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他在谈到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条件时，把国际援助作为条件之一。他指出：前段时间，国际上弄不清楚中日作战的情形如何，中国需要些什么援助，这对于中国的抗战无疑是一种损失。为此，他要求“扩大国际宣传，取得全世界工人阶级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精神上、物质上乃至技术上的援助”。但是，周恩来在强调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援助的同时，始终主张“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抗战初期，他在武汉接见救亡剧团二队时就指出：“对于抗战前途的救亡工作，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妥为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否则便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境。”1938年10月初。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的抗战形势》一文。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十五个月的抗战史绩，已证明中华民族主要的靠着自力更生的国策和信心，支持了这一血战，一切速亡论的悲观心理与速胜论的侥幸心理，已被粉碎无遗。”他坚持认为，我们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在对外政策上“就是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外援。而不是依靠外援”。
苏德战争爆发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内部困难日益增加，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正在上升，国民党统治区因此出现了一股依赖美国打败日本的严重倾向。蒋介石向国民党官员表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能依靠美国。新闻界一部分人也对时局表示悲观，寄希望于美国，认为地中海被切断得越快越好，这样可以促使日本南进，英美也就非努力对付日本不可。
针对这种把中国抗战希望一味寄托于美英等国的想法，1941年5月25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目前战局》一文，指出：日美矛盾在激化，但它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为了先对付德国后对付日本，英美会不惜代价与日本妥协，日美之间不可能近日内发生战争。根据这种判断，他的结论是：“必须弄清主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拿我们这种自信的坚决抗战方针，来争取外援，适当运用外援使日寇动摇于来华与南进之间，永远得不到出路，最后葬送于帝国主义大战的火焰之中”，而不应该只是希望和等待太平洋上的冲突。这篇文章对鼓舞全国军民克服困难，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1941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他发表了《“九一八”十年》一文，再次批评单纯依靠国际援助的错误倾向，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没有不靠自力更生，专靠外援而能战胜强寇收复失地的。我们固然决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而独干，但我们更不应将我们最大的甚至一切的注意力，放在国际的援助上面，将我们全民族的命运，押输赢于他人的赌博场中；这是无可救药的奴隶根性，决不是我大中华民族抗战四年来所发扬的独立自尊的精神”，中国的抗战胜利，“必须从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到了抗战后期，周恩来对待外援的态度就是：你帮助我，我抗日；你不帮助我，我照样抗日。
四、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坚持“民族立场”，反对外来干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自求解放的神圣事业，必须有着坚定的“民族立场”，这是周恩来始终不渝的信念。1941年6月，他撰文指出：“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所以对于日寇侵入中国，我们主张抗战到底，决不在敌人威力之下屈服，决不在敌人挑拨之下分裂，决不在敌人利诱之下妥协投降。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不出卖民族利益”。对敌人必须坚持“民族立场”；对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中国人民同样有一个民族利益问题。他说：“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上，并不拒绝外援，而且争取外援，但我们决不能因为需要外援，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同时，我们也并不拒绝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与日寇的对立和可能冲突，甚至在某种可能和必要时，一定战场上的军事配合行动，都是许可的，但这种运用，这种配合，必须求得有利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进行。这不仅不能损害我们民族独立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运用和配合上，取得和奠定中华民族从一切侵略和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的始基。”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明确指出了在争取和接受国际援助中，中国人民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立场，这是中华民族摆脱外来侵略、自求解放的根本出发点。
所谓“民族立场”，综合周恩来的论述，就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对外交往中，既要反对一味依赖他国、甘作随从的奴隶思想。也要反对盲目排外的关门主义意识，要不断学习他人的长处，既与别的民族进行正常交往，又不能失掉自尊与自信。
周恩来在一份文件中很好地阐述了“民族立场”的内涵。1944年8月，他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着重提出，在对外交往中“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立场”。他指出，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外交史上，在民族立场上，曾经有过两种错误观念：排外和惧外。即使到了今天，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为此，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交往中，“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
坚持在对外活动中的“民族立场”，不单单是周恩来对中国近百年外交历史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他在抗战时期从事国际交往的工作指针。抗日战争时期，英美两个西方国家，作为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国，给予了中国抗战以重要的物质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美英等国对华政策的功利主义色彩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利用中国战场拖住和消耗日军兵力，以减轻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的压力，扶持一个战后继续依赖它们的国家。周恩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44年底，他曾这样概括同盟国的政策：英国对东方还是帝国主义，它还在维持大英帝国的地位，仍在想划分势力范围。美国不是性质上与英国不同，只是方法上不同。在美国虽然有进步与保守两个方面，但决定政策的是罗斯福，这个政策有利于资产阶级。他们提出一切统一于美国指挥，皆由于愈早结束（解决）中国问题愈有利，这不是偶然的。美国在中国和亚洲的扩张，不仅同日本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也受到了苏联的抵抗。因而美国的政策是扶蒋拉共抗日，是防苏压英。因此，周恩来在欢迎同盟国对中国抗战进行援助的同时，反对他们干涉中国内政。如第六章所述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关于中共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参加政府问题上的交涉，就充分体现了“民族立场”。
不管美国政府以什么的条件作诱饵，只要是损害民族利益的，都予以拒绝。因此，当赫尔利以美援、美国军官帮助训练中共军队等为条件，引诱中共在国民党不改组政府的前提下，“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时，周恩来严正地回答：改组国民党政府，“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政府不改组，无法挽救目前危局”，拒绝了美国的诱惑。拒绝美国参加国民党一党政府的提议，并不表明中共希望断绝关系。所以，“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后，周恩来、毛泽东联名致电在重庆的王若飞，要其向美方表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
周恩来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他善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不断对实践加以归纳总结，并将这些总结用于指导统战工作中。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内容，而且奠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乃至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贡献，绝不仅仅限于实践方面，而且有着重大的理论贡献，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他是一位统战方面的理论大师。
周恩来之所以在理论上也有着杰出贡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第一，能够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是他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的先决条件。从他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内容来看，他总是背倚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抗战中的实际问题，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统战思想处处都闪烁着将二者结合的光辉。
第二，长期的、大量的亲临第一线的统战实践，是周恩来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前提条件。抗战时期，他始终战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前沿，接触和结交了大批国内国外的统战盟友。这使他能直接面对诸多具体的复杂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实际体验，能够对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加以比较、提炼、总结，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