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经济体一同建立的还有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它对上一章提到的消费、休闲和寿命延长产生巨大影响，有的足以扩大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在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愿意为需要更多投入的职业做准备。然而，这些物质上的收益尽管改善了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却未带来生活方式上的剧烈改变——没有改变“我们存在的方式”。在这些物质收益中，最接近于改变生活方式的或许是儿童死亡率下降，从而减少了人们养育后代时面临的苦恼和担忧，不过，这能从根本上改变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生活体验吗？
在这些国家或城市中出现的现代经济的重要影响还包括非物质领域，它改变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因此是对人们生活性质的改变：在现代经济中工作的新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新体验，不但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改变了生活的性质。当然，全面的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产生，某些职业受到的影响来得更晚，甚至一直未被影响。因此，如果某些早期观察家没有注意到这些效应，那也并不奇怪，他们不像后来者那样轻易就能看到整个时代的新趋势。
事实上，当时的某些大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工作经历对职业人群的生活来说具有核心意义。1890年之后的1/4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强调，在现代产业中工作的人们发现，需要解决的大多数问题都来自他们在社会中从事的工作：
人们赖以为生的行业经常会占据他们头脑最清醒时的多数时光，在此期间，他们的品质主要是由自己的工作以及与同事的关系塑造的。
马歇尔的话很有可能保持了英国人一贯的低调，他其实很欢迎从周围观察到的这种来自工作的精神刺激和精神体验。几十年之后，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则用他一贯坦率的方式提出了更激进的说法：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说法……在经济学里，消费仅被当作生产的唯一目的……或者说，人们是为了生存而工作。然而，也有很多人其实是为工作而生存……大多数家境不错的人能从生产者的角色中得到比消费者的角色更大的满足……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尽可能多的人能够以这种方式生活。
马歇尔和缪达尔背离了正统经济学，他们认识到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头脑里主要关心的是产业发展——思考如何更好地开展生产和生产何种更好的产品。
马歇尔和缪达尔的观察给人们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冲击。他们强调了工作在精神层面的意义，他们也肯定认识到这种意义的不寻常。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毕生从事保姆或其他家政服务，将难以获得足够的激励和挑战。因为如果发现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精神刺激和挑战的话，那么在工作中遇到这些也就不稀奇了。马歇尔和缪达尔也必然了解这是新出现的现象，他们其实是默认过去时代的工作并不存在广泛的激励（国王保住权力的工作或许除外）。能给人们带来充分满足的是现代经济中的职业的精神激励和智力挑战，而非传统经济中的农业劳动。马歇尔和缪达尔已经默认当时的工作场所需要人们发挥智力的作用，但他们还没有明确指出这样的激励和挑战到底是什么。
另一个世界：工作和职业的改造
现代经济提供的独特体验来自其独特的活动：对新创意的构思、开发、推广和检验。在很多职业中，工作体验从传统经济中常见的重复、枯燥升级为现代经济中的改变、挑战和原创性。稍微通过一些观察加上解释，我们就能分辨现代工作体验的某些特征（当然也可能会忽视某些特征）。或许并非所有新体验都能被称为“收益”，而且即使是收益也不足以证明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的正当性，但这些收益毕竟是反映其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参见第七章和第八章的讨论）。我们首先分析体验本身的变化。
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持续变革，与传统经济中工作的重复枯燥形成鲜明对比。来自公司之外的不停变革给员工带来精神上的刺激。当新产品出现时，用户或潜在用户可能会受到刺激，询问是否有其他尚未发现的使用办法，并由此得到收益；生产商受到刺激后，可能会询问是否有改进或改变其用途的办法。当然在传统经济中，某些老产品也可能发现新用途或者被改进，也就是说，存在尚未开发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在传统环境中也可以找到某些激励。然而，源源不断的新产品所产生的刺激力量肯定更强大。
