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19世纪的几十年里，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依然较低，但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趋势仍然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好处之一是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给人们带来了解放，使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非熟练工人）能够从以前不得不从事的工作转移到更合心意的工作。例如，在“家政经济”中做家庭主妇或者在别人家做帮工的人可以转移到不那么孤独的职业中去；在地下经济中工作的人可以到合法的经济部门谋取职位，获得更多的尊重，减轻人身依附；有的人可以离开原来的岗位，寻求回报更多的机会，如能发挥更多主动性、能承担更多职责和需要更多交流的岗位。通过这些机制，工资的提高会使我们常说的经济包容性增强，使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的核心项目，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对经济包容性的描述和肯定将在下一章里详细讨论，此处暂不展开。
工资的提高还有其他社会意义，例如减少贫困现象。当时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19世纪的所有现代经济体的贫困现象都显著减少，至少有数据记录的经济体是如此。1887年，在讨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变化趋势时，吉芬注意到赤贫者（免于偿还债务的个人）的数量持续下降，从19世纪70年代上半叶的4.2%降至1888年的2.8%，这还是在人口增速创纪录的情况下实现的。吉芬同时发现，在现代经济来得更晚的爱尔兰，“赤贫人数增加，同时总人口数量下降”。戴维·威尔斯（David Wells）在19世纪90年代分析美国的情况时，在讨论赤贫现象的两页文字中提到：“穷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在下降，尽管核查赤贫现象存在很多困难，尤其是在美国这样每年都从欧洲国家接纳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对于现代经济损害了民众利益的说法，还有一种验证办法，即核查传染病、营养状况及死亡率方面的数据。结果与上面的情况相似，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改善。数据表明，这些指标自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到19世纪显著改善。令人惊讶的是，主要造成幼儿死亡的天花导致的死亡数量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商业经济全盛期一直在上升，导致2/3的儿童在5岁前夭折。天花流行的原因不能归咎于现代经济（因为现代经济在当时还几乎没有充分运转），而是由于国际贸易的增加：随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各国进口了更多被感染的动物品种。此后，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开始下降，到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3。这个改善似乎更像是19世纪前10年起步的现代经济的影响，而非18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如前所述，那场工业革命仅限于单一的产业部门，时间也较短。随着现代经济体在19世纪的增强，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加速下降。威尔斯在报告中说：“在1795~1800年，伦敦的年均天花死亡人数是10 180人，到1875~1880年已下降到1 408人。”
主要影响成人而非儿童的传染病的危害在19世纪也迅速降低。威尔斯提到：“鼠疫和麻风病在英国和美国几乎消失了。斑疹伤寒曾经是伦敦的痼疾，如今据说已从这个城市完全消失。”死亡率因此大幅下降。“伦敦在19世纪60年代的平均死亡率为24.4‰，1888年已降至18.5‰。维也纳的死亡率从41‰降至21‰。在欧洲其他国家，死亡率降幅约为1/4~1/3。美国的死亡率降至1880年的17‰~18‰。”
这些是否应该归功于科学？专家们的看法并非如此。拉泽尔和斯宾塞指出，伦敦市的各种传染病的危害全面降低，包括天花、热病（斑疹伤寒和伤寒）和抽搐病（痢疾和肠胃病），应该是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公共卫生和健康措施改善的结果：
这些疾病中大部分都是卫生状况不佳引起的。死亡率的降低几乎同等出现在富裕人群和非富裕人群中……有可能是环境的改变对疾病发生率产生了影响……用亚麻和棉织品替代了羊毛衣物，出现了更好的洗涤方法，包括将衣物煮沸，这些可能是逐步消灭斑疹伤寒和虱子的原因。
威尔斯还指出，高收入促进了饮食的改善：
虽然卫生知识和监管措施的改进也有作用，但食品供应的丰富和廉价才是主要原因，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改善……美国人的身高和体重明显增加，如果大众的生活水平下降，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过这些途径，现代经济帮助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经济生活的生产率提高给家庭和社区提供了以日常的私人和公共卫生手段对抗疾病的必要条件。医院条件的改善，例如防腐剂的使用，有助于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此外，现代医院是现代经济的组成部分，医院中得到的新观察和新知识及其在整个医疗卫生产业的传播，是现代经济所产生的知识爆炸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随着现代经济体的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扩散到其他国家，世界进入了良性循环。死亡率降低使年轻人口数量增加，也就有了更多可以发明、开发和尝试新创意的人，从而可以推动新一轮的工资提高和死亡率下降。
并非完美的玫瑰园
现代社会中工资的增长令读者感到吃惊，他们或许会想，现代经济体的兴起对就业或失业的影响的传统看法是否也需要纠正。就在2009年，英国记者马耶夫·肯尼迪（Maev Kennedy）在看到大英图书馆刚放到网上的记录百年历史的英国报纸时评论说：“被今天的政治丑闻、战争、金融灾难、高失业率和儿童酗酒现象困扰的人都可以到19世纪去找借口，去看看那时的战争、金融灾难、政治丑闻、高失业率和醉酒的儿童。”然而，大规模失业源于造就了第一批大城市的18世纪的商业经济。此前，大多数人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偶尔会加入间歇性的雇佣劳动或者说“工薪阶层”，在那种生活状态下不存在失业问题。商业时代来临后，很多人移民到城市，失去雇佣岗位意味着几乎没有其他办法获取生存条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尽量储蓄，以应对失业的风险。在无能为力时，需要互助会（行会）向手工业者提供帮助，很多人还求助于亲朋好友。政府负责的失业保险项目于1905年和1911年才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出现。
现代经济体在19世纪的兴起大大增加了城市的数量，也使失业人数剧增。一个国家的城市数量及失业人数快速增加，同时就业不足的农村出现萎缩，此时全国的总失业人数难免会有所增加。但这并不绝对都是坏事。对城市居民而言，的确存在失业的风险，但也存在获得某些利益的机遇，这才会吸引人们涌入城市。许多人加入城乡移民的队伍，这是在权衡利弊后认为值得做的事情。
