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汤恩伯的十三军驻守绥德时，乘86师整编之机，把时任参谋处处长的徐之佳安插在86师，先任22军86师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22军副军长兼86师师长，成为榆林军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周养浩，系毛人凤的侄女婿，属于毛人凤派的核心人物。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起，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等职。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来在昆明被我军逮捕，当成国民党军战犯处理。
起义的有：王庚白，原名叫王耀星，他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工兵科毕业后，在军统局从事内勤工作。后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2师营长，改名叫王庚白。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守备团担任上校团长、浙江省宁波卫戍区副司令官、第一五九师参谋长、副师长及少将代师长，1949年12月他随部队在四川起义。解放后，他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职。
忠诚是“江山帮”的首要素质
军统创建初期，江山籍特工多为行动组成员，他们在一线执行“制裁”、绑架、交通、通讯、情报中转等任务，充满危险与变数；中期也就是抗日战争阶段，他们大半占据军统中上层领导岗位，如负责行动、财务、军情、秘书、电讯等部门的领导与特工任务，积极促成军统各项任务的完成，可以说尽职尽责尽忠；后期就是从抗日战争胜利至蒋介石败退台湾，江山籍的很多特工已经渗透进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成为国民党各系统中的高级官员。
江山县人很有个性，首先是能吃苦耐劳，具有其他地方人所不具备的坚韧性格。其次，江山人容易有满足感，忠诚可靠。毛森执行一次策反任务，军统拨给他一笔经费，用于收买军阀手下的军官。当他任务圆满完成时，还剩下一笔钱。蒋介石为了表彰他策反有功，特意在公馆里接见了他。毛森谦虚一番后，取出剩余的钱全给了蒋介石，说革命需要经费，剩下的钱要上缴。蒋介石深受感动。毛人凤与美国洽谈中美技术合作所合作事宜，被蒋介石派到美国考察。美国军方代表想到毛先生来美国考察，肯定没带美钞，无法给太太买点什么礼品，便赠送给他一千美元。毛人凤再三推辞未果，回到中国，他把钱交给了蒋介石，要求上交国库。像这样忠贞不贰、且又不贪财的特工，蒋介石当然喜欢了。岳飞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命，天下太平矣！戴笠的几员干将，尽管清一色是江山籍人，他们忠诚又不贪财，又能完成特工任务，至于他们有结党营私之嫌，蒋介石并不理会。所以戴笠在机要部门、译电部门等地方，安排的全是江山人。
不为名利，坚守信仰，踏实忠诚，正是江山帮的特点，在蒋介石心里也是值得信赖的小团体。戴笠创办特务处（军统前身）时，有人为了把他拉下来，取而代之，曾经搜集他的劣行，制造出十大罪状，无非是什么奸淫、不敬、贪污、腐化、帮派、失察、结党营私等等，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一贯以清廉公正形象示众，他看了“揭发信”后大怒，差一点撤了戴笠的职。幸亏毛人凤、姜水纹、何芝园等江山籍人共同发文，致信蒋介石，逐条批驳，还举证说明，让戴笠在权力斗争风浪中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
后来，他们又纠集其他省籍的特工，建立维护戴笠的内部秘密组织，全体力挺戴笠。江山人如此忠诚地维护的声誉令戴笠十分感动。从那时起，戴笠深感“任人唯亲”的重要性，江山人是他的亲人，江山县是他的命根子。只要是江山籍的人，能说出地道的江山话，到他那儿就可以把“洋刀”挎了。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江山县的同学、同乡，还有亲戚朋友扑奔他门下的很多，他大多数都给予满意的安排。他的用人之道，从始至终都十分明确，即：首先重用江山县同乡，再就是浙江籍人，然后就是黄埔军校同学。
杨生才是江山县凤林镇的人，因为他长期在上海打工，对家乡的人与事十分生疏，进入军统后，有人检举说他不是江山籍人，这可是欺君之罪，戴笠立即传来杨增柏，问他是否认识杨生才。杨增柏是凤林镇南坞村人，而杨生才是凤林镇人，两个人却彼此并不认识。经过交谈，杨生才说的凤林镇山林特征的确没错，可是问赶当地的绅士名人他又不认得，戴笠心里郁闷，担心他是混进来的异己分子。后来，还是凤林镇的姜成美证实，杨生才确实是凤林镇的老住户，因为他长期在上海生活，对老家情况不清楚，才解除了戴笠的疑虑。
凡是以江山人名义投奔戴笠门下，都要用江山老地方话与他攀谈，确定是江山县人视为亲信，并且委以重任。江山籍的人依靠戴笠的提携，加上个人努力，提升很快。
