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上，阎教授分析说，英军兵力最初只来了4000人，且战线拉得太长，至于武器，也仅是比清军稍先进一些。这个分析有些好笑。英军兵力是只有4000，不是人家兵不多，而是不需要来那么多。需要的时候，人家甚至增至1万左右了呢。英军跑到中国，路途是遥远了些。但路途不等于战线，何况人家的火车轮船完全可以弥补这些不利因素。相反，倒是大清的战线过长了，从广东到东北，全线防守，全线被动。至于武器，先进一点点就够了，人家热兵器，咱冷兵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杀伤力可不仅差一字。阎教授这样分析，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明显，可以把战败的屎盆子扣到道光本人身上，认为他过于无知，还无勇，所以让一场本来可能打胜的战争变作了败仗。阎教授甚至拿道光祖先的诸多武功来与道光相比，说道光皇帝没有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萨尔浒之战”的勇气，没有清太宗皇太极当年“松锦之战”的谋略，更没有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胸怀，这些对比让人感觉滑稽，为什么不拿道光以后的皇帝作对比呢？道光之后是咸丰，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光绪，光绪之后是宣统，难不成这些皇帝都无知无勇，所以，清朝才“偶然”地一败再败吗？
恩格斯的预言和拿破仑的失望
挨打不能白挨，这应该是常识。
对于天朝的挨打，恩格斯也用此常识来衡量，在《论英人对华的新侵略》一文中说：“那一次战争的经验华人不会白白放过”；“毫无疑义的，在军事上，英人在华人中间定会遇到自己的高材生”。
老恩此言差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验，华人白白放过了，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收获到经验。不管是军事、政治，还是文化，以为中国会做西方的高材生，老恩有些自作多情了！天朝，应该是历史上最不善于做学生的一个国度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朝君臣得出的最大结论竟然是：西学中源。一句话，别看西夷厉害，他们那些玩艺儿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都是咱玩剩的。
比如英军的飞炮（爆炸弹），裕谦认为中国本有此法，不过将铁弹挖空，实以火药，以配合火炮膛中大小，受药轻重，福建及浙江军需局均有制造，“不足为奇”。
大理寺少卿金应麟也认为，西方的船坚炮利不过是“中国之绪余”，“夷人特稍变其法”。
连梁廷枏那样的开明士人也认为西方的火炮舟船包括算学都是学中国的，而且他并不主张“失礼而求诸野”，他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梁廷枬：《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2页）一句话，西方的火炮，都是从咱明初学的。咱现在学他们，失体太甚！古今无此理啊！
至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天朝人眼里，更不像话了，感觉不是人玩的：
姚莹评价英国王位继承制：“至其立国，自称一千八百余年，本属无稽，然国俗王死无子则传位于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后传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为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
耆英：“至各国虽有君长，而男女不齐，久暂不一，迥出法度之外，如英夷属女主，咪、佛二夷系属男主，英、佛之主皆世及，而咪夷之主则由国人拥立，四年一换，退位后即等齐于民。其称号亦有不同，大都剽窃中国文字，妄示夸张，夜郎自大。”（《筹办始务始末》道光朝第六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892页）
大清用自己的历史证明，老恩的预言没有丁点科学性。天朝挨了打，不但无意做西方的高材生，还以西方的名师自居呢！老恩啊老恩，你太不了解天朝了。
老恩之外，还有一个人牛皮吹大了，吹得有些闪腰，这个人就是拿破仑。据法国政要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一书载，当年阿美士德出使大清失败，回国途中，路过一个叫作圣赫勒拿的小岛。当时的小岛上，囚禁着刚被英国打趴下的欧洲雄狮拿破仑。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被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一举打败，从此再也没有翻身。
虽然这雄狮已有囚徒常见的自言自语的习惯和说话自相矛盾的毛病，不过这并不妨碍阿美士德对这个曾经在整个欧洲所向披靡的英雄的敬意。路过圣赫勒拿，他要见识一下英雄。拿破仑对阿美士德本人并不感冒，但是他对遥远的东方，对中国感冒，他在小岛上，早就看了马戛尔尼使华记。他一直希望，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能替他压压英国的气势，因为正是英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法联盟，让拿破仑遭遇了生命中的滑铁卢，并做了永远的囚徒。所以对于阿美士德使华，拿破仑同样关注。用佩雷菲特的话来讲：“阿美士德对一位震撼了欧洲的人感到好奇，拿破仑则对某天会让世界震撼的国家感到好奇。”
1817年6月，阿美士德登上了圣赫勒拿。两个好奇的人见面了。
阿美士德观察这个囚徒的环境，发现可供他跑马12英里，而且没有任何英国官员的监督。阿美士德由此发出感叹：“如果广州的英国商人和官员能享受同样的自由，他们就会把旅居地视为天堂！那就毫无必要派一个使团来为他们争取这些条件了。”阿美士德的感叹是对的。认为自由贸易乃人类天赋权利的英国商人，自我感觉在广州所受的委屈比拿破仑这个囚徒还要严重。另外拿破仑也不知道，如果他的对手换作大清，那他战败后，就是一个张格尔第二，至少是凌迟处死，哪会把你放小岛上悠然自得地做岛主啊！这就是文化的隔膜吧，站在美学的角度，就是距离产生美了。
当听说双方因叩头之事而闹崩后，拿破仑批评英国，认为他们要么不去，去就遵从人家的风俗。还举例说：“在意大利，即使吻教皇的骡子，也不会被人视作卑躬屈节的”。为了更大程度的恶心自己的对手，拿破仑甚至做着动作说：“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说完，他自己就先乐得哈哈大笑。
拿破仑对阿美士德说：“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
这里，战神拿破仑发生一错，对大清来讲，所谓的两亿人口早是老黄历了，乾隆末年，大清人口已经三个亿了，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接近四个亿了。但对拿破仑来讲，两亿就够多了，他对阿美士德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地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阿美士德向拿破仑表示：大清是个泥足巨人，不堪一击。
拿破仑说了一句令今天中国人无比亢奋的话：“中国是东方沉睡的雄狮，当他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
问题是，中国一直睡不醒啊。睡不醒的狮子，那不就是个长毛兔吗？！这一点，连大清时人都发现了，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页）
佩雷菲特说，真正实现拿破仑预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不无遗憾地问：“为什么他们违背了拿破仑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呢？”问得好。为什么挨打的是师傅觉醒的却是徒弟呢？是打得不够狠还是中国人早已没了痛感？
历史走到了今天，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话听来却依然是那样地刺耳：
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对中国这样的半开化政府，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狠地揍一顿！
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但是遗漏了一点，至今没给个解释。他不给解释，我们自己倒是一直在解释，从鸦片战争开始起，一直解释到现在。但各种解释是否到位？是否找到了真正的病源？是否照亮了未来的路？更关键的是，面对国内外的各种解释，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理性与清醒？是否有足够的心智走出历史的泥泞？
理性梳理历史，是对历史最好的安慰！
清醒面对过去，是对未来最好的交待！
还打算让拿破仑失望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