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来争取团结民族资本家。周恩来要求以工商业为掩护的秘密党员积极从寸土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当时川帮企业家在大后方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周恩来十分重视对他们的统战工作。1940年秋，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秘密会见了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明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能利用自己工作职务的方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四大家族对抗，至少不被他们诱惑或吞并。他说：“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期望不能过高，只要能联合起来对抗四大家族”。高兴亚一开始对联合资产阶级有些不理解，说：“资本家是剥削者，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存在着区别，但作为剥削阶级，那是一致的。同民族资产阶级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那我的立场哪里去了呢？”周恩来反问道：“你拥护统一战线吗？”高回答：“当然拥护！”周又问：“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面吗？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要同他搞统一战线，何况民族资产阶级？”周还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它爱国的一面就是我们同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在周恩来的说服下，高兴亚愉快地接受周恩来的嘱托。后来，他和卢作孚等工商业家都建立了联系，为联合民族资本家做了很多工作。
此外，通过邓颖超领导的妇女委员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西南实业协会”建立了联系。“西南实业协会”是1939年成立的后方几大工商团体之一，既有张群这样的政客，也有许多工商界巨头，如吴蕴初、穆藕初、胡西园、李烛尘、钱新之、陈光甫、范旭东、侯德榜、卢作孚、古耕虞、缪云台、刘航琛、胡子昂、康心如等人，理事长一职由张群担任，实际主持会务的是理事张肖梅。张肖梅是国民党要员张嘉敖的妹妹，对邓颖超很敬重很友好，定期将协会所编的《西南实业通讯》、《四川资料》寄给邓颖超。协会主办的“星五聚餐会”在西南很有影响。周恩来主动派人与“星五聚餐会”联络。1945年10月，周恩来应邀在聚餐会作了《当前经济形势》的演说，从政治环境、资本问题、发展问题、税收问题和劳资问题等方面阐明了共产党对发展工业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在工商界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第三，引导民族资本家认清形势，对他们出现的困难给予实际的帮助。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经常会见或拜访民族资本家，或应邀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在座谈中，他特别强调，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将抗战坚持到底。他指出，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民族工商业家就更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他还用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及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家的掠夺，希望工商界人士既反对官僚资本对他们的掠夺，又要以抗战大业为重，要有远见。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猪鬃、桐油等内地资源的娴熟了解和举出的一个个具体数字，以及中恳的分析，给与会工商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抗战后期国统区政治窳败，民生凋敝，工商业界也陷入困境。以实现宪政为口号的民主运动便因之蓬勃兴起。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南方局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第一次为1944年冬，中共方面出席的有王若飞、许涤新等，工商界方面与会的有吴蕴初、胡厥文、章乃器等，马寅初作为经济学界人士参加。会上，胡厥文、马寅初等都对国民党军队豫桂湘大溃败表示了愤恨和谴责。第二次是翌年2月间，座谈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他在发言中指出，抗战必须坚持到底，而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离不开工业家们做出贡献，对民族资本家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这两次座谈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联系，还推动了对方政治上的进步。
对工商界人士出现的困难，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给予了切实的帮助。马寅初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以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搜刮人民和工商界而闻名于世。国民党当局对他先是利诱威逼，后悍然于1940年12月将马寅初逮捕关押，投入息烽集中营。马寅初被捕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会同各方人士积极展开营救活动。延安《新中华报》先后发表了《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和《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两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对马寅初的迫害。不久，羁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马寅初适逢六十寿辰，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联名敬赠寿联。这一活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垄断操纵后方经济、压制人民言论的示威，因而赢得了广大工商界人士的支持。经过周恩来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蒋介石被迫在第二年夏天释放了马寅初。马出狱后仍处于软禁之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不准教书，没有行动和言论自由。马寅初的身心受到限制，连生活也出现了困难。他出狱后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先后向《中央日报》和《扫荡报》投稿，都被退回来。周恩来得悉后，指示《新华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发表这篇文章，使马寅初深受感动。
著名企业家范旭东抗战前在天津开办了中国碱公司，战时迁至四川建立新厂。新厂进口的设备全被国民党远征军征用，国民政府因此向他提供了300万元贷款。新厂建成后，在当时尚无进口货的情况下，满足了国内对纯碱的需求。然而，国民党政府突然变卦，要把贷款变为投资公款，企图吞并该厂；加上通货膨胀，导致了原材料狂涨，企业一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范旭东想自己组织“建业银行”，以获取周转资金，但缺乏投资者。周恩来知道情况后，指示负责党内财务的龚饮冰，通过和范的助手李烛尘的旧相识关系去晤谈，最后以党的经费参加投资，帮范顶住了官僚资本的吞并企图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渡过了难关。范旭东成了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
第四，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共同抗衡官僚资本。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联合的想法给予了热情鼓励。抗战末期，周恩来在郭沫若家中参加了一次聚会，会上施复亮提出要成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周恩来立即说：“你的想法好。为了胜利和民主，你应该把这个工作组织好。”后来当中国民主建国会进行筹备时，周恩来安排曾任广州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姜庆湘参与筹备工作，并叮嘱他：“你是搞经济工作的，跟工商界有一定联系，参加民建筹建，可以为党多做统战工作。”民建成立后，姜庆湘被选为中央委员。
