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中，中国曾经远远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头，但在晚清时代落后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彻底败落于世界强国的标志年代。石油经济的历史变迁，情况与之十分相似。中国是最早发现和运用石油的国家，公元100年前，东汉史学家班固就在《汉书》中有过“高奴有洧水可燃”的记载。而“石油”一词则是我国九百多年前的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的，并认为中国的“石油至多，于地中无穷”。
然而，真正的工业化石油开采，中国又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海洋石油开采的历史更是落后了西方半个世纪左右。1978年对外开放之前的中国海上石油开采，几乎是零。渤海湾和南海领域有过一些船只，但也只是小打小闹，没有成为什么气候。
可是这个时候的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区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已经相当成熟。美国的墨西哥湾大发现自然更不用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挪威和英国先后在欧洲的北海发现了埃克菲斯克大油田和福底斯特油田，使挪威和英国所拥有的北海油田储量分别达到575亿桶和154亿桶，一向依赖石油进口的英国也一跃成为主要产油国之一。整个西欧的石油储量几乎与美国相等，仅北海的石油产量就达到200万桶/天。地处中东的海湾国家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则更早、更广泛和更大规模。苏联时代在里海的石油大发现，同样是激动人心和让人产生妒忌的。
当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被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巧妙的手段开启后，石油人成为了开路先锋，海洋石油的勘探开发则是具体的战役和战线。与数家外国公司的地球物理勘探协议签订后，用康世恩的话说，这仅仅是“报了一个幕”，下面的戏怎么唱、好看不好看，全在编剧和演员了。
当然，戏要好看，导演是第一位的。
中国人过去对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全程领导指挥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这样的陆上大油田勘探开发的康世恩、张文彬，也仍然对海洋石油工作所知无几。这时摆在中国石油人面前的一项紧迫而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当外国的先进勘探和开发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平台一艘艘载着设备和众多人员进入我主权之内的海域进行作业时，我们如何管理、如何衔接、如何按合同程序和国际工程管理法律条例履行自己的职责，成为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
“老外”办事，风格独特，一旦合同订下，一切按合同办，哪条哪款没有履行，你就是出于好意让他挪动个屁股，他都会来一句“让我的律师跟你说话”。
中国石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海洋石油基本上是“海盲”。而形势又迫使“海盲”必须与“海盗”（精通海上石油勘探的人常常这样戏称自己）较量。政府赋予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的基本要求又是“必须赢”，当然最好是“双赢”--在无法实现“老外”与我方都能满意的时候，允许“老外”多赚点钱，而我们自己则必须学到技术、找到真正的海上新能源。
不难看出，政府赋予石油人的责任是：不管什么情况，不管与外国公司合作有多大困难，我方必须占有绝对主动权，找到油源和学到本领是目标，必要的一些学费可以花，但要花在刀刃上。
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这三位都是军人出身的老石油人，尽管解放军的战史上很少有他们的战争功绩记录，但要论在石油战线的工业战役，他们个个打得漂亮而精彩，可以称得上是“百战百胜”、“智勇双全”的将帅。然而面对已经或即将在中国海域布阵的外国石油勘探开发船队，作为代表中国政府管理团队的统帅与最高指挥官，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紧迫感。
海上石油勘探开采风险本来就大，现在又是外国公司在做主力军，“海盲”的中方又作为业主，这样的风险等于加大了无数倍。难怪连已经离开石油部而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都不得不在日理万机时仍然放弃一些必要的工作，不惜率团万里迢迢去学本事……
康世恩在北海摸“石头”
中国也有一个地名叫“北海”，但中国的北海在广西。我们这里说的北海在欧洲，是隶属于英国、挪威、丹麦、荷兰和德国等国家的广袤海域。1969年，正当世界石油进入又一个危机阶段，埃克菲斯克公司在挪威所属的北海海域发现了一个大油田，之后英国、丹麦、荷兰、美国等世界著名的石油公司纷纷扑向北海，形成了一次世界性的海上石油勘探大高潮。其间除发现埃克菲斯克油田外，还发现了西索尔气田等世界级的大油气田，北海因此成为仅次于中东波斯湾和墨西哥海湾的世界第三大海上油田，面积达62万平方公里，当时（1979年）的原油产量达1亿吨左右，另生产天然气750亿立方米。由于北海油田发现的时间更接近当代，又因北海油田的勘探开发更多地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公司招标形式，因而它所形成的一整套国际间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模式，科学而公平，为后来的国际间海洋石油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参照。