当解放战争最后阶段，“江山帮”中人大多数人都有了理想的职位：王庚白出任第一五九师少将代师长；王蒲臣任第8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毛万里任浙赣铁路警务处少将处长；毛钟书任“正义之声”电台少将台长；毛应章任基隆要塞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副司令兼守备团长；徐鹤林任“国防部”办公室主任秘书；周文新任第十六交警总队少将总队长，国防部交警第一旅少将旅长；周启才任国民党青年军政治部少将视导；胡务熙担任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处长；姜水纹任军事委员会东南战时干部训练第二团少将总教官；姜文锦任国民党陆军师长；姜献祥任台湾空军中将；姜超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徐达任整编第一七八旅少将旅长；曹思齐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戴善武任京沪杭铁路警务处少将专员；戴善炽任四一医院院长……
江山籍的特工在戴笠主持工作期间，没有发生叛逃的，没有被敌对阵营收买的，更没有成为双料间谍的。当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人心思变之际，有的江山籍的特工想脱离岗位，出国经商，但在毛人凤的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随同蒋介石逃往台湾，后来仍然从事治安工作。
“江山帮”的家风
戴笠为了治理好这个大家族，可谓煞费苦心。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需要大批的特工。机构扩大，人员增编，军统一家独大，其组织不仅渗透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就是敌对阵营里也潜伏着大量的特务。戴笠又获得蒋介石的支持，雄心勃勃组建各种形式的准军事组织，配备美式装备，派往军事缓冲区开辟根据地。为了能牢牢控制住这些人，戴笠可以说费尽心思，培养一批敢作敢为的特工，作为大家的榜样加以宣扬。他要求下属，要以绝对服从和献身精神，维护军统的光荣与利益，不准许任何人损害军统的荣誉。他为此在军统局建立一个荣誉成果室，凡是在特工方面有建树者、牺牲者都要上墙表彰，激励众人努力，争取立功登榜。
他除了编写《忠烈册》，表彰那些死难的特工，还创办军统内刊《家风》，用以刊登模范特工的事迹，刊登内部管理方面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家风》刊物里，大篇幅刊登“领袖训词”，把蒋介石的讲话，对军统局建设的指示，进行长篇累牍的分析、吹捧，号召全体特工为党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示出他无限忠诚之心。
戴笠坚持向特务灌输“忠孝仁义”等传统信念，他在局里的内刊《家风》中，撰文要求军统的同志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不断提醒大家，加入秘密组织的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随时做出牺牲，就像蒋总裁亲自领导的复兴社的“革命战士”那样。他要求部下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这样也要求部下绝对地效忠于他。他说，军统的任务就是当好蒋介石的“耳目与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蒋介石的任何要求，甘为领袖效犬马之劳。
把军统建设成“忠孝仁义”与现代党派思想相结合的组织体系，是戴笠的一大发明。他在军统内部中传扬“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的理念。他常说，我们部下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要以互忠互信、互依互靠为纽带。实际上，他对外省籍的部下从来不相信，每次执行任务时，总会派江山籍的特务陪同前往，除了监视对方，协助行动外，一旦大功告成，他的“子弟兵”也会有了晋升的资本。
建立特工“行规”，创立一种文化氛围，也许戴笠是首创。他要求军统的特工具备“刻苦精神，坚定的信念，奉献的思想，忍耐牺牲的品行”。在这个大家庭里，他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因为在局本部里有一大群江山籍人簇拥他，护卫他，给他头上戴上权威的光环，也促使他达到权力的高峰。
为了维持军统的大家族的“纯洁性”，他不仅要求特工随时为革命做出牺牲，为领袖尽忠，还要随时向他尽孝。
戴笠对部下管理严厉，却又十分偏袒自己的属下。1938年4月，军统特务连与陆军第十五补训处士兵发生争斗，十五补训处的一名班长竟被特务连枪杀。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下令戴笠彻查，严惩不贷。戴笠只得把已经调任西北公路局警卫组长的特务团长王兆槐撤职，送军法总监处判刑入监。一个月后，事情刚平息，戴笠以抗战需要人才为名，保举王兆槐出狱，让他先后任老河口、界首等地的货运处长。1939年6月，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州保安处第四科长余万选与国民党九十四军军长兼保安处长傅仲芳发生矛盾，故意刁难傅仲芳，致使傅仲芳一怒之下，派兵包围了第四科。戴笠听到消息后，大发雷霆，立即到蒋介石那里告状。结果傅仲芳被调职，余万选留任贵州。贵州保安处长由戴笠推荐当时与自己关系尚好的康泽别动总队的副总队长韩文焕接替。戴笠对手下人迁就、庇护，也造成了特务横行霸道的作风，致使军统成为人人忌惮痛恨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