现代经济带来的另一种体验是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这是内生的积极革新的努力必然伴随的。虽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古代和中世纪也会逐步克服一些古老的难题，但在16~18世纪，他们显然没有找到太多难题或解决办法。有几项熊彼特式的发现是在之前出现的，其他发现则是时不时地出现。然而，一个国家的蓬勃发展不能指望这种发现的力度和频率，也不能奢望本国就肯定是最适合抓住新机遇的地方。只有现代经济才能为其劳动适龄人口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问题，使他们的工作始终保持挑战性。哲学家把由此带来的充分施展才能的现象称为自我实现或者自我发挥，也就是把一个人的潜力完全激发出来。管理学则用“员工敬业度”这一术语代表雇员被新开发的项目激励，并高度关注自己面临的问题。马歇尔和缪达尔的言论表明，他们非常清楚现代职业的这些特质。
与此相关的是，在工作中与同事们的相互交流也会形成社会体验。毫无疑问，交流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样，也存在于家庭中，例如父母会与子女或其他父母随时交流。但现代社会的工作场所通常能提供新的交流机会，而非对过去的重复，这显然会产生巨大的差别。工作场所之外的交流在现代经济中也发展起来。相互之间存在供货关系的企业、依靠类似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企业，甚至相互竞争的企业，都能发现合并或联合带来的好处。员工在下班后参与同事之间的讨论会受益匪浅。有更多机会了解产业动向的公司，可以更清楚哪些产品不值得尝试。
另一种类型的体验是指挥或参与创新性质的活动。对企业家、团队领导或团队成员而言，这样的项目提供了发挥自身创造力和决策判断力的机遇，有助于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肯定。对很多人来说，参加创新活动比单纯地解决问题能产生更大的成就感。在商业经济时代和更早的传统经济中，工作基本上是日常的循规蹈矩性质，偶尔需要去“灭个火”，发挥主动性的机遇和需要都较少。
还有一种工作体验是最具有现代特征的。在现代经济中，职业往往迫使参与者开启探索之旅，进入未知领域。对很多人来说，这些从未想到过的经历和挑战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最有价值的片段，当然也是现代经济带来的最显著的收益。在早期经济中，参与发现之旅是极罕见的事情，如马克·波罗的中国之旅和雷夫·埃里克森（Leif Ericson）到温兰德的探险。重商资本主义时代在不同地方有过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但只有少数人能有这样的特权。而在现代经济中，这种自我发现的现代回报是普遍存在的。
工作和职业的某些最终结果还表现在现代工作的非物质回报方面。现代经济使参与者可以充分展示其成就——吸引他人的关注。从这些成就中获得的满足对现代经济而言绝非无足轻重。在传统经济（包括商业经济在内）中，除了极少数人以外，获得这样的满足感是不可想象的。平凡的生活不能提供太多成就，只有把货物贩运到越来越远的地方。不过，某些家庭调查并未发现人们愿意寻找能提供成就感的工作，而主要是想在工作中寻求个人体验和自我成长。因此，不宜过分强调实现成就这个因素。
还有与自由有关的体验。对普通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已经计算了现代经济的制度和文化带来的物质收益，再计算保证人们产生这些物质收益的自由所带来的收益，那会是重复统计。但在任何真实的现代经济中（而非在一个当前和未来的任何因素都是已知的理论模型中），行为人可能会遇到几乎没有公共知识可以参考的机遇和危险。此时，根据自己独有的知识、判断和直觉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自由，对人们的自我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来说就显得不可或缺。由此看来，对自己的行动和错误负责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基本品，并且具有重要价值。
在有关现代社会的职业回报的讨论中，有些人提到了“成绩”的概念。某些物质上的成绩，如一个人的财富积累，并不属于参与现代经济带来的最终收益。财富本身是实现各种利益的手段，最显著的是上一章提到的物质收益以及各种工作体验，包括一个家庭可以现在进行储蓄，以便在今后获得从事某项工作的体验，而不必在乎该工作在短期内的报酬水平较低。非物质方面的成绩（如积累的荣誉和影响力）也可能存在疑问，这些成就具有“位置商品”的特点，只有在其他人缺乏时才显得有价值。有人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幸福感比不上落选者的不幸福感。然而，没有理由认为一个社会并不欣赏其成员获得的成绩，对成绩的追求会激励人们积极面对风险和牺牲，并由此产生上述的各种非物质收益，这些都对社会有益。
在现代经济体中生活会给人怎样的感觉？特别是参与19世纪兴起并延续到20世纪的现代经济，会使人产生怎样的感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具有一定的想象力。我们并没有直接掌握有关工作和职业体验的意义的重要证据，只能在不同地方找到一些碎片，有的能进行直接观察甚至测算，有的则可能非常琐碎且具有猜测性质。这种体验的重要性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如果它的确很重要，当时的人们也应该会发现其价值。