“就去北海摸‘石头’！”康世恩不愧是老练的石油战略家和杰出的石油管理领导者，他在出国准备阶段，就同石油部宋振明部长等谈话时选定了欧洲的北海油田作为自己考察学习海洋石油管理工作经验的目的地。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领导人口中说得最多的一句流行语，后来也成了邓小平同志“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后的又一句经典语言。
“地球物理勘探的开始，只是我们整个海上石油开发的侦察阶段，真正的对外开放战役是在后面的招标。招标，等于是把我国所确定的那些准备开发的海上石油区域，分配给各个外国公司去完成实施计划。等于是放手让人家替我们去打仗。赢了输了，对外国公司来说，就是赚钱与赔钱的事，可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赔钱与赚钱的事，而是国家石油开发战略的方向性问题。只有成功，不能失败。这个成功，就是最好要打出油，最起码是得把海底的情况摸清楚。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可是摸着石头趟海。要准备喝几口咸水，甚至可能还要淹死人，但我们不能怕，怕就无法学到本领。”康世恩在1980年5月至7月4日这一次时间最长、访问最深入的“北海之行”中，一路上与宋振明和随团同行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陈锦华等，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话。
康世恩一行的第一站是挪威。作为北欧小国的挪威，过去一直是个贫油的进口国，但北海油田的发现，使这个美丽的欧洲小国一跃成为石油出口国，同时引发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挪威政府对中国人民始终抱有友好的态度，康世恩一行的到达，被认为是开放后的中国对挪威的一种友好姿态，因而受到包括首相在内上上下下的热烈欢迎。当中国代表团期望在这里学到些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中的国际经验时，挪威能源部门和各石油公司表现出了少有的真诚和无私，他们对康世恩等中国石油界同行说，在北海的挪威石油公司，你们中国朋友可以随便看，有什么要问、要咨询的，我们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挪威是我们中国在进行国际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合作过程中，最具有价值的好朋友之一。”秦文彩用这样的话评价道。
“啊--这儿太伟大、太气派了！”站在北海油田的平台上，年届65岁的康世恩仿佛又回到了他年轻时第一次到玉门油田时的情景……同样是激动，但此刻这位中国石油领航人所激动的是被西方世界一座座耸立在碧海蓝天下的先进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所感染、所冲动……“这就是先进生产力！这就是国际高水平！”康世恩一次次感慨万千地对身边的宋振明等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团员们说，“看看人家已经发展到这个水平，我们现在的海上石油勘探技术和能力，好比过去我们跟蒋介石打仗一样，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他因此再三向同行的中国石油人说：“要想在中国的海底找到油田，就得放下架子，虚心跟人家外国公司学习。”
“西方资本主义确实有许多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拜其为师。我们跟资本家搞在一起，不是学他们腐朽的东西，而是要学他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成熟的国际工程承包经验与法律知识。要有荷花精神，出污泥而不染。”康世恩为中国石油对外合作工作所提出的“荷花精神”，从此成为中国石油事业对外开放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战场的指导方针，并且引领中国石油人一直走到今天……
“你和你的团队如此真诚、好学，给我和我的国家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在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紧握着中国石油领袖人物康世恩的手，脸上充满了敬佩之意。
北海油田的成功开发和有今天如此伟大的业绩，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十个字：智慧、首创、风险、投资、耐心！“北海之行”让康世恩一直处在高度兴奋和情绪激动之中。回到中国，他立即把张文彬、秦文彩等叫到自己家的那个小会议室，连续开了3天的专题会议。从接管玉门油田到参加大庆会战的张文彬和秦文彩等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康世恩这么激动过了--他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北海油田上的智慧，是在先进科学技术指导下的智慧，这地震地层学就像我们的医生掌握了X光一样，把海底世界透视得一清二楚！这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什么？说穿了，就是掌握了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的人的智慧！但有智慧还不够，人得有点精神，这精神中首创精神顶重要！北海油田的成功发现和成功开发，都是世界石油史上的首创，它集国际石油技术与队伍之大成、之精华，从而才开创了北海神话。整个北海油田是世界各大石油公司的共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人平等，公平竞争，它的前提是：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则。