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国内国际因素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妨碍了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但是，他始终认为，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办法”。1939年1月初，他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友会上，作抗战形势报告时指出：从卢沟桥事变以来，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他坚定地认为，只要我们加强团结，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战争，坚持持久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3月，在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当他谈到如何克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的困难时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而逼近了几乎破裂的边缘。周恩来一方面组织力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大力同击；另一方面则大声疾呼加强抗战的团结的重要性。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代论中指出：“我再重复一次，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这是今天中国抗战的铁则，谁不遵守这个铁则，谁则成为万世的罪人”。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反击和国际支持中国抗日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只好向公众表示，以后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出现。
三、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是没有民主传统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但篡夺胜利果实的北洋军阀打着“共和”的旗号，却仍然实行专制统治。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党政府同样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对内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对外对日本帝国主义奉行不抵抗政策。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就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确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问题高度重视。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提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农共和国”应改为“人民共和国”，后者应是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民共和国首先是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同时应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6年8月逼蒋抗日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就向国民党人呼吁“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国民党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有了“一些善意的愿望”，中共中央又公开表示，愿意像大革命时期一样，“坚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胜利，即坚持对外的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的胜利，同国民党共同奋斗。”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更加明确地阐明了民主和抗日战争的关系。他说，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但“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在回答“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的提问时，毛泽东肯定地指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在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入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与毛泽东一样，周恩来对抗战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特点。
周恩来认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抗战与民主的关系，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抗战需要民主来发动，民主是抗战取得胜利的保证；另一方面，民主又要服从抗战。1937年4月，他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时，对“民主”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着重指出：“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其严重意义。也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悟，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和胜利。”5月1日，他在《解放》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对“民主”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基础”作用进行了阐述。他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确认男女平等，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以加紧、加快发动抗战。周恩来还认为，民主与抗战是紧密联系的，但我们又不能脱离抗战来单纯谈民主。1937年6月27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作了《和平、抗日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的报告。他说，抗战与民主犹如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广泛地深入下去，甚至发动不起来，或者遭到挫折，或者被出卖；但脱离抗战来谈民主，将会失去中心，失去领导而流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进行民主运动的目的。在于依靠民主来发动抗战，扩大抗战的力量，最后取得抗战胜利。
全面抗战发动后，周恩来为争取抗战民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建议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给人民抗日的民主，抗议由cc系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宣扬“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这些都是对民主的真诚践约。
那么，抗战时期的民主内容是什么？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反复倡导恢复的“三民主义”。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就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这一条是作为“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四条中的第一条而提出的，反映了中共中央试图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政治基础的良好愿望。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在民主问题上显示出了那么一点点“进步”：表示要组织国民参政会，规定“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当与以充分之保证”。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过是虚晃一枪，玩弄“民主”，真实意图是削弱、排斥其它政党，使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能够延续。于是，就出现了蒋介石关于共产党问题能否解决的真情流露：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是）不变的；出现了顽固派“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鼓噪；出现了《中国之命运》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赤裸裸的宣扬……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同与否，或者说对真假“三民主义”的信奉，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民主的不同态度，继而导致了不同抗战纲领的出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像中国共产党期望的那样，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既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愿意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行真正的民主，正视现实的周恩来遂向蒋介石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抗战期中的政治的民主，至少限度应做到：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容许各抗日团体的合法活动，保护各抗日书报书店的出版发行和营业的权利，扩大国民参政会及省县参议会的权限，筹备真正的普选的民意机关，并禁止特务的非法逮捕。”
为了推动抗日民主政治的实现，周恩来竭力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呼吁，具体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反民主行径，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制的局面，实现抗日的政治民主。
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抗战民主。而且真诚实践抗战民主。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民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民主政权，各根据地边区参议员实行普选制度，在政权组成上采取“三三制”，广泛吸纳抗日人士。与之相反，国民党政府在民主方面的“进步”稍纵即逝，顽固地坚持其专制独裁。1943年3月，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更是把蒋介石政府反共反民主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这本书仿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鼓吹法西斯主义，颂扬封建主义，公然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自由，使人们对国民党当局“反民主”的真实面目一览无余。
1943年8月16日，为了揭露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周恩来针对《中国之命运》，起草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提纲阐释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策略、组织和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基础是“极端的唯心论哲学”，它的历史根源“是官僚资本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它的纲领是反抗战、反共、反民主的，它的策略具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要求“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提纲还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同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被迫答应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实施宪政。人民因此欢呼雀跃。然而，现实再次粉碎了善良的人们的幻想：蒋介石承诺的“宪政”不过是一个真实的谎言。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就此在延安发表演说，再次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呼唤“民主”。他批评“国民党执政已十八年了，至今还没有实现民主”，指出国民党如果真准备实行民主宪政，必须满足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他还强调指出，只要“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是年9月，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后，周恩来又一次发表演说，认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挽救国民党政治军事危机的“惟一正确方案”。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认真实施民主政治，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独裁统治，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非常有限。因而，周恩来指出，争取民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弱点，也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欧洲人民阵线的地方。
四、总结了统一战线的一整套工作方法和准则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在其占领区后方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变投敌。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也对抗战发生动摇，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转为对内积极反共，对外消极抗战，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的军事磨擦。
面对蒋介石集团日益加剧的妥协、投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根据自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分析和长期的统战实践，于1939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归纳。
周恩来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面临的两大主要危险是“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虽然汪精卫集团投降了日寇，但蒋介石与汪精卫不一样，由于多种原因（见第四章），使其不会马上投降；对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虽然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如果幻想他放弃反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联合共产党抗日对其政权的存在有利；“蒋介石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只好承认事实。迁就事实。蒋介石处于对日本投降与反投降、与中共联合与分裂的十字路口摇摆不定。为此，他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十条策略和四条方法。
统一战线的十条策略是：
开展反对汪逆（精卫）汉奸及其党羽的斗争；
帮助友党友军进步；
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树立模范作用，以影响友党友军；
在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
坚持全民动员，首先在边区等地做出成绩，影响全国；
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以扩大统一战线；
坚决进行反对顽固分子的斗争；
批评全国的倒退现象，促使国民党进步；
在国际上要联合各国朝野的同情人土，集中反对国际法西斯和民主国家中的妥协派；
正确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等。
从策略“十条”的内容可以看出，周恩来这时已经形成了后来由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对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对待各党派的关系上，他更是明确提出了“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主张。虽然这些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主要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向提出的，但对扩大进步势力阵营，争取中间势力倾向进步势力或者保持中立，孤立顽固阵营，从而对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有许多统战对象或对手，最强大的对手无疑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如何对蒋介石进行统战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周恩来积多年来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提出了从事统一战线的四条方法，就是：
一、在斗争上，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
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
三、在工作上，要互助互让，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
四、在方式上，要重实际，重信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