有关现代社会职业的特征之一（交流）的重要意义，存在直接的人口分布方面的证据。在商业经济中，只有少数产业会集中在某个城市或地区，如果不需要紧跟最先进的创意，大多数产业都会广泛散布在各个地区。19世纪以后，跟上新创意的脚步对决策更关键，地理分布也因此发生改变。人们纷纷涌向新创意出现的地区，出现了更大的聚集现象。某个产业的企业形成集群，如法国的纺织业集中在里昂，英国的冶金业集中在伯明翰，意大利的服装业集中在那不勒斯，以及20世纪之后，德国的电影业集中在柏林，美国的汽车业集中在底特律。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城市不断扩张。德国的人口在1800~1900年并没有太大增长，但获得城市资质的集镇却从4个增加到50个。到1920年，美国已经从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变成城市人口占主体的国家。人类在历史上首次做到能较为便利地开展产业、职业和其他内容的交流，他们也的确充分利用了这种新环境。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酒吧和咖啡馆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之前也出现了增长的迹象），便于人们开展交流。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导致城市苦难的过度拥挤，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利的。没有哪家企业会搬离城市，而它的员工也愿意跟随，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将办公地点设置在偏远的地方。
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兴奋以及解决问题产生的满足感与此类现代体验相关，目前有直接的观察证据表明，灵长类动物对精神激励和解决问题充满渴望。动物园管理者这样介绍他们的发现：
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动物们过去都在懒散和无聊中打发日子，无精打采地在小笼子里走来走去，饿了就吃盘子里堆放的食物。随着对野生动物及其行为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这样的无所事事会严重损害它们的健康……如今，动物们已不再无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纽约各动物园都将照顾动物的含义扩展到对精神状态的关怀……其目的主要是防止无聊状态。但科学家们还有更远大的目标，纽约水族馆的资深科学家戴安娜·赖斯（Diana Reiss）博士说：“我们要追问：如何给这些动物自己做出选择的机会、迎接挑战的机会、开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是教它们，还是让它们自己学习？”动物园管理者正在尝试在野外给动物们反复制造任务和问题，包括利用玩具、藏匿食物等各种办法……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理查德·拉迪斯（Richard Lattis）博士评论说：“制造新奇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不断发明新玩意儿，因为动物们会对旧玩具感到厌倦。”这家协会负责纽约5个动物园和水族馆的运营。
虽然在人类身上还没进行过同类实验，但我们可以确信，人类至少有着同样的寻求精神刺激和解决问题的渴望。几十年前的监狱改革表明，允许犯人玩国际象棋或其他游戏，允许他们读书，会使他们在精神和身体上更加健康。有的国家经历过剧烈的工作岗位缩减，在欧洲大陆，大约一半的男性会在55岁时退休，女性的退休时间更早，退休意味着不再有变革、挑战和原创性！一位医生称，病人的死亡率在退休后的数月里会大幅提高。
统计数据也可以提供佐证。2002年的社会普查报告显示，在2002年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的美国人中，90%的人称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或者“比较满意”。当然，对那些收入较低的工作而言，满意度则较低。但即使在那些把自己归入工人阶层的人中，也有87%的人称自己是满意的。对此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只是喜欢把自己搞得很疲惫，而不是寻求精神或者智力上的收获。但这种说法似乎比较牵强。如果受调查者称他们对工作并不满意，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虽然在精神和智力上很有价值，但仍不及辛苦带来的痛苦。事实上，尽管有各种疲惫、紧张、麻烦和人际关系问题，人们还是报告说对工作相当满意，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由此也可以反驳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观点，他在2006年与我共同参加一次广播节目时激动地说：“美国人讨厌自己的工作。”
从这些初步观察中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的到来对人们来说可谓天赐良机，给他们带来了以前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得到的收益——敬业投入、智力满足以及偶然发现带来的愉悦。我们不妨再从其他视角观察现代经济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