我们目前没有数据判断，现代经济是否使老城市的平均失业率高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平均值。但已有数据显示，19世纪劳动力参与率有所提高（女性），而失业率并没有超过今天的水平（例如自1975年后的平均失业率）。最近，法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趋势变化最早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后得以持续，尽管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突然停滞，就业人数的增长仍在加速。”有证据表明，是现代经济在法国的出现将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吸引到了非农业岗位上，而不是说农业部门存在排斥他们的因素。在英国，A·W·菲利普斯（A. W. Phillips）的经典研究追溯了1861年以来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数据显示，在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带来的知识创造和变革力量的几十年发展期内，并没有出现失业率上升的趋势。在菲利普斯的数据系列早期阶段（1861~1910年），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相比之下，1971~2010年的情况却很糟糕：在这个时间段，英国已不是知识和创新方面的领跑国家。我们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快速的知识增长以及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通过多种渠道控制住了失业水平，而今天的英国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创造力下降，已很难做到。无数的补贴项目和政府机构成功地减轻了低收入群体的失业现象，但未能扭转这一趋势。
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体一直被糟糕的声誉所困扰——包括19世纪和之后出现的现代经济体？它们都被贴上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黑暗的撒旦磨坊”的标签。这是他创作于1804年的作品，那是在工厂出现前的那个10年。过程艰辛、待遇微薄的农业劳动大多数会被各种工厂中常见的枯燥、脏乱和喧闹的场景取代。查理·卓别林在1937年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展现的生产线，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愚笨无知，而非极具压迫性。无论如何，工厂并不是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经济体的特有现象，某些缺乏现代性的经济体也出现了类似的甚至更糟糕的工厂景象，如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且，工厂的兴起并非任何阶段的现代经济的必然产物，未来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跨越工厂阶段，直接进入办公室和网络经济阶段。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对我们而言，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可能对19世纪兴起的现代经济体快速蔓延的城市肮脏和令人窒息的污染状况感到吃惊。但我们可能忘了，这对于那些刚刚摆脱中世纪的微薄报酬，收入水平提高了两三倍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多数人在19世纪切切实实获得的收益。收入水平虽然是一个非常抽象、毫无生机的数字，但更高的收入降低了贫困发生的概率。
对那些成功建立现代经济的国家而言，它们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随着收入的提高，更多人获得了自立的尊严，他们得以解放出来，加入社会生活，开辟了与乡村不同的城市生活的选项。随着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在很多基本方面得到改善，疾病造成的早亡风险降低，使人们可以有更长的寿命享受新生活。新的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他们可以外出用餐，去体育馆或剧院休闲，让子女接触艺术活动。有人说，每个美国家庭的客厅似乎都有一架钢琴。
如今看来，这种“持续增长”似乎已不再重要。与消费和健康状况很差的当年相比，对现代人来说，更高的收入水平已没有那么重要，例如，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的工作日和工作周的数量大幅减少。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对现代经济体中数量不断增加的人群而言，工资的持续增长已不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10年之前开展的一项有关“幸福”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在达到某个数量后，收入更高的人并没有报告更高的“幸福指数”，就像佛教徒不再需要更多的消费和休闲一样。此外，收入的提高往往伴随着更重大的责任。当然也有后续研究者从类似的数据中得出上述观点并不准确的结论。但不管上述结论准确与否，我们都知道“金钱买不来幸福”。幸福与收入没有必然联系，获取高收入是获取满足的手段，这种满足不属于“幸福”。相反，人们的收入不足会对实现很多重要目标构成障碍，如实现个人发展和获得满意的生活。现代经济体的巨大成功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使因为收入短缺而不能实现非物质目标的人越来越少。
当然，如果现代经济没有在西方兴起，依然由巴洛克时代的商业经济主导，随着可能出现的科技进步（不管具体是哪些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外生影响，工资水平和收入同样可以提高，但工资和收入的提高速度绝不可能那么快。如果外生的科技因素是19世纪少数西方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那这样的科技进步应该能产生水涨船高的普遍推动作用，会同时抬升荷兰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两个国家在刚进入19世纪时相对来说具有生产率优势。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1820年左右都处于类似的起跑位置，但后来少数国家的物质进步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反映了现代经济体取得的杰出成就。
总之，本章不但定量分析了现代经济的出现给少数国家带来的快速增长，还通过证据表明，现代经济扎根以后，通过永不停歇的新经济知识的创造，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现代经济体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它们的体制结构能够很好地推动和实现大众参与的创新。大众参与的创新自下而上渗透至整个国家。与这种创新的草根性质一致，收入等方面的收益也较为平等地被很多弱势群体分享，健康和长寿等其他收益也更多地流向弱势群体。正如最近出版的反映这段发展历程的美国历史书所言，这是一场经济“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之前从未降临到美国普通民众身上的最大福祉”。
物质方面的进步并非现代经济的唯一成就，它在非物质的、无形的方面带来的改变（包括体验、理想、精神和想象力）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同样翻天覆地。这些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