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任复兴:《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泄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十七天就死了，肯定是汉奸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巨毒……
我觉得这些猜测，纯是胡扯。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呢？所以，凶杀案不成立，自己累死的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真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哩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林则徐落个“林剃头”的名声则是最大的可能。因为比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阴影！何其幸也！
道光的羞愧和阎崇年的苛责
1850年2月25日，道光驾崩。临死前写下遗诏，其中一条认为列祖陵前都有圣德神功碑，而他不配：“在朕则何敢上批件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可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
是有些羞愧！
天朝在此之前，从来没这么丢过人！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分析，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偶然的。他说，战略上，清朝国力不小，以逸待劳，民心在我云云。他所谓的国力就是人口多，所谓的以逸待劳，就是英国大老远的跑过来了，也不考虑一下清朝六百里的快递，怎么能赶上英国的火车；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怎么能赛得过英国的轮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沿海兵丁远远不够用，清政府主要是从内地调兵增援东南战事。茅海建曾给统计过：安徽、湖北、江西、陕西、河南、四川、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广西、湖南、贵州、甘肃、广西、云南等省，少者调兵500人，多者调兵7000多人，整个战争期间动用总兵力大约10万，而内地调往沿海的，5万左右，恰好是一半。
这一半兵力的调兵速度，茅海建也给推算出来了：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相形之下，倒是人家英国反宾为主了，据茅海建推算，英国军舰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需60天，从印度开过来，需30至40天，从英国本土开过来，也就是4个月。所以，阎崇年教授说清军以逸待劳，也是信口开河。至于所谓的民心在我，更是阎教授自作多情。清政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清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当作了终极敌人。中国政府与中国百姓的这种敌我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殖民者们发现了。
最早的代表是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1576年，他从菲律宾写信回国，说：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这一点，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政府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他们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事实上，整个鸦片战争中，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麦天枢对此评论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388页）当然，有那更没良心的百姓，居然跑出来从旁指点讥议，看政府军笑话。如果还不相信清政府无有民心，看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就行了，看魏源的意思，整个鸦片战争，英军步步胜利，大半功劳都要记在中国汉奸的身上！所以，阎教授的“民心在我”，有替清政府扯淡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