由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功地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大大改善和促进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到“1945年，不仅小资产阶级，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一些民族资本家在与周恩来的交往中，逐步完成了对共产党“从怕、疑、服到拥护”的心路历程。有的资本家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曾任民建中央主席的胡厥文回忆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时说：“我有幸同他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外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在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我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这一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不仅扩大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而且为抗战胜利后进一步壮大爱国民主阵营力量，加强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争取和联合地方势力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地方势力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同蒋介石集团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也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对争取地方势力派有着清醒的认识。1940年3月，毛泽东指出，地方势力派“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与毛泽东一致，周恩来这样分析地方势力派：“地方势力派近乎中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在抗战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势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基于这样的分析，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争取爱国反蒋地方势力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一）利用矛盾，联合四川地方势力派
重庆时期，南方局开展争取地方势力派工作的重点是争取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云南的龙云、卢汉，广西的李济深等人。这些地方势力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地盘。抗战前，他们名义上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领导，实际上却各自为政，拥兵自重，搞封建割据。直到1935年，蒋介石借“追剿”红军的机会，才把自己的嫡系军队开进云南和四川；接着，借抗战之名，将四川、云南和广西一部分军队调离地方；后来又把重庆作为陪都。这样，蒋介石的势力便一步一步渗透到四川、云南等省，排挤地方实力派，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与这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蒋介石采用封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拉白崇禧入阁，分化上层、拉拢中层、财政统制和经济收买等手段，使广西地方实力派更亲近他，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其它地方势力派对蒋介石采取的政策是敬而远之，表面上服从，实际上各行其是。蒋介石对这些封疆大吏是既恨又怕，采取的策略是又拉又打，因此，地方势力派与蒋介石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为中共南方局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充分利用地方势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极力争取他们。四川省在抗战前是军阀刘文辉等人统治的势力范围。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将川军一部分调赴前线，并把重庆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势力逐渐排挤到川康（西康省）边界，还想将他们吃掉，把四川全部纳入自己的股掌之中。这引起了刘文辉等人的强烈不满。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3人中，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被赶到西康后，反蒋比较坚决。南方局利用这一点，加紧对刘文辉的争取工作。1938年4月，周恩来就派吴玉章与正在汉日的刘文辉秘密会晤，鼓励他坚持团结抗战，并接见了刘的代表邹趣涛。因刘文辉在这之前被人称为“多宝道人”，周恩来要邹转告刘文辉：要“变多宝为一宝”——坚持抗战，并指定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与邹保持联系。是年夏天，董必武、林伯渠、王明等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时又与刘文辉就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妥协投降进行了晤谈。刘文辉自称，这次会晤为其“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次年夏天，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抗战亡国论”又有所抬头的形势，董必武、林伯渠在曾家岩潘文化家中与刘文辉会面，与他一起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中国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此次会晤对刘文辉影响很大，他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坚定下来了，这次会晤是有重大影响的。”为进一步加强与刘文辉的联系，1941年3月，南方局派华岗以中共代表身份到西康刘文辉驻地，同其联系。
周恩来还亲自会见刘文辉，鼓励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持抗战，1942年2月，在民盟的安排下，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住处同刘文辉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为避人耳目，两人不带随从人员，面对面恳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刘文辉分析国内政治形势，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能够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在现阶段就是要促进西南地区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抵制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不久，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之间的《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这一协定，同年6月，周恩来派老情报工作者王少春到刘文辉驻地雅安，设立了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秘密电台不断将中共的有关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胜利的消息收报给刘，同时把西康方面的动态向中共中央汇报。刘认为，通过电台“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也从秘密电台及时地获知刘文辉的动向，采取应对措施。在刘文辉的保护下，秘密电台只有刘和极个别亲信知道，一直坚持到1949年刘文辉率部起义。1943年底至1944年初，鉴于刘文辉担心蒋借“用兵西藏”派兵进入西康，南方局领导人王若飞又通过刘的代表转告他：蒋外强中干，只要坚决斗争，蒋就会知难而退。刘文辉依计而行，顶住了蒋的压力。刘因此感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对我的有力支持。”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日军有入川之势。为避免刘文辉动摇，南方局派张友渔到成都同刘作了谈话，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张向刘深入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设想日军入川后，蒋介石逃往西北，西南必须自保等情况，稳定了刘的心态。刘文辉说，这次长谈“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引导下，刘文辉与中共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为其解放战争时期毅然率部起义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潘文华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三军军长，抗战初期率部出川抗日。刘湘死后，出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统领刘湘旧部5个师、两个旅及16个保安团的兵力，据守川南几十个县，可谓实力雄厚。
1938年6月，周恩来就派共产党员唐午园到时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潘文华身边任联络员，唐被任命为绥署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唐调回南方局，联络员工作由甘树人接替，潘文华又委任甘为绥署中校秘书。周恩来与潘文华曾面谈过两次，商谈双方合作问题。周鼓励潘要坚持抗战。南方局还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在潘文华处设立了秘密电台。在中共的影响下，潘文华任用共产党员田一平为《华西日报》经理，办进步报纸，宣传抗日、鼓动民主。潘还积极参与、支持民主运动，于1944年秘密加入了民盟，为张澜的政治活动长期提供经费。1949年潘文华率部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