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是人类对地球上所有能源开发中的最大的风险性作业，这种风险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搏斗的风险，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可能的水中捞月一场空的彻底失败！但冒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它既是对资金投入的科学检验，同时又是对石油人的信心和意志的考验。一个北海油田，600亿美元的投资，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海洋石油投资的巨大，巨大到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漫无边际。如此浩大的规模，让我们看到了奔向大海的事业是如此的壮丽和伟大，同时又是那么的险恶和莫测。这就更要求我们抱着科学的态度，抱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每一个铜板的珍爱和怜惜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不负使命。但，海上找油，如同大海捞针一样难，奥妙无穷。大海充满诱惑，又充满神奇，海底世界的复杂性，海上作业的不可测性，等等，等等，都构成了海上石油开采与开发的艰苦与艰巨，漫长与渺茫……只有充分的耐心，百倍的耐心，持之以恒的耐心，才有可能收获，才有抱到大金娃娃的一天！
“这就是我们考察外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所摸到的‘石头’！有了这样的‘石头’，我们才能过得了对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这条长长的河、充满急流险滩的河！”
康世恩激情澎湃地总结和归纳了海洋石油的“十个字”及另外的“六大特点”，后来被石油人称之为“康氏模式”，或叫“中国海洋石油模式”。
王涛、卫留成等人的“疯狂英语”
王涛，中国石油部的最后一任部长、“中石油”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他任“中石油”公司总经理时，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他的副手。
卫留成，现在的海南省委书记，昔日的“中海油”第四任总经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王涛和卫留成，都是石油部下属的二级单位负责人，年富力强。尤其是王涛，那一年他被张文彬和秦文彩紧急召到曾有中国石油“总参谋部”之称的涿州，参加由石油部挑选的一批旨在对外合作所需的“混合委员会”和资源评估委员会培训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回炉。”王涛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留苏专业人员，回国后一直在石油一线冲冲打打，那回他被部里通知到涿州参加培训，一见讲台上给他们上课的竟然是“老外”，王涛和120多名来自石油战线身经百战的精英们惊愕得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听张文彬、秦文彩等领导作动员后，王涛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从这一天起，他和他的这些长年打滚在油田的“油耗子”们将要大开洋荤--与外国人打交道了！
“我回国近20年，光当局长也有15个年头了，这回好，改革开放，又让我们从头学起。”王涛和他的这些满身沾着油腥味的“学友”们兴奋不已。
“我在混合委，你呢？”
“嗨，你好啊，混合委、混合委，混混就会了嘛！我苦了，是评估委的，也不知这资源评估委员会是干啥的？”
学员们相互打趣着自己未来所学的专业。动员会上，经张文彬副部长一番动员和解释，王涛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资源评估委员会，是为了国际招标，业主国家需要对自己区域内的资源进行评估所设立的专门人才，其目的是为了与合作者进行最终的资源上的“讨价还价”。所谓“混合委员会”，是指对外合作项目中，中方与外方需要组织共同的管理层面的一个混合委员会。
“参加培训班的同志，都是各油田的一些领导和技术骨干，是经过部党组反复商议、慎重选择才最后确定的，你们是中国石油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第一批突击队员，将承担着我国的石油立法、与国外公司的合同谈判、资源评估、混合管理等等重任，而所有这些事，过去我们谁也没有干过，也是国家的空白。你们的任务是：学好本领，准备与多国部队作战！”张文彬以军人特有的语言，向自己的属下这样说。
“这回我们要在海上真干了！听说洋鬼子要领导指挥我们呀？”有人担心。
“张部长不是已经说了，我们的石油战略将向海上转移，大干是肯定的，而且是‘多国部队’参与干。这可不代表一定是洋人指挥领导我们嘛，要知道他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是帮咱干。主人是咱！这一点不能含糊。”
“我说嘛，在我们的国土上，让我们做三孙子，这怎么成！”
“你这话也不全对。我们请外国人帮助咱在海上打井找油，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装备、管理经验及资金都不够。既然这样，我们就得虚心向人家学习，不存在谁当三孙子的问题！再说了，海上找油，你我都没干过嘛！为了国家找到油，你当一回三孙子又咋啦？”
“可不，人家是洋老师、洋专家，我们好好跟人家学点真本事才是！”那些日子里，学员们各种议论都有。但最让他们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学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