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学者说:“任何事情都要自己的努力。只有对孩子进行努力教育和挫折教育,让他们在失败中学会本领,将来才能自食其力。”人生不会永远春风得意,也会遇到挫折与坎坷,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就体会不到成功时的快乐。
可是,现在的孩子已经习惯于对父母的依赖,从小学、中学、大学、就业到成家,都是父母在承受生活的压力,而孩子对各种困难几乎没有体验,而且缺乏忍耐力,一旦遭遇挫折很容易被击垮。因此,父母应该教育男孩正确看待挫折,越过挫折,与挫折握手言欢。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十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向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授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适逢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丰富了司马迁在京城里的见闻,激发了他的热情。
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因病死在洛阳。于是,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来却听说他投降敌军,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一改几天前称赞李陵英勇的颂词,纷纷指责他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面安慰武帝,一面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投入监狱。次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对司马迁处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悲痛欲绝,甚至想到了自杀,可是后来想到自己多年来搜集资料,要写部历史书的夙愿,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接受宫刑。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任职太史令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总共经过十六年。《史记》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光辉的伟大著作。
人在遭受无妄之灾时,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把自己心中所有的“愤”都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他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为后人记载并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史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巴尔扎克说:“挫折和不幸,是天才的晋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深渊。”贝多芬自幼跟父亲学习音乐,8岁就登台演出。22岁到维也纳深造,创作了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人尊称为“乐圣”。但是贝多芬一生坎坷,26岁开始耳聋,晚年全聋。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没有比失聪更可怕的了。但是他对艺术的爱和对生活的爱,最终战胜了他个人的苦痛和绝望,苦难转化为他创作力量的源泉。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他在耳朵全聋、健康情况恶化、生活贫困的夹击下,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重重折磨,以顽强的毅力创作了《第九交响曲》,展现了人类的美好愿望。
鼓励男孩正确地看待生活中的失败和挫折,可以帮助孩子驱走惰性,促使孩子奋进。失败与挫折是一种挑战和考验,它既可能让孩子走向成熟、获得成就,也可能破坏孩子的前途,关键在于孩子如何面对挫折。
逆境和挫折是一所好学校。人走路时免不了会跌跤,孩子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免不了要碰到数不清的麻烦。经过逆境的打磨,孩子逐渐学会逆事顺办,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坦然面对失败,并把挫折自然地看成挑战。所有这些经验都会成为他人生中的宝库,赋予他解决问题、寻找答案、承受失败的能力。
男孩更需要也愿意在尝试中不时地与挫折挑战,与挫折打交道形成的经验,会让他们以后有足够的能力面对问题、接近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尽自己的能力独立解决身边发生的问题,男孩会产生一种荣誉感、满足感,形成坚持和执著的意志品质,体验每一个成功的独特感受。许多家长意识到要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但他们往往只是让孩子吃点苦,接受一下失败,把挫折摆在了孩子的面前,却忘记引导孩子如何正确面对挫折,遭遇挫折之后应该怎样做,没能让孩子树立起战胜挫折的勇气,找到战胜挫折的办法。事实上,只有引导孩子分析受挫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并想办法克服困难,才能让孩子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如果孩子自己无法克服困难,家长应给予适当的安慰,并提供一定的帮助,以免孩子过分紧张,影响身心健康。
家长在孩子受挫之后的不同举动,可以让孩子在经历挫折之后越挫越勇,从而成为生活的强者;也可以让孩子从此变得害怕失败,不能接受失败,从而失去挫折教育的意义。挫折教育应该是抗挫折能力的教育,正确引导孩子去面对挫折、越过挫折、与挫折言欢是挫折教育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