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宠儿
军统在抗日战争时期，拥有数量最多、功能最好、效率最高的谍报网。
谍报主要是向侦察对象内部秘密派遣人员，在敌对方内部获取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活动。当时的军统的谍报主要针对日伪、中共、民主党派，而且又在中国的土地上，潜伏比较容易，收买敌方重要人物也方便。戴笠在他主管15年军统局时期，派出上万名潜伏的特工，利用各种手段窃取机密情报，取得了令美国同行惊叹的成果。
谍报是军事行动的耳目，这种功能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尤为明显。
日本军国主义军队进入中国后，每当准备侵占一个地方，都要派出谍报员，对其地形地物进行侦查，对当地军事力量、经济、物产进行评估。一旦对军事行动有利，他们才组织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守土防御战中，也很倚重军统的谍报系统。戴笠在华北、华南、西北、华东诸省，开办几百期特工训练班，培养大批的特工，训练情报搜集、侦查、盯梢、谋杀、发报、策反等专业科目。军统在选择的特工时，担心异己分子钻进来，主打亲情牌、地域牌、派系牌，很少从中共活跃的地区招收特工。戴笠对家乡人特别信任，仅在江山县就举办了数次的特工培训班，培养出大批的江山籍特工。在军统基层站、区里，吸纳了大批的江山籍青年从事特工活动。江山县人具有坚韧、忠诚、活络、耐劳、沉着的特质，目标坚定，开朗而又能吃苦。有的江山人虽然没有接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但具有判断力、执行力，很多江山籍特工从事交通员、谍报、译电、潜伏等任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同行的认可。
军统局上海区的情报组织，在王天木、陈恭澍等人投入汪伪特务机关后，为了仍能继续工作，戴笠特地挑选一位与军、警界以及上海社会素无瓜葛的书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报组织——军统上海第二区。这一位从来没有担任过地下秘密组织工作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姜绍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参加北伐，之后曾经出任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部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笠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犹豫，一口承诺。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明白当时的处境，他能够把握住机会与原则。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以及与戴笠联系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它工作，完全不借用军统局的资源，他也不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是凭借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地开展工作。知道他身份的人，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的。
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又琛的关系，从陈公博的办事处搜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反正。经过他努力，任援道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国军反攻，他一定率伪军反正，活捉汪精卫。对于日敌军部方面，姜绍谟找到了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日华侨，搜集军事情报。这位“日本通”很有办法，居然能替姜绍谟弄到一张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汽车牌号，使他能在“禁区”畅行无阻，而不被怀疑检查，这对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由于日本通的关系，日军特务机关的某译电员，也被姜绍谟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绍谟的手中。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姜绍谟得知情报后，预先急电通知军统局，使军统局机关有秩序的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没有伤到任何人。姜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笠应变的方法，以及用人的眼力和时机，的确高人一等，有独到之处。姜绍谟由此提升少将，后来又担任军统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几万人的特工队伍和10万人的忠义救国军，搅得日伪政权心神不安。
抗战时期，很多江山籍的谍报人员，从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身份潜伏到敌人营垒里。一位曾给皇协军一个团长当马夫的江山籍特工，在团部里遇到一个旅长的通信兵，从口音中断定他也是江山县人。后来，这支部队经过策反，归顺了重庆国民政府后，彼此才知道对方是军统局的特工。
还有一位姓周的特工，他是江山县凤林镇人，长期潜伏在杭州，扮成修鞋的工匠，整天在距离日军司令部不远处摆摊修鞋，并与常来修鞋的日本兵搭讪，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谁也不会想到，他把日军的内部情况摸得烂熟，每次日军的换防、出城清剿，还有长官的调换，日军与当地伪军的矛盾，他都了如指掌。每当修理军鞋多的时候，他就知道日军要有军事行动了。他把这些动态进行综合分析后，立即利用密码文字上报给军统总部。
他在潜伏期间，多次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日伪军事情报。老周的情报虽然不是直接获取的，却十分准确，深得戴笠的赞赏，给他代号叫“鞋头”。
军统的谍报工作由于伪装与潜伏的需要，父子相承、夫妻相随等情况较多，在早期的军统扩编时，“父子档”、“夫妻档”、“亲戚档”、“兄弟档”，进而形成了“家乡档”，致使江山人在军统里所占比例甚高。
江山籍的特工形成独立体系，他们紧紧维护戴笠的利益，看他的眼色行事，为他执行一切冒险的任务，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戴笠也为特工解决了后顾之忧，因公死亡的特工家属，除了享有高额的抚恤金外，逢年遇节另有抚慰金。尤其在重庆军统局本部还修建有家属住宅，死难烈士家属免费居住。而江山籍的特工在升职，晋级方面比别人快，所以他们具有浓厚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只要戴笠发话，执行任务冒的风险再大，也会毫不犹豫前往。当华北、华南大部分国土沦陷之际，有几十名江山籍特工潜伏在南京汪伪政权和华北的皇协军中，他们尽管有被敌方特工盯梢、逮捕的风险，仍然不忘职责，坚持搜集情报，秘密发展特工，进行军情刺探。姜达绪是江山县新塘达镇人，他潜伏在敌占区，收编伪军，改编成忠义救国军，还利用老乡的关系，刺探汪伪政权的机密情报，是戴笠得力助手。他在华南地区建立谍报网时，由于秘密电台被“76号”特务破获，他的身份暴露，为了躲避“76号”特务的搜捕，他躲进山林里多日，没有吃的，就采野菜充饥，最终完成任务，安全返回重庆，他后来晋升为少将军统局专员。
很多女特务在执行任务时表现不俗。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计划。后来远征军改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报务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有军统训练班的十几位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她们像战地黄花，给军队注入鲜活的生命力。远征军因为和美英联军配合不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的七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远征军一块儿撤退时，被日军控制了交通要道，新三十八师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部队退到印缅边境时，师部电台组突然遭到日军的伏击。
三十八师的士兵弹尽力竭，周围的掩护阵地全部失守，七位军统女报务员被日军追到一个山坡上。看见突围无望，七名女报务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高呼“祖国万岁！”即拉响手雷，并跳下山崖。七个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女译电员因为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法移动。四天后，被当地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她留下遗言后，也死在异国他乡了。1944年的4月1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缫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悲情的谍报员
从事谍报任务，大半都要潜伏在敌占区，而且往往在没有朋友、亲人的陪同，独往独行，生活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孤独且不说，一旦发生危险，根本来不及向上级通报。刚创立特务处时，戴笠也充当一线特务，到前线侦探敌情，搜集情报，并且两次遇险被捕，后来靠疏通关系才获得自由。由此他得出结论，特工被敌方逮捕，官方出面营救适得其反，更容易伤害被捕的特工，所以按照惯例，对被捕的人员从来不承认是自己的人。
日本特工对国民党政府的渗透，曾经让戴笠大伤脑筋。淞沪会战时，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计划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先行歼灭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命令还没有下达，原先停泊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侨民在一夜之间均撤离了，引起戴笠的警觉。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戴笠又发现居然有日本特务企图混进来。蒋介石大怒，严令军统迅速侦破。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得知情报的人很少，把能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排查，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经济来源与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毛森等人对黄浚经常去新街口一家咖啡馆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黄浚是日本情报员。一次黄浚和日本人交换情报时，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当场捉拿，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后来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介石下令将黄俊以卖国罪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