弹打偏了，他只是昏死过去。租界的巡捕急忙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希望从他口中掏出事实真相。戴笠闻讯后，担心过得诚交代罪行，必然使蒋介石的形象受到影响，立即通过内线将过得诚毒死了。戴笠所以采取这样非常手段，也出于他个人声誉的考虑。事后，戴笠不忘过得诚，立碑纪念，让部下效仿他。
蒋介石执政时期，他只给特工以特权，却不给高位，防止他们像明朝的东厂、晚清的太监集团，在政治上形成气候。戴笠生前的官衔只是少将、军统局副局长，主管全面工作，可见蒋介石对他还是十分戒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